周總理對麗說：“我問你，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這兩個人是誰?”

“一個是劉少奇，另一個是林彪，”埃麗卡恭敬地站起來回答道。

“你回答得很對!”周恩來很高興，從座位上站起來和她握手。由於埃麗卡，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裡我都是班上的劣等生。我還不太會說“我來自加拿大”的時候，她已經能說流利的中文了。她是在馬里蘭州銀泉城長大的，從小就在家裡說中文。

更殘忍的是，有一次，外國留學生辦公室邀請了一位數學系的教授，給我們講授了一些和什麼新理論有關的東西。結束時，他給我們出了一堆數學問題。即使用英語，我的基本算術技能也很差勁，更別說用中文了，也別說用演算紙、 鉛筆、橡皮擦、 計算器和乘法運算表了。我坐在那裡愁眉不展，而在耶魯大學主修數學的埃麗卡，用心算就給出了所有的答案。數學系教授興奮極了，每看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就高興地鼓一下掌。

埃麗卡不僅擅長數學，而且政治上總是更正確。在她倡議下，為了改造我們的思想，我們請求和我們的中國室友一起參加體力勞動。我覺得這很重要，不只是為了見證中國革命，更要親身參與其中。根據毛澤東的名言：“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接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

黃幹部再一次哈哈大笑，他肯定地說，我們不會習慣。但是在埃麗卡對他發誓賭咒說出重話以後，他終於讓步了。此後，每隔一個星期的星期六，我們都去挖溝，搬磚頭，幫助建造北大新圖書館。文化大革命的教條認為，我們只有把自己渾身上下弄得髒兮兮的，才能成為更好的人。休息時，我擦乾臉上的汗，檢查我的世界觀。令我懊惱的是，我覺得自己改變不大。但是，我覺得學校領導讓我們挖溝是聰明的一招。其潛台詞是：好好學習！否則，你一輩子就得幹這個苦力！

當時，我並不知道北京大學原來是毛澤東的老婆和她激進同黨 (回來他們被清洗後稱作“四人幫”）的據點。毛澤東夫人的運動直接影響到學校，也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例如，1972 年，北大為響應“深化教育革命”的運動，就給學生安排了越來越多的體力勞動。有一個星期天，天正在下雨，學校領導宣布，我們得挖一個新的游泳池。只有我提出反對意見：“為什麼不等到雨停了再挖? 即使是農民也不會在雨中勞動的。”大家禮貌地等我說完，然後我們都冒雨出去幹活去了。

雖然我的同學都算作工農兵學生，但是很少人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子女。張紅的父母一個是護士，一個是北京市的中層官員。她被歸類為農民，因為她曾在紅色首都延安勞動過幾年。令我吃驚的是，她並不是黨員。幾年後她告訴我，“很明顯，你會感覺到人們正在觀察你。”當然，我們一直被考察，但那時我很天真，並沒有意識到這些。

張紅的工作就是把我的情況包括隱私向羅寧報告。羅寧是黨員，一個充滿自信的年輕軍人，她臉上長滿了雀斑，褐色頭髮梳成細長的辮子，塞入紅五星軍帽里。羅寧讓我想起一隻霸道的母雞，她長着一副梨形身材，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倒還真像只母雞。她的權威不是憑空來的。她的父親是羅榮桓元帥，政治局委員，中國軍事等級最高的十大元帥之一。

我不知道羅寧曾是一個紅色公主，有自己的服務員、保鏢和豪華轎車。也不知道她的玩伴包括鄧小平的女兒，1963 年羅榮桓元帥去世以後，鄧小平的女兒曾臨時搬到她家，安慰羅寧和她的妹妹。她父親曾在林彪和鄧小平領導下工作過，他的早逝顯然保護了羅寧在文革期間免受迫害。她沒有被發配到農場從事繁重的勞動，她參了軍，在當時是非常理想的工作分配。她從軍隊很容易地進了北京大學。

作為班裡團支部書記，羅寧總是忙於改造其他學生，因此張紅便向另一位黨員王立志報告。王立志是班長和歷史系學生會主席。王並沒有贏得任何競選 ；共產黨任命她擔任這些職務，因為她既堅定又可靠。王長得壯實得像一頭公牛，五大三粗，嗓音嘶啞，她知道如何使用槍，摔跤時一下子就能把人摔倒在地。她是一位煉鋼工人的女兒，曾在東北地區的煉油廠大慶作過警衛。大慶是毛澤東樹立的全國工業的楷模。王告訴我，“我的工作是保護大慶油田不受國內階級敵人的破壞，抵抗帝國主義來自外部的攻擊。”

我和埃麗卡都不知道我們的室友在把我們的情況向王立志匯報。她是我的同班同學中唯一一個堅持和我一起練習英語的。“Long liv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Canadian peoples! ”（中加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萬歲!）她會這樣喊，因為使勁臉色微微泛紅。所以當我們聽到王要過二十歲生日時，我們決定給她買一些生日禮物。但是買什麼呢？我們擔心買的東西太好，可能會被視為企圖誘惑正直的黨員。埃麗卡給她買了一些核桃，並且為她寫了一首中文打油詩稱讚她的美德，開個玩笑。我則送她一包糖果和一個雙喜乒乓球。

那天晚上晚飯後，我們敲了敲她的門，然後大搖大擺走進她的房間，唱起了“生日快樂”。當我們送給她禮物時，王臉色煞白，然後變得通紅。“生日快樂！”我和艾麗卡大聲喊。“No! No!”王用她蹩腳的英文喊起來，後退幾步，好像我們送給了她一本理查德 · 尼克松的語錄一樣。“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她叫起來，用手指着我們的鼻子。我和埃麗卡覺得很難堪，但卻不知道找什麼台階下。我們不得不想法收場。王朗讀了那首打油詩，皺起眉頭，批評埃麗卡不該寫這樣令人作嘔的溢美之詞。“一個黨員必須謙虛!”她說。我們膽怯地笑了笑。埃麗卡的流利中文也不管用；她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說打油詩，也無法解釋說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王把我摁在牆上，並試圖把乒乓球塞回我的口袋裡。最後，埃麗卡和我尷尬異常，冷汗直淌，落荒而逃。

就在1972年10月1日國慶節前，我的同學們決定開一個晚會。“我們來玩兒玩兒吧！”張紅說。這將是我在中國大學的第一次狂歡！我激動地想。我發現這個所謂的晚會更像是為四歲孩子舉辦的生日聚會。我們聚集在一個學生房間裡，強烈的日光燈照着我們六位，全是女生，一個個正襟危坐，圍成一圈，一邊嗑着葵花籽，一邊喝茶。大家都在咯咯地笑，而我卻看不出究竟有什麼好笑的，但我覺得很開心。沒有人有卡帶播放器一樣的高級設備，因此我們不得不自娛自樂。我們輪流，逼着每個人都唱京劇或者革命歌曲。他們都是老練的歌手，唱歌是從幼兒園起就反覆練習的一種技能。

但輪到我的時候，我忘了怎麼唱“啊！加拿大”的歌詞，而這是我會唱的唯一一首加拿大歌。埃麗卡和我一樣五音不全，唱得很糟糕，於是決定用一個保險的方法：數字。我們一起嘁嘁喳喳地喊出，“"Row, Row, Row Your Boat”（“搖啊，搖啊，搖你的船”和“Kumbaya，My Lord” （主啊！到我這兒來吧），但我們倆都不知道如何翻譯“Kumbaya”。大家要求我們再表演一個，於是我們表演了鄉村土風舞蹈，這不需要翻譯。然後我們都回到我們的房間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