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本来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以西化的十里洋场驰名中外。可是自从中共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支部，上海越来越政治化，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共建政以后，上海成为直辖市，政治地位更加显著。上海市委领导人可以直接进入中央当头头脑脑，号令全国，从毛泽东时代的张春桥、姚文元，到邓小平时代的江泽民、朱熔基、黄菊等，再到今天的王沪宁等人，莫不如此。

上海整体的政治倾向是左的，保守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海总是慢半拍。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十一年后，上海才在1990年开始开发浦东；而浦东新区之于上海的作用与深圳特区之于深圳的作用无法相比。上海的政治改革总是远远落后于全国。

今天，上海人政治观念的保守可以以“三代帝师”、红墙“第一智囊”王沪宁为代表。

王沪宁被称为中南海御用化妆师, 从“三个代表”思想, 到“科学发展观”, 再到“新时期习近平理论”，王沪宁贡献颇多。

王沪宁著作等身，包括《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腐败与反腐败》等。学以致用，他做学问是为政治服务的，具体说，是为当政者服务的。

王沪宁信奉新权威主义。早在改革之初的1986年, 他就发表文章, 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 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 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的作用;开始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开始介绍因“文明冲突”观点而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 其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理论等。这被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这种新权威主义思想贯穿了王沪宁的学术和从政之路。

1988年, 王沪宁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 他访问过大大小小三十几座城市和近二十所大学, 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做过调查, 与许多人讨论问题, 并将每天讨论、访问和观察到的记录下来, 写成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虽然我们不能说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美国，但是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美国的，他的既定政治观点非但没有因为访问美国而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强了。

在该书中，他说，“美国社会本身,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力量。”为此,作者试图揭示美国社会中什么因素分别构成这两种相对的力量。但是,经过多角度的比较研究之后,他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说美国是什么, 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明确的话语,那只能是:美国反对美国。只能说，他对美国的所谓考察是走马观花，目的只是为他的政治观点寻找素材，他没有接触到美国人丰富的灵性生活，无法理解美国人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

王沪宁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观看了美国的选举，认为: “任何政治体制, 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这个问题不解决, 社会就难以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之所以有作用, 在于它们能保护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政治规矩”这个词组近些年用得挺多，可见王沪宁的发明在当权者心中占有多大的分量。“不守政治规矩”，甚至“野心家”这些久违的词汇都用上了，作为政治清洗的堂皇借口。江泽民时代只整倒了一个陈希同，胡锦涛时代只整倒了一个陈良宇，算一算习近平的新时代以所谓的“腐败”、“不守政治规矩”、“野心家”罪名，黑箱操作，整倒了多少文武官员？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大倒退，王沪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美国民主，王沪宁说，“美国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机制,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均是这个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产物,只有在这个环境中它们才存在,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套用到其他社会中去。在这方面,不同国家之间不可能简单模仿。” 他对美国考察的结论是，国情不同，中国不能搞民主。因此，1989年，当学生争取民主的运动爆发后，他不支持学生。当上海一些大学的学生举行遊行和绝食，参加抗议的年轻教职工找王沪宁在请愿信上签名，被他拒绝。相反，他却在一份反对抗议的文件上签了名。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集上海学者开会，讨论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肃。大多数与会者发声反对打压导报，但是王沪宁却选择公开支持。这引起了曾庆红的注意。据说会后曾庆红把王沪宁留下，并把他介绍给江泽民。

1994年底王沪宁出版了《政治的人生》书, 从中可以窥见他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看法。

王沪宁对马克思主义深信不疑，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还是觉得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提出的理想是崇高的，没有人能够超越。马克思最早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脱离人的异己的力量，把人越来越置于这种力量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民主政治从现代以来的异变，与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物质力量有密切的关係。今天许多西方思想家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强大的科学技术交织而导致的民主的困境，与马克思在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看到的历史发展趋势还是非常逼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怀疑，随后这些问题逐渐地发展到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型态——民主政治本身产生了怀疑，因为它已经不能应付这个社会日益溢生出来的强大力量。对于经济力量和政治统治方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马克思看问题的真正逻辑。”“民主的困境”误导了无数国人，更误导了当权者。

对待历史人物，他写道：“凌晨读《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从反面来批判斯大林，几乎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一个伟人身后最容易发生的事情。一是继续维护他的威信，用来达到某种目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否定他的功绩，来达到另一种目的。社会或者说历史往往就是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但是无论如何选择，总是摆脱不了伟大人物。没有了伟大人物也就没有了历史。”在他眼中，毛泽东当然也是这样的“伟人”。

他也记录了对尼采和斯大林的看法：“尼采的学说很值得研究，因为他是在一个世界秩序需要变化的时代提出他的政治思想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最后寄托于”超人“。大凡在历史发生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即需要建立新的秩序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思想出现，主张用强力和通过强人来确立新的秩序。”如今，王沪宁正在辅佐这样的“强人”，但他们要确立什么样的新秩序？要把中国引向何方呢？

王沪宁已经从御用化妆师转而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掌门人。据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接连发文批"文牍主义"，指出不能靠"笔杆子"出政绩，"空心笔杆子"问题应当引起警惕。万维博主阿妞不牛发文说《王沪宁脑子进水了》。其实不然，这很符合王沪宁的性格，喜欢简约, 讨厌繁琐。他曾因为厌烦表格复杂而放弃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在1994年1月12日的日记中, 王沪宁称,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反对表格主义”。他在日记还提到一件事:“上次要去神户大学做访问教授, 一定要问我初中是哪天毕业, 高中是什么时候毕业, 哪一个月?哪一天?真是荒唐,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和我做一名访问学者有什么关系?最后下决心不去, 受不了这个。”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曾和王沪宁为师生关系，他对王沪宁的评价很中肯：饱读西方社科著作，却依然迷失于马克思主义的偏门；游学美国半年，却始终没有克服对美国的不理解和排斥心；逆反“西方中心论”，自以为西方最终衰败、东方必然崛起（先是日本、后是中国）。夏明一针见血地点出王沪宁逻辑思维的自相矛盾：迷信“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却又相信“政治生态学的相对主义”；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定理，去否定西方的普世价值，为“中国发展道路”制造所谓东方“合理性”。

中国政治注定要打上新权威主义御用学者王沪宁的烙印了，是福是祸，天知道。中南海水深流急，且浑浊，希望王沪宁好自为之，呛两口水恐怕难免，但要小心，脑子不要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