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老师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份打印说明书。我一下子就看见上面的两个字“反革命”。这个词是我最早学会的汉语词汇。这是邮局寄来的一封信。 我妈妈寄给我的三本过期Newsweek（《新闻周刊》）已作为反革命宣传品被没收了。

我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世界里，没有短波无线电收音机，没有报纸，而现在，连过期的新闻周刊也得不到。这里没有任何西方电影或戏剧，卫星电视根本不存在。由于毛泽东夫人的控制，我甚至不能听古典音乐，更别说摇滚乐了。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反对贝多芬运动，其首要罪恶是“创作资产阶级音乐”。我完全搞不明白贝多芬怎么可能腐蚀人们的思想，但我相信中国有权限制它认为对自己有害的东西。我只能在自己房间里偷偷用长笛吹奏莫扎特的协奏曲，聊以自慰。但我们的房间能保证隐私吗？ 埃丽卡认为当局在窃听我们，拆我们的邮件。我笑她太敏感，直到我的两封信被打开过才相信这是真的。学校把我的信翻译过，供大家传阅。而傅老师认为这很正 常。

一天，我偶然在一栋古老的大楼里发现了一个秘密图书馆。玻璃柜内居然藏着一些在中国最具有颠覆性的读物：《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书评》、《卫报》、《伦 敦时报》、《大西洋》、《时报》，当然还有《新闻周刊》。图书管理员不太情愿地让我进去了，但警告说，下次我需要带一封外国留学生办公室的介绍信才能进去阅读。当我如饥似渴地快速阅读一个月前的《纽约时报》复印件时，两名中国学生把他们的介绍信交给了管理员。当他们浏览一份英国报纸时，图书馆员直立在他们身旁，连珠炮似地问了他们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直到他们放弃，离开。

我赶紧跑回宿舍，兴奋地向黄干部要一封介绍信。他劝我“集中精力读汉语书，”我非常受挫，而他绝不让步。最后，他还是让了一点步，说我可以阅读藏在西方语言系另一个上锁的阅览室里的过期的《国家地理》和《读者文摘》。我不明白为什么《读者文摘》不像《纽约时报》那样令人讨厌，但总比专门报道大丰收的月刊《中国画报》有意思得多。我想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秘密阅读室存在。有没有收藏Glamor（魅力）杂志、八卦杂志National Enquirer以及成人杂志Penthouse（阁楼）。我还享有一项特权，黄还允许我从大学图书馆借禁书，包括托斯丹·邦德·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梅勒、普鲁斯特、海明威、贝娄和多斯.帕索斯的小说。

由于除了学习中文外没有什么别的要做，我的中文进步迅速。到了12月中旬，我开始和张红的班级一起上历史讲座课，大约能听懂一半。在加拿大我属于明显的少数民族，总觉得我是中国人。但在中国，我学的中文越多，我越觉得我不是中国人。我曾希望在这里找到我的根。相反，我发现我越努力成为中国人，我越意识到我根本不是中国人。当阳光灿烂，傅老师不在语言能力或其他方面把我和埃丽卡作比较，我会觉得舒服点。当一切似乎都乱了套，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外星人。

1973年1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在未名湖观看速度滑冰比赛。在一片毛装中两名男子穿着与众不同。他们都穿着到膝盖的皮靴，镶毛皮和刺绣的藏袄和藏青色的丝绸圆帽。出于好奇，我走过去和他们聊天。他们是附近的中国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令我吃惊的是，他们马上显出了敌意。也许他们对中国人围观他们感到了厌烦。我们磕磕巴巴地说了一会儿话。我问他们觉得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显然，这样的问题他们已经回答过太多次了。其中一位说，“中国的所有领土都是毛主席的，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都没问题。”

我很同情他们。我自己这么努力试图适应，甚至学习了中国的肢体语言。若要想表示“我”，我不能用西方人的方式粗鲁地挺起胸膛来表示，而要学着轻轻地用食指点一下我的鼻子，距离大约一英寸。我学会了当地民众不准时的生活习惯。我也不再没完没了不厌其烦问问题了。我也学会了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用我的手指吃东西。 但中国是这样无情地墨守成规，所有左撇子都被迫从童年起开始学习用右手拿东西和写字。我的左撇子总是立即吸引来一帮人观看。“你看，她用左手写 ！也许她有痴呆症？”或者“你看，她用左手拿东西！真奇怪!”

有几次，我无意中违反了文化大革命严格的着装规定。那时，在夏天穿一件衬衫没问题，但冬天在公共场所只穿一件毛衣在中国人眼中相当于上身没穿衣服。张红说，“大家都在笑话你。看起来太丑了。”她骂我出去不在外边穿一件夹克盖住我的毛衣。当北京的三伏天开始时，穿长裤让我难以忍受，但裙子和短裤在上世纪70年代初闻所未闻。我买了一些布料，在当地裁缝店做了几条袋装短裤，每条花了一毛钱。裁缝店工作人员好像有点怀疑，直到我向他们保证我是外国人才肯接活。直到我穿着短裤到处骑自行车时我才意识到我犯了多大的一个错误。北京卡车司机按响喇叭，摇下窗户冲着我大喊，“大腿!”在穿鞋子问题上我也遇到了麻烦。所有的中国女性都穿着标准的塑料凉鞋，但我的脚太宽了，挤不进去。所以我穿着塑料拖鞋去上课。傅老师斥责我不尊重老师。显然，人字拖鞋在人们眼中和裸体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呆整整一年？中国就像一个永无休止的外展课程 ； 我知道，要是我放弃了，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也把如何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的所有毛主义信条记在了心里。我真的相信如果我努力改造我的“世界观”，终有一 天我将有资格参加中国革命。我竭力消除文化冲击带来的不适应，只把它作为培养个人品格的必要过程。我有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创造历史的机会，与此相比，一点个人损失实在微不足道。埃丽卡和我都答应呆到明年夏季。在经过痛苦的辩论后，我人认为，虽然我们真的很想念摇滚乐，但我们也迫切需要重塑自己。我们甚至申请延长到第二年，直到1974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