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转贴了长平的一篇文章《中国：呼唤贵族精神，扫荡流氓意识》，文章揭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引人深思。

但是，我认为现在提倡所谓的贵族精神是不合时宜的。我同意阿妞的观点，“在中国，呼吁扫荡流氓意识，非常必要。但是提倡‘贵族意识’，不但欧美西方的是个过去式甚至幻觉，在中国民众中残留的也就是昔日皇宫贵族声色犬马遛鸟斗蟋蟀吟雪葬花之类，这还是好的。更可怕地就是‘我爸是李刚’，薄熙来习近平是蓝血。”除非中国要搞封建复辟，搞君主立宪制，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倡所谓的“贵族意识”，而应提倡公民意识，绅士精神。

前年在万维上曾有过一场关于绅士、贵族的讨论，我也写了一篇《中国还需要“绅士”吗？》，指出，道德堕落、拜金主义盛行的中国亟需提倡绅士风度。

“绅士”就是士大夫，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君子” 。《论语》共有80多处谈到了有关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主要是“温、良、恭、俭、让”。绅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革命的逐步深入而被消灭。

中国绅士主要分布在农村，因此通常称为乡绅。“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绅士承担着维护伦理纲常的责任，维护着基层社会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绅士才是地地道道的“人民代表”，代表底层人民和政府打交道。他们的领袖地位不是上级授予的，而是凭威望由基层人民自发选出的。当底层人民和上面命令发生矛盾的时候，绅士就通过一些自下而上的机制，通过他们当官的亲友的各种关系来协调各种官民矛盾冲突。伏尔泰认为, 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官员绅士, 是形成中国政治制度良性运作的基础。

清末，随着社会经济关系、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传统的绅士阶层发生了结构性的剧烈变化。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绅士阶层走向没落，经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农村的社会结构彻底崩溃，绅士阶层也土崩瓦解了。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的一个对象就是乡绅。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的“土豪劣绅”就包含乡绅，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所谓的农村革命也被称作“痞子运动”。在毛泽东看来，“痞子运动”天然合理，“土豪劣绅”要被打倒。他曾说过，“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中国的农村革命所依赖的中坚力量就是地痞流氓，对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灾难性影响，直到如今。

今年三月在亚洲学年会上，有好几位学者宣读了论文，专题研究了大跃进三年饥荒期间农村大规模饿死人事件，发现这和共产党依赖的基层干部的素质有很大关系。由于这些基层干部多出身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流氓无产者，心狠手辣，眼看着农民一个个饿死也无动于衷，更有人瞒报饿死人数，以便继续从上面领取口粮。研究也发现，那些饿死人较少的地方多因为地方干部素质较好，尚存恻隐之心，怜悯之心，敢于反映饥荒问题，甚至敢于顶住上级压力，开仓救助饥民。

长平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是“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并指出：“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从街头小巷到学术殿堂，从平民百姓到权贵富豪，或下流暴戾，或腐败堕落，流氓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语言流氓，到行为流氓，再到意识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

这话说得有点绝对，过分，但是，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革命洪流冲击下绅士阶层的消失对中国社会道德产生了严重影响，发展至今，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在拜金主义盛行，社会道德标准下降严重。中国现在富人很多，但这些人普遍缺乏绅士风度，只知道炫耀财富、言语粗俗，为富不仁，为人不齿。由于贫富差距拉大，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底层的“仇富”心态滋生，蔓延，富人在中国没有安全感，纷纷移民，转移资产，为自己留后路。

因此，中国有必要倡导并恢复在剧烈的社会革命中被抛弃的绅士精神，鼓励富人努力培养绅士精神，参与慈善事业，以财富回馈社会，在获得精神满足的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这将有助于消除贫富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但是，俗话说，三代产生一个贵族，“由富到贵”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培养全民崇尚的绅士精神就更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