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基督徒，自然非常关心中国和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关心中国基督徒的生活，非常希望得到真实全面的信息。几年前回国，也曾参加过国内教会的崇拜，并和传道人有过交谈，但是很不深入，很不全面，心中有很多疑问没有得到解答。最近读到王志勇牧师答美国加尔文大学教授何乐礼先生的访谈录，突然感到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过的对中国教会历史和现状最全面深入的论述，值得一读。

神爱世人，神也爱中国人！感谢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同胞中兴起了像王志勇牧师这样信仰纯正、知识渊博、眼光敏锐并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新型传道人。在这个访谈中，他讲了自己的信主见证，谈到了自己对中国教会现状以及中国宗教政策的深入分析和反思。和许多人的看法相反，王志勇牧师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相信神爱中国人，神要救中国人。当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悲观，认为中国一条腿的改革已经陷入困境，难以为继，中国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王志勇牧师告诉我们，中国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他所憧憬的未来的中国，乃是“自由教会”与“圣洁国家”结合的新生的神州。

“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诗67：1－2）。

 可爱的中国、光明的未来

－中国与中国教会访谈录：王志勇牧师答美国加尔文大学教授何乐礼先生―

中国是可爱的，不仅因为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故土，更因为中国也是属于上帝的；

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不仅因为这是我们的愿望和祈祷，更因为中国的未来是在上帝的手中。

英国宣教士戴德生曾说：“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我们祖祖辈辈生长在中国的人怎能不爱这块古老的土地呢？！怎能不为她忧心、为她祷告、为她祈福呢？！

中国这片曾经倾洒了无数圣徒鲜血，无数仁人眼泪，无数志士辛劳的故土，因着上帝的祝福，必将盛开自由与和平之花！

编者按：基督徒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国和中国教会？目前的中国和中国教会到底处于什么状况？有的人主张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教会正在经历伟大的复兴；也有的人说中国正在面对经济、政治和道德崩溃的危局，甚至有可能走向拉丁美洲式的坏资本主义。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美国加尔文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何乐礼先生，就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有关情况，采访了正在美国加尔文神学院进修学习的王志勇牧师，现整理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国内外关注中国和中国教会现状的朋友了解中国和中国教会的状况。

透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必须用圣经启示的真理的来观测，明白中国教会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具体的处境来考虑。可惜，大多数国外宣教士和观察家无法从根本上体察中国具体的处境；而中国大多数传道人因为阅历和资源有限，对圣经缺乏整全的认识，对中国的政治处境缺乏深入的思考，因此无法对中国和中国教会提出比较全面的看法。惟愿上帝在中国兴起更多的传道人，既在圣经真道上有充分的装备，同时又像当初以色列历史上以萨迦支派的二百个族长一样“通达时务”（代上12：32），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时代工人。其实，中国几千年所所盛行的就是各种形式的人本主义。不管是儒教、道教，还是佛教，都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和说教。从圣经的其启示来看，人本主义本身就是行不通的：“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林后10：12）。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与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拍即合，根本原因这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人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核心无非就是把马克思等有限罪人一时的意见无限夸大，上升为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这本身就是对人这种受造物的崇拜，乃是偶像崇拜的变种。所以，历史上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管是苏联、罗马尼亚、中国，还是柬埔寨、北朝鲜、古巴等地，普遍出现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的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样，人本主义最后所导致的不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借助政权使暴力合法化的强权政治，也会必然导致“枪杆子里面出真理”这种以暴力取代真理的强权哲学。

可惜上千年以来，中国教会一直没有系统地牢固地建立起能够与人本主义抗衡的合乎圣经的神本主义神学体系。长期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并没有像佛教一样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主流文化。有些傲慢的外国宣教士根本不重视中国文化，甚至不学习中国语言，当然也谈不上大量地译介基督教神学书籍，更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了。很多本土传道人既不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又未深入研究基督教神学，或者是反神学，反传统，对自己的经历大讲特讲，或者是鹦鹉学舌，简单地重复一些海外教会肤浅的信息。因此，长期以来，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的更新中并没有光与盐的积极作用，更没有在中国社会历次转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当然，之所以如此，还涉及中国文化内在的因素，以及中国教会本身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政权在上，宗教在下，基督教不过是受制的宗教之一，西方式的“政教分离”在中国历代以来根本就不存在，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之下更是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有四次来华。第一次是主后635年景教进入中国，景教来自聂斯托里派，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旁门，在基督论上有问题，在宣教策略上走的是混合主义，而且中国信徒在整个教会内始终没有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停留在“胡教”的阶段。第二次发生在元朝，历史上被称为也里可温教，既有景教的残余，也有罗马天主教的因素。主要的信奉者并非汉人，而是当时统治汉人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他外来的少数民族，因此，基督教被视为是外来的统治阶层的宗教。第三次是明清天主教，这一阶段天主教宣教士皆仰赖中国皇帝的支持，主要在士大夫中间周旋，基督教并没有深入民间，到康熙、雍正禁教，天主教在中国一时就变得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了。第四次乃是基督教改革宗宣教士马礼逊与1807年开始宣教中国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宣教士被迫撤离。这一次基督教登陆中国恰恰遭遇两大不幸，一是正直西方列强迅速崛起，中国衰微，内忧外患的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处境，使基督教的宣教与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挂在一起，给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带来了阴影。二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新派神学开始侵蚀基督教，也直接影响到前往中国的宣教士。所以，这一时期，宣教士中重视纯正教义的人不多，多的是所谓的超宗派的宣教士，教义性的译介和教导不多，更谈不上建立系统的既合乎圣经，又针对中国处境的神学体系了。林荣洪先生总结说：“一般晚清传教士的信息，都是偏重个人得救和品德修养，并且倾向出世思想。”（林荣洪：《中国神学五十年：1900－1949》，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76页）其实，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直到今天。所以，当教会面对不信者在政治上的压迫和思想上的欺骗时，中国教会并没有神学上的装备、组织上的建造和灵命上的预备，教会的牧者纷纷跌倒，基督教迅速被不信者控制、操纵。官方三自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专制政权的附庸，对内压制真正坚持真道的人，对外欺骗国际舆论。因着上帝的怜悯，地下家庭教会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教会的主流。很多家庭教会固然坚持主耶稣基督在教会中的主权，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一些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也成为宗教上的持异见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由于缺乏基本的人文教育和纯正的神学教导，各种异端一直困扰大部分以农村为基地的家庭教会，使他们无法在中国社会中发挥在真理方面的带头作用，更无法在学术研究、神学教育和宣教外展方面在国际社会中立足，只能是国外基督教会帮助的对象、国际正义舆论同情的对象。

另外，对于中国基督徒而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教会不能脱身中国具体的历史处境，一味渲染自己受迫害的情况，必须晓得在中国遭受专制荼毒，人权毫无保障的不仅是基督徒，还包括其他各种信仰背景的社会大众，甚至那些运用权力欺压人的人最终也是受害者。特别是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提起共产党就咬牙切齿；一说三自会就横眉冷对。这方面固然有可以理解的历史性原因，但作为基督徒，作为中国基督徒，我们的仇敌并不是“属血气的”（弗6：12），也就是说，中国基督教会所对付的不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是民进党，不是三自会，而是自身的罪。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在行为上仍然有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具体的罪，而是我们并没有竭尽全力全方位地学习、宣讲、活出上帝的真道来。只有达到这样的认识，中国教会才能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属灵层面，教会才能发出超党派、超政治、超宗派的声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福音所针对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当悔改，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而且基督徒不仅不应对任何人、任何政党恨之入骨，而且也不能有任何优越的感觉：“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9－10）。基督徒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够不煽动对政党的仇恨，对民族的仇恨，对个人的仇恨，才能在中国这个仇恨充斥、暴力充斥、报复充斥的文化中，传讲上帝在基督里所预备的恩惠的福音、和好的信息。当然，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在原则和立场上，基督徒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违背上帝旨意的犯罪，不管是来自国家的，还是来自教会的，基督徒都要勇于面对。

当然，此处所反映的是王志勇牧师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教会和机构，但他的看法确实有独特的令人深思之处。王志勇先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同时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既有在异教中多年修行的经历，又有在中国大陆归正、牧会和教导的经验，还有在牛津大学、中国神学研究院、加尔文神学院等国内外学术和教会机构学习、研究、访问、讲学的经验。因此，他不同于那些只讲文化与学术，对教会生活不关心、不参与的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也不同于那些只管灵不灵，不管真不真的吃饼得饱的基督徒，在今日中国和中国大陆教会中确实具有独特的代表性。他所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既不同于以王明道为代表，为基督教信仰而把牢底坐穿的中国老一代传道人，也不同于徐永泽为代表，信仰立场受争议的一代传道人。他所代表的是一群新一代中国传道人，这些传道人主要生活在城市之中，都受过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甚至有在欧美留学或考察访问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宣教牧会，并且都受过一定形式的神学训练，有一定的神学基础。通过门徒培训和文字事工，他们的服事也开始影响到周围的城市和农村。他们中间很多人曾经甚至仍然担任律师、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等高级职称。他们既不无端地仇视国家的权威和法律，也不惧怕、屈服，而是根据圣经的原则予以尊重，同时在信仰立场上绝不妥协，坚持主耶稣基督在教会中的主权，绝不接受世俗政府对教会的辖制。他们在中国城市教会中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中国教会的中坚力量。这是研究中国和中国教会的人士不可不重视的新现象。

王志勇牧师谈话的角度如下：

（1）从一个基督教信徒的角度充满感恩地分享了自己归正的经历；

（2）从一个基督教学者的立场力求客观地说明了中国和中国教会目前的真实处境；

（3）从一个基督教律师的角度具体地解释了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政治与法律进展；

（4）从一个基督教牧师的角度以牧者的心肠表明了对中国教会现状的忧虑；

（5）从一个基督教神学家的角度阐明了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思想和神学处境；

（6）从一个基督教国际主义者的角度为中外教会在福音事业上的合作提出了忠告；

（7）从一个基督教爱国主义者的角度充满信心地展望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未来。

当然，中国如此之大，中国和中国教会的问题非常复杂，这一《问答》远远不能囊括中国和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即使所涉及到的问题也不会完全穷尽，但王志勇牧师从基督教世界观的角度观察、分析中国和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确实做出了一定的有益的尝试。愿上帝怜悯，使用这一《问答》，感动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他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认识到上帝对中国的旨意，为中国思考，为中国祈祷，为中国动。                                      ――恩典

 一．个人归正四阶段

何：欢迎你们来到美国！我想就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情况，向你们提一些问题，请你们回答。我们要把有关的材料剪辑成电影，使我们加尔文大学的学生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中国。

王：谢谢何先生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谢谢你关心中国和中国教会，我知道你想尽量全面、客观地把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情况介绍给加尔文大学的学生，当然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我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和分析，可能与一般中国人或美国人所介绍、美国人所了解的并不一致，我想关键还是本着心灵和诚实说话，实事求是，尽管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有所不同。

何：谢谢你这样坦然相告。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

王：我成为基督徒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实际上，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我都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基督徒，而且得蒙上帝特别的呼召，参加教会的圣工和侍奉。我自己信主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不知不觉的泛神论阶段，二是被人灌输的无神论阶段，三是寻求信仰的探索阶段，四是归信基督教阶段。

（1）泛神论阶段：但我从记事以来，确实一直关注与宗教相关的问题。我出生于1966年，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就在那一年开始。虽然成长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红旗下，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和邻舍就给我讲过很多鬼神的故事，就像蒲松岭在《聊斋治异》中所记录的故事一样。他们讲得都是绘声绘色，让人相信确有鬼神。另外，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母亲都要祭拜天地鬼神祖宗，还为我拜了一个“干妈”，就是乡村碾场用的碌碡！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泛神论的信仰，从小就很怕各种各样的鬼。后来才晓得，其实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装神弄鬼的人！

（2）无神论阶段：说是“无神论”阶段，其实并不是没有“神”！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神”！我从1973上小学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成为一名“红小兵”。如今记得当时所学的语文课本上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所学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当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敢相信，毛泽东还会死吗？是不是有人造谣？可见当时对毛泽东的迷信崇拜到了何等地步！毛泽东虽然死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和荒谬也逐渐暴露出来，但马克思主义的僵尸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仍然被迫接受无神论教育。这种无神论教育一直持续到高中阶段。我自己总是提醒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接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但在少年的梦呓和青春的向往中，总是把爱情和理想之置于超越任何物质的层次，那时最喜欢的名诗就是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实，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当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自由，革命不过是获得自由的手段。可惜，他们的无神论、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破坏了道德的根基，不仅不能使人得自由，反倒使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意识和社会常识，使得人性变得更加异化、扭曲，甚至使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另外，自己也常常在深邃的星空下，油然想起千古疑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呢？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式呢？这井然有序的一切难道真是出于偶然的进化吗？虽然多年接受无神论的灌输，但无神论始终没有给我确信。把一切都归于物质本源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是无神论教育动用政治压力硬扣在身上的壳子，随着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这层壳子越来越令人厌恶反感，却又摆脱不了。

（3）寻求信仰的探索阶段：1985年，我开始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读书，专业是国际经济法。这时候，人生意义的问题空前地摆在了自己面前，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成了昔日黄花，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和有关的反思已经使人从根本上怀疑共产主义的合理性，改革开放的政策又使人看到所谓的欧美国家并不是腐朽的时刻就要灭亡的怪物。相反，在高举“赛先生”和“德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样盲目崇拜个人，大规模践踏人权的丑陋现象却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怎能不使一向以具有先知性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深地思索呢？对于共产主义的残酷，我自己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不需要别人用理论来说服我们，别人再欺骗我们也欺骗不了。我自己的一个哥哥死于饥荒，我的外婆也是死于饥荒。我从小总是羡慕别人有外婆疼爱，常常向母亲问起外婆的事，母亲总是向我讲起那辛酸的往事，无数的人被摧残，无数的人活活饿死。这些惨剧不是发生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而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红旗下！农民丧失了土地，丧失了房屋，丧失了迁徙的自由，甚至连乞讨的权利都丧失了，只能在家里等着饿死，外出逃荒就是“盲流”，就要被拦截，被遣返，甚至被关闭到集中营里劳动改造！中国现代农民所受的待遇实在连古代的奴隶也不如。奴隶是别人的财产，还有人从财产的角度珍惜。而中国农民则一直是暴君们随意残害的对象，是他们各种怪诞念头的牺牲品。在共产党掌管中国之后，农民更是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成为任意切割的鱼肉，在社会地位上沦为等外的贱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的既空前怪诞，又空前残忍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只有共产极权国家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历史来。因此，共产主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曝光和反思就已经在中国死去了，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和被欺骗蒙蔽的人之外，再也没有人主张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到底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个阶段，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样书籍，参加各种讲座，研习宗教典籍。那时候最时兴的就是“气功热”，形形色色的大师粉墨登场，声称自己得了超自然的能力。我对修习“气功”的人表示尊重，这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同时修习“气功”也表明他们也是有精神追求的人，这总比那些终日昏昏噩噩，以吃饱了为满足的人要强，更胜过那些仗着手中权力欺压别人，并以玩人害人自乐的害人精。但我一直反对各种形式的“气功”，从一开始就认为“气功”是骗人的，表面上讲练功，实际上背后各有自己的一套宗教理念，最后必然会发展成各式各样的会道门，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教主来！

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到中国传播印度教的宣教士。我本来就对东方神秘主义想往已久，因此很快就投入印度吠檀多神秘宗教的研究和修行，成为在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第一批修习印度教的奉献者，并参与把印度教的经典翻译为中文。吠檀多宗教哲学中“不一不异”、“即一即异”的哲理精神，和通过各种“瑜珈”而与至高存在达到神秘契合一的宗教修习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中间又经历了六四运动的洗礼，使我对中国现实政治更加失望、厌倦，同时也刺激我思想“自由”这一概念背后的宗教理念。若是没有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若是不以上帝的启示为标准，“自由”不过是人人都可利用的旗帜，最终占上风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暴力！一边修习印度教，一边反思中国问题，中间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哲学三年，接触各路高手，彼此切磋，这样一晃就到了1996年。

（4）归信基督教阶段：我于1996年4月决志信主，同年10月受洗，1997年蒙教会呼召进入全职侍奉。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读过圣经，钻研基督教神学，甚至在北京大学旁听过一些神学课程，也和一些信基督教的朋友谈论，甚至到教堂里听道，和牧师辩论，但这不过是我自己感兴趣，还谈不到信仰的层面。在十年修习印度教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意识到无法靠自己的修行克服罪的问题，那些所谓的“大师”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罪人而已，他们刻意为自己编织某种神圣的光环，让人顶礼膜拜，不过是自欺欺人。但我仍然沉溺于罪中之乐，靠自己的一点小聪明不时寻找、制造、利用机会，使自己能够在烦恼的人生中间得到补偿，寻些乐子。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人生，成为安慰自己的口号。但罪中之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欲望得到满足，剩下的就是空虚的无聊；欲望得不到满足，剩下的就是烦恼的等待。以欲望为中心的生活，始终充满了无聊和烦恼。

1996年，我和朋友在北京开办律师事务所。有一次，客户都是基督徒。在北京五星级宾馆凯宾斯吉饭店里谈完了生意，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几位基督徒征求我的意见之后，开始向我讲解他们信主的见证，然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为自己的救主。当时，我就一口答应下来，闭上眼睛，跟着人作了认罪悔改并接受主耶稣的祷告，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基督徒”！我真不知道我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但我知道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不仅认识到自身的罪，认识到自己在罪中的无能和绝望，并且认识到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从此在心灵上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惟独信靠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完全的安息。一开始，很多人怀疑我是否真的信主，像这样一位名牌院校毕业的年轻有为的律师，他既不缺乏工作的机会，一时也没有需要医治的疾病，难道他会需要主耶稣吗？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会放弃他自己的工作。他使我越来越恨恶罪，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断对付自身的罪，追求圣洁的生活。但是，因我为自身的软弱和败坏，还是常常被罪胜过。这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基督徒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得蒙保守也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另外，信主之后，我也走过一段弯路。因为带领我们信主的是一对灵恩派的夫妻，所以我们一直跟随他们学习并参加教会的侍奉，就这样在灵恩派教会中侍奉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后来上帝按他自己的美意把我呼召到改革宗的旌旗之下，使我在他面前确实得着了满足的喜乐。这使得我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不可信，世上教会的有限性，更加信靠独一可信的救主耶稣基督，正如《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所告白的那样：“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绝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一切的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藉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

二．新中国教会发展四阶段

何：作为基督徒，在今日的中国你能够自由地信奉基督教吗？

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有”或“没有”这样的字词来回答。我们还是需要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社会总体状况来谈论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既然处身中国社会中，必然与中国社会风雨同沐，不可能孤立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信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掌国家政权。从此，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改造阶段，其次是消灭阶段，第三控制阶段，第四是引导阶段，接下来的第五个阶段就是开放阶段。这些阶段也是与中国社会在共产党执政以来所经历的阶段类似。

（1）统战路线与改造阶段：这一阶段是共产党在多党合作的架构内稳固政权的阶段。共产党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以一党的政策逐渐代替国家的法律。教会处于被分化和改造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949中共建国开始至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法律标记是1949年9 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临时性宪法文件，此文件确定“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在近现代宪法历史上，“专政”一词第一次堂而皇之地进入“宪法”之中，使本来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成为国家权力无线膨胀的遮羞布。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持进化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麻醉殖民地人民的鸦片”（列宁），把宗教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共产党通过安插在教会内的地下党员和一部分被招安的教牧人员，发动“三自革新运动”，发表《基督教宣言》，没收基督教教产，控制神学教育和基督教出版事业，成立“三自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简称），家庭聚会增多，真教会开始转入地下。

（2）强硬路线与消灭阶段：这一阶段是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走向全面专制的时期；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开始以政治运动为手段消除党内外异己势力。教会表面上处于被瓦解和消灭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到1978年邓小平执政。这个时期人民的财产被剥夺，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或是被杀死，或是被监禁，或是被招安，圣经被焚烧，生命随时面临危险，更不用是宗教崇拜的自由了。在这段时期内，不仅基督徒丧失了敬拜的自由，全国人民都沦为暴政的奴隶，甚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秘密迫害致死。在这一阶段，参加“三自会”的那些教牧人员也成为受打击的对象，温州郑大同先生称之为“打狗腿子”，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当然，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基督徒仍然在各处秘密集会传道，真教会在迫害中继续发展。

（3）温和路线与控制阶段：这一阶段是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走向威权统治的时期。这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至1982年中共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先生以“实事求是”等“非意识形态化”的策略瓦解了共产党内部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的左派思想，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可惜走的仍然是清朝末年“洋务运动”的老路，甚至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立宪运动”。此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邓小平先生所面临的选择是：一是公开放弃，如后来俄罗斯和东欧所作的那样；二是继续坚持，如北朝鲜金正日政权所作的那样；三是搁置意识形态之争，集中精力恢复次序，发展经济。邓小平走的是第三条路线。这一时期，受共产党统战部和宗教事务局监督和指挥的“三自会”重新开始活动，一些三自会的教牧人员得到所谓的“平反”，一些教堂重新对外开放。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第十九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规定：“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应允许，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应经过爱国宗教人员进行工作，说服信教群众，另作适当安排。”可见，家庭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宽容。

在这一阶段，胡耀邦先生与赵紫阳先生先后执政。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富有人性和体恤民众，锐意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国家领导人，可惜“出师未捷身先缚，常使英雄泪满襟”！在他们执政阶段，是中国解放以来少有的温和时期，那时人民开始享有空前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包括宗教自由。后来，江泽民上台执政，开始严厉打击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组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江泽民在很长时间内仍在不同程度上处于邓小平等共产党元老监督、引导之下，即使他掌握大权之后也没有开历史倒车的能力和权威，改革开放已经是大势所趋，无人能够抵挡。因此，他所执行的仍然是相对温和的路线，注重健全法制体系，试图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宗教问题，这一时期的宗教问题成为“法律问题”，政府经常运用所谓的“法律手段”对基督教进行控制或打击。但是，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的社会中，政治的考虑往往胜过对法制的尊重，个人意志往往凌驾于民众之上，所谓的“法律手段”常常成为官僚手中打击报复的工具。这一时期，“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都处于复兴时期，教会相对享有敬拜的自由。

（4）宪政路线与开放阶段：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上台执政后，走亲民路线，高举宪法大旗，甚至提出以法治党的主张。胡锦涛先生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民”论点，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然，最重要的是承认“权为民所有、官为民所选”，否则整个权力体系仍然缺乏建立在民意和选举基础上的合法性。胡锦涛先生在记念邓小平百岁诞辰记念会上力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依法施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族监督。”“胡温新政”确确实实给压抑已久的中国人带来了的一定的盼望。但是，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尚未确定，他们还没有完全走出上一代领导人的阴影。更重要的是，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一般性的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汤不换药，中国人已经吃透了“明君”的苦头。基督徒的盼望是祈求上帝改变人心，重建道德与法治，这是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本。但我们仍然发自内心地祈祷，惟愿上帝保守、带领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以及其他未来中国社会的领导人，真正贯彻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走上民主与宪政的道路，避免社会矛盾走向激化，使中国重新陷入大规模的动乱之中。包括共产党员在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共产党必须还政于民，从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向自愿接受宪法约束，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执政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在这一阶段，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将真正步入正规，国家将放弃对宗教和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在一个开放与多元的宪政社会中，基督教如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出现？教会需要敬虔的生活，也需要纯正的教义和系统的思想，才能在中国道德与文化的重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我们期盼这一阶段的早日到来，无论宗教背景如何，所有中国人都能得享造物主所赐予的宗教自由。

目前，中国教会当然处于“控制阶段”，仍然受到许多限制，但同时也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这些限制和自由的程度具有极大的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如上所述，“宪法”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社会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威性，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因此，“宗教信仰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局势直接相关。

（2）地方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宪法非常宽泛，地方行政法规是宪法的具体的落实。但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各个级别的行政法规一直对宗教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若是按现有的行政法规登记，教会基本上被完全捆绑起来。比如不能在宗教场所之外传教，传道人不能跨区传教，既所谓的“定点”（教堂或聚会点）、“定人”（负责人）、“定片”（传道人行使圣事的地区范围）。因此，中国许多教会自觉地没有按政府的规定登记，这部分教会被海外媒体称为“家庭教会”。

（3）实践中的做法：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革时期，各个地方当局的执政官对待宗教自由的看法与做法并不完全相同。另外，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做法也与当地基督教的势力强弱有关系，在基督徒占优势的一些村庄和地区，当地政府为了保持地方稳定，对教会有相当大的尊重。同时，中国政府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信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靠警察手段来解决，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警察介入宗教问题，干涉别人信仰，也是警察的耻辱。因此，在中国政府部门内，甚至包括在公安机关内，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干预的宽容政策，北京市的情况就是如此。我自己在北京牧会七年，认识很多家庭教会的牧者，虽然因为不登记，也在各个方面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但基本上都能自由、安全地聚会。笔者曾经在一个“宗教与政治”学术研讨会上与北京市宗教管理局的一个级别比较高的干部相遇，问询宗教管理局现阶段对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处理方式。他的回答是：主要是“摸底”、“掌握情况”。

我们可以说，政府对家庭教会基本上一边采取温和的宽容政策，同时对有密教倾向、与海外联系、人员较多的教派进行严密监控和打击。总体上而言，基督教在中国所享有的自由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也是上帝对中国和中国教会特别的恩典，也表明我们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仍然是一个警察社会、封闭社会，不是一个民主选举的宪政国家，国家对新闻、社团等保持严密的控制，基督教在中国所享有的自由与真正的宗教自由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三．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

何：在中国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加入家庭教会？为什么他们不参加国家批准的大教会呢？

王：加入家庭教会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加入三自教会，也就是国家批准的大教会的人也不少。目前，在人数方面，各方面都缺乏客观的数据。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家庭教会确实在不断倍增，但三自教堂也是人满为患，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

我想首先澄清有关的概念，然后再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其实，“家庭教会”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到底什么是家庭教会呢？普遍性的理解就是接受登记，加入“三自会”的教会就是三自教会；不登记，不接受“三自会”领导的就是家庭教会。登记或是否接受“三自会”的领导成为划分教会的主要标记，这实在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可悲的一页。其实，有少数在三自旗下教会中服事和聚会的弟兄，正如被掳巴比伦的但以理，仍然对上帝及其教会忠心耿耿，努力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为主作见证；也有很多自称家庭教会领袖的人其实是无法无天、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灵命的真假绝不是以在哪里聚会为标记的！

根据圣经启示，关于教会，最重要的是分辨真假，而分辨真假的标记关键在于是否有合乎圣经的真道的传讲，合乎圣经的圣礼的实行和合乎圣经的教会的劝惩。另外，在教会历史和神学书籍上，有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争战的教会与得荣的教会，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之争，而“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划分恐怕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特有的现象。这种命名和划分本身就是因为在真道上不清楚的缘故，政治上的定义远远大于宗教上的定义。这种概念界定上的混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从圣经的启示和中国的现实来看，基督教会如果接受政府的登记要求，和“三自会”的领导，等于公开赞同、接受不信者对教会的控制，这是对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主权的公开的蔑视和亵渎。所有加入政府操纵的三自体系的教会从本质上已经放弃了坚持真道的立场，这就是以王明道先生为首的见证：“自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种。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王长新：《又四十年》，30页）。但我们绝不能说，不走三自路线的家庭教会就是信仰纯正的教会，事实上，呼喊派、重生派、被立王、东方闪电等种种异端邪说是在所谓的家庭教会中生发并兴盛的，这些异端的头头甚至以中国家庭教会代表的面目出现国外媒体中。准确地说，信仰比较纯正，拒绝接受不信派辖制的中国家庭教会与英国教会历史上的“脱离派”（separatist）或“不从国教派”（non-conformist）类似（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09－531页）。

我们不能不承认，参加三自教会的人数也大有增加。一是三自教会有教堂，聚会的地方稳定；二是三自教会虽然败坏，但还有一定之规，最起码受政府的规范，但许多家庭教会则是无法无天，暗箱操作，异端邪说多是从家庭教会中兴起、泛滥。

当然，“三自”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怪胎”：所谓的“自传”、“自养”、“自治”，都是不伦不类的口号，是二十世纪民族主义与人本主义新神学结合所生的产物。教会是一个大家庭，首先应当是“神传”、“神养”、“神治”，在福音的宣讲、教会的经费和治理上当完全仰望上帝主权的供应；同时，根据《使徒信经》的告白：“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教会互为肢体，因此，不管是国内的教会，还是国外的教会，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资源共享，在资金上互相接济，在组织上互相联结，在灵命上彼此代祷，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共产党自己还参加过“共产国际”，甚至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资助，为什么要把中国教会从基督教会这个国际大家庭中硬硬地隔离出来呢？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大家都知道生意上存在跨国公司，为什么中国教会就不能跨越国界，与其他国家的教会建立一定的组织上的联系呢？共产党在这些方面实在是只许州官防火，不兴百姓点灯！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所谓的“三自”不过是社会上执政的无神论者勾结教会内的不信派，用此来捆绑教会而已。因此，在“三自”政策的借口下，共产党切断了中国教会与国外教会的正常往来，并切断了不同国内教会之间的正常交流，使“三自”旗下的教会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成为国家在宗教方面加强控制的御用工具，重蹈中国历代政府全面专制的覆辙。当然，笔者也曾在大陆见到信仰比较纯正的“三自”旗帜下的教会，他们是在“三自”内部反“三自”，尽量在体制之内争取教会的自由，保守信仰的纯正。国外媒体一般注意到“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对立，很少有人注意在三自体系之内的一些教会，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反对国家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

当然，从我自己周围的朋友和个人的经历来看，确实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家庭教会，而不是国家控制的三自教会。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真教会传讲上帝的真道，上帝的真道吸引人；二是家庭教会的人积极宣教，他们带领信主的人当然一般都进入家庭教会；第三，在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中，特别是对于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特别讨厌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和操纵，而三自教会往往是共产党政府宗教政策的窗口，以“爱国爱教”为口号，教牧人员由国家控制，甚至讲道的内容也受宗教政策的规范，这反倒使得很多敏感的年轻人产生逆反情绪，不愿意参加三自教会。

何：大多数中国家庭教会有多大？

王：首先是一个范围界定的问题。比如宗派性教会（虽然中国传道人很少人承认自己的宗派，甚至明确地反对任何宗派，但事实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派背景，比如灵恩派、安息日会、小群、重生派、呼喊派等），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有的基督教教派多达几百万人，他们一般称自己为“团契”，团契内可能又分为不同的团队，不同的团队在不同的地区做工。另外就是单个的地方教会，有的地方教会上千人，比如在浙江温州的家庭教会，甚至有自己所建的大教堂聚会。但在城市中，聚会的人数受限制，一般是二十人左右，有的时候多一些，有的时候少一些，并不固定。但各个聚会点加在一起，拥有几百名会员的家庭教会也不罕见。

四．关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

何：作为家庭教会的成员到底有多大的风险？

王：作为家庭教会的成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险。

在第一阶段，面对的风险就是主要是恐吓和监禁；在第二阶段面对的风险是监禁和死亡。在目前第三个阶段面对的风险仍然主要是恐吓和监禁，包括失去人身自由，财产被没收，罚款，劳教等，但基本上已经没有死亡的危险。当然，共产党对人的监控似乎是无孔不入，共产党对付人的手段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限制。因此，在中国家庭教会中服事，许多人为真道所受的苦楚，所面对的压力，是身处欧美等自由社会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王常新弟兄所著的王明道先生的传记《又四十年》，像王明道夫妇这样有一定名望的传道人还受到这样惨无人道，甚至让人讲来无法启齿的残酷迫害，就不用说一般传道人和平信徒了。在文革期间，连刘少奇这样堂堂正正的国家主席也被人用非法的手段秘密逮捕，虐待致死，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的人权保障了。几千年来，不管是在皇帝的名下，还是在国民党总统的名下，还是在共产党书记或主席的名下，中国人民吃尽了专制和暴政的苦头。

中国人长期处于专制与暴政的奴役之下，很多人对政府有根深蒂固的惧怕心理，施行暴政的人，那些为虎作伥的人，总是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大肆施行恐怖主义，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残酷无情地对待，从肉体和精神上残害、打击他们认为反对他们的人。中国教会也是一直处于这种专制恐怖的阴影之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他们更是打着“政治”的旗号，通过各种形式的运动，打击异己。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国教会中出现了一批“反政治”的基督徒，提起政治来就噤若寒蝉，不愿意谈政治问题。我自己见过坐监几十年的老传道人，正正经经地忠告我说：“千万不要谈政治的问题！”即使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很多人也有惧怕情绪，害怕大陆来的各种特务，动辄就怀疑别人可能是共产党安插在教会中卧底的人。这是中国的悲哀，这也是中国教会的悲哀。“政治”本来是公众的事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惜那些施行暴政的人民公敌，那些逐臭舔疮的政客们，使本来服务公众的“政治”成为污秽之事，使本来保护人权的法律成为人民的网罗！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想一想，难道共产党的特务不也是人吗？他们不需要上帝的福音吗？我自己也有同学和朋友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他们中间不乏有能力和品德的人。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政治背景对我们服事的对象有所取舍。惟愿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2：5），对所有罪人都有怜悯之心，谦卑地向人传讲基督恩惠的福音，劝人与上帝和好，也彼此和好。

何：在中国确实有许多教会带领人被国家逮捕吗？

王：关于中国教会受迫害的情况众说纷纭。从我自己律师执业、旅行布道和地方牧会的经验来看，迫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中国政府现行的许多法规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仍然是限制性的，而不是保护性的。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人确实享有越来越大的宗教自由，这也是不争的现实。作为中国基督徒，我们既不要回避目前中国的现实处境，也不要忽视上帝对中国的恩典。至于基督教受迫害的情况，特别是关于许多教会带领人被国家逮捕之事，合乎实情的少，以讹传讹的居多。

在当今中国教会中，烈士少，奸贼多，稀里糊涂的人最多。“烈士”是指真正明白真道，为真道勇于舍身的人。假如我们不明白真道，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在上帝面前也没有什么价值（林前13：3）；甚至会做出一些得罪上帝、害人害己的蠢事来，像当初一些犹太人一样，“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10：2），结果把耶稣基督也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奸贼”是指那些欺骗上帝、欺骗教会、欺骗国家、欺骗舆论，从中获利的人。像王明道、袁相臣、谢模善、林献羔等这些老人家，都是上帝所兴起的真道的见证者，他们既明白真道，又带领教会，个人为人也非常正直，他们确实是上帝摆放在中国家庭教会中的明灯。但教会内也有很多奸贼，对内妖言惑众，拉帮结派，迫害真心爱主的人；对外善于造势，八面玲珑，但在真理上却是瞎眼的、贫穷的。当然，大多数人还是稀里糊涂的人。我自己曾经问山西家庭教会中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资深传道人，问他根据他自身的经验，在教会中真正“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的占多大比例（提后1：12）。他认真地说：“可能十分之一也不到！”这就是中国教会的真实状况。因此，有很多人说中国教会大有复兴，我自己有很大的疑问。真正的复兴必有真正的悔改伴随，真正的圣洁出现，可惜海内外大言中国教会复兴的人所主张的不过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教会人数大增，二是神迹奇事不断。这些都不是真正复兴的标记。因此，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中国教会多多代祷，使中国教会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复兴。

在文革之中，确实有很多基督徒殉道。但在文革之后，因为传播基督教的缘故而被判处死刑的人几乎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到底中国教会有多少人真正为基督真道的缘故殉难呢？希望在一定的时候会有比较客观的数据出现。就我自己而言，我所佩服的是王明道先生，他是上帝赐给软弱的中国教会的一盏明灯。我不仅佩服他在多重诱惑和压力下没有向不信者屈服，参加官方操纵的三自会，更加佩服的是他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完全仰望上帝的怜悯。我想，王明道先生之所以成为中国教会的精神柱石，主要还是因为他并没有隐讳自己的失败，所以得蒙上帝的怜悯和人的同情。其实，他自己一被共产党政府收审就立即屈膝投降，大量地编造谎言，连他自己也承认说：“共产党不跟我讲理，用一枝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王常新著：《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出版社，2001年，102页）。他的传记作者记录说：“他最怕无期徒刑，为了能判得轻一点，他就继续大量地撒谎，除了把先前认过的罪又重认一遍之外，还说‘我出监以后要参加三自’”（155页）。在神学上，王明道先生主张“基督徒不能参加战争”（124页），“受浸是浸在水里，受洗是后来天主教改的，不下水，只在头上点一点水，把原来那个意义改掉了”（214页），在这些方面王明道先生的神学主张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极端派别再洗礼派类似。在灵修上，王明道先生1956年第一次被收审期间，他的信仰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我进监四、五个月了，天天祷告求神救我出去，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效验。”（107页）这就是王明道先生此时的心境，此时他已是56岁，开始宣教事工已经长达31年，已经是中国教会内公认的名牧，但他仍然对上帝全能的护理并不理解，很难信靠，他的祷告所注重的仍然是一时的“效验”，也就是灵不灵。因为一时没有效验，信心就开始动摇！他讲道的内容多是儒家劝人为善的说教，很少传递建立在正确解经基础上的信息。连他自己也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204页）。王明道先生有他自己特殊的时代和背景，但他在见证和神学上的软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教会目前面临的困境。

当然，中国教会在文革时期所经历的迫害胜过当初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戕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特别善于运用权术和酷刑迫使对手屈服，因此，中国人在权术上的狡诈和刑罚上的残酷，可以说是在世界历史上也都是极其罕见的。惟愿上帝怜悯中国，通过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使中国的政治和司法都能得以改良，使中国人可以保持起码的自由和尊严！虽然中国教会熬过了文革时期专制政权无法无天的荼毒，可惜在真理上的认识和见证却是脆弱的。赵天恩先生总结说：这一时期的中国传道人之所以“大多数传道人都签了名（签名加入三自筹委会），控诉了同工，也加入了三自”，“主要原因是他们多数对政治，特别是中共的统战理论一无所知，使他们很容易跌入陷阱。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被惧怕所控制，以致走妥协的道路”（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9页）。现代中国教会的历史确实是一段充满失败、耻辱和丑陋的历史。今日中国传道人必须明白纯正的神学，只有建立在对真理的确信基础上的信心，才能在试炼的烈火到来时仍然站立得稳。同时，基督徒必须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包括对政治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全方位地见证上帝的真道，全方位地影响周围的世界。否则，不仅不能在真理上为现实政治提供合乎圣经的引导，也会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的无知和幼稚而使自身和教会遭受巨大的亏损。

另外，就教会自身的角度而言，也有许多破口。比如，许多所谓的教会带领人培训未成年人，未经其父母同意就派出宣教；有的带领人狂热地宣传末世到来的信息，劝人停止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甚至离弃家庭，外出宣教；更有的带领人假借各种名义与异性乱交。这些做法既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也不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和国家的法律，因此而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是理所当然的。若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就谈不上是受迫害。可惜，因为中国政府仍然不是法治政府，犯罪嫌疑人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司法程序也缺乏舆论的监督，哪怕是处罚应当处罚的人，往往也是不能叫人心服口服。习惯了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的欧美国家，对于政府的一些秘密抓捕和审判更是不能首肯，因此，就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屡屡发难，指责中国“侵犯人权”，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地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切实改善人权状况。一个连起码的新闻自由都不存在的国家，反口攻击欧美国家的人权状况，就使自己成了国际上的笑柄！

还有，许多农村教会的传道人，一听见公安或安全局人员到来的消息就很惧怕，甚至对其他同工不管不顾，自己偷偷地躲藏在厕所里，仿佛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都是笔者亲身经历的事情。像这种情况，自然会引发公安人员的疑虑，从而进一步介入调查。更有的传道人动不动就利用海外媒体抄作，说是中国政府又在迫害教会！其实，中国有无数弱势群体，有少数民族的问题，有义务教育的问题，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拆迁造成的问题，计划生育的问题，正直官员受排挤的问题，金融危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国家统一的问题，等等。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中国教会的传道人为这些社会问题大声疾呼，却是天天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想方设法突出自己！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所谓的中国教会实在令人羞愧！

我不止一次听到外国教会组织的带领人私下向我抱怨，说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傲慢自大，总是伸手要钱，也没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一有人问起，就说这钱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向上帝交帐！我也不至一次地听到所谓的中国教会的带领人吹嘘自己所见到的异象，夸耀自己为主所受的苦楚，自己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几乎没有人阐明真道，更没有人为真道辩护！远志明所拍的《十字架》这个片子就颇能反映这种倾向。这个片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强调上帝的真道和基督的十字架，反倒一味强调个人所受的苦楚，同时也把重生派、呼喊派等一些异端派别与正统教会人士搀和在一起，不辨真假，只讲数目，大造声势，仿佛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David Aikaman所写的《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3）也是如此。书中一边说“中国三自教会的福音派人士如世界各地的福音派人士一样急切，希望所有人都听到并接受基督教的信息”（英文137页），一边说：“中国三自教会的牧师和官员身为地下党员是相当普遍的，这一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英文145－146页）。可见，他对三自教会的认识相当混乱。而且还把一些异端分子列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这些人所注重的往往是舆论上的抄作，对于上帝的真道并没有多大的关注。

五．家庭教会：牧师、成员与敬拜

何：如何开始一个家庭教会？

王：一个家庭教会的开始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分离型；二是开拓型；三是自发型。分离型是指从三自教会、海外教会和原来的家庭教会中，因为各种因素而分离出来的。比如有些信徒认识到三自教会的败坏，就从三自教会中撤离，组成家庭教会；也有国内信徒海外差会的辖制中分离出来，组成家庭教会；另外，从原来已经存在的家庭教会中，也常有教会分离之事。

开拓型是指已经存在的家庭教会有组织地建立新的教会。一般家庭教会都有开拓的计划，从原来的教会中分离出一部分人来，再吸收一些新的成员，就成为一个新的家庭教会。自发型是指个人自发组建的教会，有的信徒就不满意在三自教会受政府的辖制，也不满意在海外差会受外国传道人的辖制，对于比较松散的家庭教会也不满意，或者不知道家庭教会的存在，就自发地在自己家中聚会，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也成为家庭教会。

何：怎样成为家庭教会的牧师？

王：关于家庭教会的牧师，我们首先必须明白家庭教会在这一方面有两大类型，有的主张设立牧师，有的不主张设立牧师。比如倪柝声先生创建“小群”教会认为既然人人都是祭司，就没有必要设立牧师和长老的职份。当然，即使不正式设立牧师，其中也必有人牧养教会，发挥牧师的职份。在“小群”教会中，一般是由年资比较深，威望比较大的弟兄在教会事务中有教牧的权柄。河南教会中的很多宗派，也不设立牧师，往往由威望较高的“大叔”之类的人管理教会。是否设立牧师当然与神学上的看法有关，但是，也有很多带领教会的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牧师的职份，宁肯继续以“弟兄”的身份管理教会，是因为惧怕共产党的迫害。假如都是弟兄，就不怕共产党“枪打出头鸟”；假如有正式的牧师或长老职份，就不容易回避。而且，不经宗教管理部门批准，按立牧师、长老或执事这样的圣职人员，还被视为是违背宗教法规的犯罪。因此，中国许多家庭教会并没有正式的圣职人员，也与中国特殊的政治处境有关。

大部分家庭教会主张设立牧师。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习惯型的，比如有的弟兄确有恩赐，在教会中长期牧会，深得众人的爱戴，但是，他们既不想得到三自系统的批准，又没有另外的按立体系可以正式按立，就这样被人称为牧师，渐渐形成约定俗成性的习惯称号。

其次是按立型的。有的是由家庭教会内部德高望重的人按立为牧师，有的是由相关的海外教会按立。这样按立的牧师一般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个人的呼召和装备，教会的认可等。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在1997年蒙召全职参与教会侍奉的，2002年年底在倍加一家家庭教会中被按立为牧师。一是我自己按程序提出申请，二是由三位牧师组成按立团对我进行考察。我自己也提交了个人蒙恩和蒙召的见证，并写了一篇四万字左右的教义论文《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看律法与福音的关系》，还写了一篇一万字左右的圣经神学方面的论文。

第三种类型就是自封性的。也有的传道人试图树立个人的权威，但又不愿意遵守一定的教会的次序，就自编自演，自己封自己为牧师。这样的事情，不管是在大陆教会，还是在海外华人教会中，都有类似的情形。

何：你们怎样得到新的成员？

家庭教会成员的增加有各种形式。有从别的教会转过来的，也有通过传福音信主加入教会的。最重要的形式是个人式传福音，主要是基督徒向自己的亲属朋友见证基督，并把他们介绍到教会中来。另外就是团队式传福音，一般是在教会内部组建传福音的团队，有的人负责讲见证，有的人负责回答问题等。也有问答式传福音，这种方式一般是在教会聚会之后，然后由教会安排有一定装备的人，专门回答刚到教会还未信主之人的问题。第四是讲坛式传福音，通过讲坛的信息，呼吁人悔改信主。

何：在家庭教会中敬拜是怎么样的？

王：因为神学背景不同，敬拜的方式也很不相同。三自教会宣布在中国已经消除了宗派，国外也有一些稀里糊涂的人随声附和。其实，在家庭教会中也有不同的宗派之分，最起码有安息日会，有小群教会，它们都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家庭教会受灵恩派的冲击比较大。极端的灵恩派教会在聚会时比较注重刺激人的情绪，在敬拜的时候常常说方言，跳灵舞，像萨满教的巫士作法一样，还有很多人声称见到异象，唱的歌曲一般都是人所编写的歌曲，内容比较简单，充满煽情色彩，反复吟唱，容易激动人心。灵恩派聚会一般不注重讲道，传道人很少受过系统的训练，讲的内容主要是个人经历和神迹奇事。另外，灵恩派教会一般都由所谓的有敬拜恩赐的人带领敬拜，唱诗祷告的时间比较长，在唱歌祷告的时候常常举起双手。

也有很多教会属于一般性质的福音派阵营，反对说方言，不注重神迹奇事，讲道一般是主题性讲道，核心内容往往是鼓励人传福音，很少讲解上帝的律法，所传讲的信心往往与现实生活缺乏关联性。在中国也有为数不多的改革宗教会，有的是浸信会背景，有的是长老会架构。这些教会在敬拜时比较严肃，主张解经式讲道，聚会时唱的诗歌比较保守，喜欢唱颂《诗篇》，甚至完全唱颂《诗篇》，但这样的教会为数极少。

何：在中国得到圣经容易吗？

王：目前在中国得到圣经仍然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圣经并没有公开发行，在书店里买不到，只有在三自教堂里才有出售。中国信徒得到圣经，一般来自三个方面的渠道，一是官方印刷的圣经，通过三自教会就能买到，价格也比较便宜。另外是海外印刷的圣经，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中国。三是中国家庭教会地下印刷的圣经，但是数量不大。中国政府任凭各种败坏道德的低劣书书籍在书店中公开出售，但却禁止公开出售圣经，这实在没有任何道理。最大的可能就是宗教管理部门和三自教会勾结，把圣经印刷和发行作为一项垄断性的生意来做，从中获取私利。因为圣经的销量很大，并且在印刷方面得到国外圣经协会大量的津贴。

六．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何：中国政府对教会有什么担心？

王：在目前阶段，中国政府所担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已经蜕变为民间密教组织并有政治导向的所谓的“基督教”团体。他们人数庞大，缺乏明确的系统的教义，但其带领人却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ta）式的人物，也就是颇有“灵恩”的人。他们在其组织内部享有极大的权威，动不动就以上帝给他的启示或异象来抬高自己，蛊惑群众，压服对手，并且与某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海外组织联合，得到资讯与资金方面的支持。从国家安定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团体当然是中国政府关注的主要对象，这是具有基本政治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的。

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发动的，洪秀全是不折不扣的异端分子，但他确实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发动起义，蛊惑人心，攻城略地，建立政权，戕害民众，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中国的人口从四亿之多降到三亿，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死于战乱。

当然，中国政府也应当反思，为什么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运动会发生在中国？因为长期的专制毒害已经使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被压迫的人总是在寻找一定的理论和名号来为自己的运动造势，或者是白莲教，或者是法轮功，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要能够发动群众就好了。暴政为暴乱预备干柴，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罪恶魁首；而暴政的表现就是侵犯、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赤裸裸地用暴力施行统治，用谎言加以粉饰暴政。最需要对付的不是宗教，更不是人民，而是暴政本身。自古以来，暴政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感叹“苛政猛于虎也！”对于吞噬百姓的暴政恶虎，人人都有责任起而诛之，不需要作为稀有动物加以保护，这样的恶虎还是早日灭绝好！

因此，国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责任绝不是直接动用国家机器镇压某个宗教或教派。这样的镇压不仅没有什么作用，反倒为宗教制造一批英雄和殉道士。在一个专制横行，真理不障，缺乏英雄的时代，一些为宗教信仰而受迫害的人士会就会成为真理的斗士，在民间赢得巨大的钦佩和认同。一旦他们转向政治，若是其宗教信仰本身就有暴力的倾向，则会成为危险的人物。即使没有暴力倾向的宗教或主义，经过一部分人的错误阐释之后，也会成为支持暴力革命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是在生产力极为发达的国家实现，而且主要是通过议会道路实现。但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手下，“共产主义”却在欧洲最野蛮的国家俄国、世界最落后的国家中国首先实现，而且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这显然也是对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利用！

对于国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防范和镇压宗教，而是积极地认真地面对民间的疾苦，还政于民，执政为民，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切实尊重人权，确保社会公义和秩序，铲除孳生仇恨和叛乱的土壤，使民间的冤屈有正常的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使国家长治久安。

就宗教而言，中国应当修订有关宗教法规，与国际人权法接轨，开放教禁，以法治国。如此以来，就会使某些阴谋利用宗教达到个人政治野心的人失去市场，使名正言顺，利国利民的宗教得以畅行无阻，使濒临崩溃的中国文化与道德得以重建。如果一小部分人继续以国家或政党的名义凌驾于人民之上，假借法律这一工具，施行防民、骗民、压民、害民政策，继续对正常的宗教活动进行围追堵截式的打压，不仅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成为被人控告的对象，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耻辱，也必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为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使社会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

何：你认为今日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信仰的问题。信仰是人的本质，人都是宗教性的，都有一定的信念。但目前中国在信仰问题上处于一个历史上非常奇怪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为人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虽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借助武力恐吓与舆论欺骗，把马克思主义演变为一种全方位的信仰体系，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只能激发处于困难之中的人的仇恨，却不能为他们提供绝对的真理和真正的安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昔日黄花，六四大屠杀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结局按上了一个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血印。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而言，虽然一直有不法的政客在借尸还魂，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一具无人理睬的僵尸，就是在共产党所控制的报纸上，几乎也没有什么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确实在中国已经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今日中国，若有人在私下场合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被人视为怪物，就是被人认为在搞政治骗局。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勇敢地面对这一问题。他们一直试图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等遮掩自己在信仰问题上的尴尬和贫乏。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过是根据一定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松散的政治群体，和个人的信仰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正如在美国一样，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人，可能参加共和党，也可能参加民主党，或者支持其他独立的政党。而且，这些政党只有在选举议员或总统的时候才活跃起来，绝不会试图全面地控制家庭、教会、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受当初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在社会中上搞一党专政，在党内又搞一人独裁，形成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字塔式的极权政体。今日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挂着马克思主义的虎皮，这使得中国共产党陷入一种信仰与行为分裂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言行不能保持一致，同时也给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带来了良知上的分裂和痛苦。因此，中国共产党本身也面临着深刻的信仰危机。

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晓得，得人心者得天下，信仰的问题最终必然会影响到政治势力和政治格局。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一旦具有政治上的自觉性，必定会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因此，我们奉劝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有识之士摆脱自身“政教合一”的桎梏，改组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真正尊重中国人民在信仰上的自由，通过合法选举的形式使自己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只是中共产党一旦放弃“枪杆子”和“笔杆子”――武力上的胁迫和舆论上的欺骗，就极有可能遭到人民的清算，许多人要为自己奴役百姓、侵犯人权而受到历史的审判。基督教应当作好准备，传讲耶稣基督和好的福音，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彼此认罪，互相饶恕，同心合意重建中国。否则，中国社会就会重蹈以暴易暴、以恶胜恶、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使得中国再次沦落到军阀混战的局面。

何：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存在道德普遍缺乏这种情况？

王：我旗帜鲜明地说，中国道德状况提高了！我的这一说法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因为有许多人抱怨中国社会现在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价值凋落，道德崩溃，有许多基督徒也随声附和，仿佛中国现在就成了人间地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许多人要有意无意地唱衰中国，这是让真心热爱中国的人所感到心寒的。

中国社会目前的道德水准确实不高，但与文化大革命这疯狂的时代相比应当是大大地提高了。当时，甚至有的母亲不给刚生下来的孩子喂奶，因为自己的丈夫是右派，所以旗帜鲜明地站在党这一边，“不给右派崽子喂奶！”在这种连天然的母子之情都被扫荡，都被扭曲的时代，人们的道德意识几乎是荡然无存。文革之后，中国人民逐渐从文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当然，和平请愿式的六四运动被镇压，也给中国人民的道德情感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使得许多掌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许多百姓也放任自流。但总体而言，中国人民的道德状况并没有降低到文革红色恐怖时期人人自危的处境。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体力行地提倡传统美德，有大量的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工作生活，有上千万的人员在外资企业上班，也有无数中国人的民族工业在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有四千万、五千万，甚至八千万的基督徒在中国，有国际上无数基督徒在为中国祷告。综合以上因素，难道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反倒下降了吗？难道只有那些贪官酷吏、下流文人才能代表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吗？因此，我们对目前中国的道德处境当有合乎中道的看法。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道德危机也更加明确地显明出来。这种道德危机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所导致的，而是以前教育上的奴化教育、媒体上的欺骗宣传、政治上的无情压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夺而导致的，我们必须明辨其中所存在的时间先后与因果关系。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邓小平先生一开始就提倡“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这种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猫论出发，注重的是经济建设，把经济增长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试图转移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并没有把道德重建放在重要的地位，无疑也加剧了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的道德危机。

七．可爱的中国、光明的未来

何：基督教为什么吸引中国人？

王：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特别的恩典。在今日中国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教。而且今日归向基督教的人具有新的特征，原先归向基督教的人士有“六多”，也就是农村人多，贫穷人多，老年人多，有病的人多，边远地区的人的人多，妇女多。现在城市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律师、教师、企业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信主的人多，年轻力壮的人信主的多，北京、上海、广州等现代大都市信主的人多，教会中弟兄的面目也越来越多。而且到北美、欧洲各地留学的人士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归向基督教。如今，基督教在中国不再是“洋教”，也在逐渐摆脱“愚昧”的色彩，信耶稣成为民间最流行的事情，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也因对马克思主义的失望而转向基督教，圣诞节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民间共同庆祝的节日。基督教不仅成为苦难者的安慰，对于现代中国渴望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一代中国人而言，基督教成为自由政治、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福音。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基督教寻找安身立命、救国安邦的根基。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督教必将成为中国的显学，成为文化、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和解、道德重建的过程中担负起不可替代的带领作用。

为什么基督教在现代中国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一是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一是从一般的社会分析来看。

首先，在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从上帝的角度而言，天父上帝吸引人。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6：44）。因此，让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

其次，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在宗教信仰的角度而言，在“宗教市场”上，基督教作为一种最富有竞争力的宗教重新出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亚宗教，并不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需求。马克思主义反对上帝的存在，把世界的存在定基于抽象的无情的物质，这并不能给人的感情带来任何安慰。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为人提供一套绝对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就使得社会道德丧失了超验的价值尺度。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提供天堂地狱之说，使人的灵魂没有去处，人死就归于物质，这根本不能满足人生来就有的对永生的渴慕。因此，邓小平先生执政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放松，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就以“气功”的形式四处蔓延，填补人们在信仰上的空白。但是，不管道家“气功”，佛家“气功”，还是印度的“瑜珈功”，以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新兴宗教，都没有基督教那样拥有全方位的思想体系，也不拥有世界性的影响。伊斯兰教虽然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伊斯兰教基本上属于少数民族回族的信仰，并没有进入主流群体和主流文化。另外，在美国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分子多数都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策划了一些列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虽然这些恐怖分子都属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很多伊斯兰教信徒并不赞同他们的主张和作法，但这也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没有好的印象，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宪政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以保障公民人权、遏制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宪政都是产生在以基督教为背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中。以儒教、道教、佛教、神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或意识形态为历史背景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专制的导向。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惟独在圣经启示中，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约的关系，上帝赐给人生命和法律，人有责任遵行上帝的法度。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君王所罗门总结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12：13）。圣经把一切人都置于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之下，奠定了君王与庶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让人崇拜独一的创造天地的上帝，明确指出一切人都不过是有限且有罪的受造物，这就从根本上打碎了一切偶像崇拜的基石，不管是对个人的崇拜，还是对政党、民族和国家的崇拜，在圣经启示的大光面前，都成为丑陋的偶像崇拜。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宪政的发展是与基督教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定意施行宪政的总统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民国元年的一次欢迎会上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菲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让我们拭目以待，二十一世纪必定有基督徒通过选举出任中国的总统！

就经济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与基督教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当然，圣经中并没有“市场经济”这样的词汇。但圣经中的启示确实奠定了私有财产制度，圣经中所启示的法度也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游戏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导所提倡的守约原则，也为人类从古代以身份为主的社会向以契约为主的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法则。更重要的是圣经中所倡导的管家原则和恩典原则，使得有资本的人能够从荣耀上帝、爱人如己的角度运用资本，而不是一方面自己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同时却对工人残酷剥削、疯狂掠夺。而勤俭和知足的原则也使资本暂时缺乏的人既能殷勤地劳动，争取发财致富，同时也满足于自己现在的所有，不以各种手段劫夺别人的财富。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基督教一直高度重视人文教育和科学研究，创办了许多大学和神学院，其中许多高等院校成为全世界顶尖的学府。另外，欧美基督教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使得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保持持续的繁荣，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在中国这样一个焚书坑儒，施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中，怎能有文化的健康发展呢？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深深地为欧美国家的文明所倾倒，这是有目共睹的。仅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快餐店麦当劳和肯塔基在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荣登中国餐饮业的榜首，使得以善于烹饪而自豪的中国人感到羞愧。其实，这些快餐文化还不算美国文化的精髓，但其中所反映的对顾客的尊重、对质量的重视，甚至明亮的灯光，清洁的厕所，都成为中国餐饮业学习的榜样。

何：对于中国的未来，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王：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是感到乐观的。我之所以乐观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对中国自有他的美意，这是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

当然，我也常常对中国感到悲愤，感到沮丧，特别是从各个渠道看到中国贪污腐败的横行，看到丧失土地的农民，看到丧失房产和工作的市民，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弱势群体冤屈无处申诉，内心感到非常伤痛。我自己一直是学习法律的，当初之所以选择学习法律专业，就是想为民申冤。然而，中国司法制度的败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目前的政治制度有关。几千年来，中国司法制度一直是民刑不分，法律上充满了严刑峻法，实践中充斥着刑讯逼供。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用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使得中国司法制度更加败坏。英国基督徒哲学家培根曾经说，对司法公正的破坏，乃是败坏公义的源头，比其他具体的犯罪更可恶、更危险。长期以来，中国的司法机关一直是专政的工具，或者是皇帝手中施行暴政的工具，或者是政党手中施行专政的工具。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冤假错案不断。中国司法机关的刑讯逼供是公开的秘密，各样酷刑令人发指。酷刑不仅是对个人的犯罪，是对人类的犯罪，更是得罪上帝，获罪于天的大事！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司法改良作起，废除劳教制度，对监狱进行改良，清理警察队伍，对法官和检察官严格把关。最好的社会改良是从司法改良作起，必须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并且严格按游戏规则进行裁判，才能使得游戏能够和平地进行辖区。否则，使人开心的游戏就会演变为人人受害的暴乱，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当然，司法改革是无法孤立进行的。中国政府必须重视两大政法原则: 一是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所强调的权力分离和制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二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强调权力公开与透明原则――“重要的不是严刑峻罚，而是使一切案件真相大白”。中国专制政府一向以严刑峻法来惩治贪污腐败，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治乱国，用重典”，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施行真正的宪政，开放报禁、教禁、党禁，确保言论自由，才能使所有人的自由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也包括那些处于权力阶层的人。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人民绝不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人种，虽然中国人也都是罪人！

中华民族绝不是世界上最无能的民族，虽然中国目前远远落后！

不要把中国妖魔化，尤其是与教会有关的人士，更不要追逐一时政治的潮流，根据政治的需要说话。中国人绝不要靠丑化中国来募集资金！最重要的还是为中国祷告，并根据上帝摆放在我们眼前的处境努力做工，积极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本人并不是律师，但他却利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帮助一些基督徒和教会处理问题，多次和公安局打交道，公安局都做出了合理的让步，该退钱的退钱，该放人的放人。我们必须帮助执法人员提高执法意识和水平。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尊重他们人格和职务的前提下，根据人情、法理和圣经进行交涉。仅仅是谩骂他们，丑化他们，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所面对的工作压力和家庭顾虑，也是教会传福音所面对的对象。

我之所以对中国有信心，不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们信靠上帝。先知以赛亚预言：“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11：）。这当然也包括中国！“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11：15），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教会蓬勃发展，中华大地忽然之间成立全世界基督徒增加最快、最多的地方。二十年前，在我老家山东西部，几乎见不到教会，如今几乎村村都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进入二十一世纪，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徒不仅会有数目上的增长，还会有质量上的飞跃。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国内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我想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谈：

1．无神论政府的挤压：就教会外部而言，来自无神论政府的挤压，仍然是中国教会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仍然有极左人士把基督教视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是吞噬人的洪水猛兽，必欲除自而后快！对于这一问题，仅仅是指责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中国教会需要一大批早期教会中游斯丁、爱仁纽、俄利根、特士良、亚他那修这样的护教士，坚定地站在教会的立场上，向执政者驳斥谬误，阐明真理。

2．家长制传统的残余：就教会内部而言，当然最主要的是真理方面的匮乏，这集中表现在教会的治理上。大部分家庭教会，尤其是源自农村背景的教会，仍然缺乏合乎圣经的管理教会的规章和制度，一部分年长者凭借资历保持教会，教会像社会上一样论资排辈，年轻传道人没有地位。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教会必须注重教会的治理，考察圣经和历代教会的传统，制定自己的信条和宪章。

3．民间野心家的危险：就基督教发展的方向而言，中国国内有些宗派有向民间秘密会社的方向发展的倾向，这样的教会往往在政治上被洪秀全式的民间野心家利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当然，如前所述，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不是任何教会，乃是执政党本身的腐败。要防范民间野心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宪政，确保公民自由和社会公正，根除孳生野心家的杂草。

4．宗教巫术化的倾向：就基督教的教义和生活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是把基督教巫术化的倾向。中国文化向来以功利为导向，所以观音从印度到中国就从男士改装成了女士，天主教所绘的圣母马利亚怀抱圣婴的画像也与中国佛教所画的送子观音类似！中国许多传道人相信并传播祷告的灵验，试图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信耶稣，把基督教祷告变成了异教的魔术性念咒。要摆脱这种危险，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正统神学家，十六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日内瓦才有一万多人口。中国十三亿人口，需要多少加尔文这样的神学家和牧者啊！愿上帝怜悯，在中国兴起更多的合乎他的心意的仆人来！

何：王先生，谢谢你为我们提供这样有深度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教会。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王：何先生，也谢谢你，因为你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代表性，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反思中国和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我爱中国教会，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也让我们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爱来爱我们的邻舍。我想借此机会，对中国人民、中国教会、中国政府和外国宣教组织提出以下忠告。使徒保罗承认自己在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1：15），但他因为信靠上帝，仍然因着信而说话。中国爱国诗人陆游曾经以诗言志：“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自己也是如此，虽然自己仍然不过是一个有限且有罪的人，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但我愿意本着敬畏上帝，爱人如己的心态提出以下的忠告，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忧虑。希望有更多的人士了解我们今天访谈的内容，可以抛砖引玉，引发大家的思考。

首先，是我对自己祖国人民的忠告，我至今仍然记得林雨堂先生所写的《吾国吾民》一书，有谁不愿意自己的祖国和平兴盛呢？不管我们身在何地，我们都不能忘记生养我们的祖国。

（1）不要崇拜任何个人，对任何人的崇拜都偶像崇拜，最终是自欺欺人。中国人向来有拜人的习惯。其实，不管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某某党的创始人，某某功的大师，某某团契的大叔，都是和我们一样有限且有罪的人。根据他们的言行，对他们有适当的尊重是好的，但是，如果对他们进行顶礼膜拜，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罗1：25），最终必要失望蒙羞。

（2）不要信赖任何政府，当积极地以合理、合情、合法的手段确保自己的权益。任何政府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人民必须学会用法律和各种手段限制政府的权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同时加强制度层面的建设。那些攫取人民权力，压制人民自由，吞噬人民生命的人，也是在家庭和社会中逐渐浮现的，必须借助道德和制度的建设，消除产生这种权力怪兽的土壤。

（3）不要依赖外国组织，当进一步发扬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自立、自治、自强的精神。一个缺乏自省的民族乃是可悲的，总是把罪责推在别人身上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我们中国人当切实地省察自己。把自己的落后推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身上是容易的，但这无助于改善中国的状况。攻击美国的人权状况，也不意味着我们的人权状况确实改善了。中国当与世界各国建立健康的合作的关系，但绝不要形成任何依赖性的关系，要努力发展我们自身的力量。

（4）正确对待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争取社会和解。共产党不可能总是执政，直到永永远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共产党必定会主动放弃或被动丧失执政党的地位，如何对待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把我们中国现在一切黑暗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也是容易的，但共产党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共产党是在我们中间出现，在我们中间存在的，我们周围的很多亲友，甚至我们自身，就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中国有五千多万共产党员，涉及到千家万户。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必须真诚和解，同心合意地建造中国。当然，这种和解只有在基督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5）不要以为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就能解决一切，也不要认为民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发展都跃居领先地位，但这两个国家却成为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还是基督教国家，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故乡，但是德国教会为新派神学占领，使教会堕落为希特勒专制政权的鹰犬。因此，虽然说道德是立国的根基，宗教则是道德的根基，但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能促进民德，也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派别都能促进自由和宪政。比如俄罗斯也曾经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斯大林原来就是一个学习神学，准备作神甫的人。但东正教趋向神秘主义，根本不能治国安邦，最终被践踏在共产主义的铁蹄之下。因此，中国有识之士转向基督教寻找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根本时，必须进行仔细的考察，要晓得惟独在改革宗神学和教会中，基督教真理的大光才最为璀璨地发挥出来，重建个人道德，重塑民族精神，使社会转向以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为根本的自由法治社会。

我经常对基督徒说，中国社会的问题并不在于社会，而是在于教会。如果教会不兴起发光，哪里还能找到光呢？传讲真理，拯救灵魂，是上帝特别赐给教会的使命，但世上的教会往往并没有很好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来。与欧美很多教会相比，因为各种历史因素，中国教会更是软弱。圣经上说，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教会作为上帝的家，必须自己首先省察自己，洁净自己：

（1）教会必须以耶稣基督为惟一的元首，以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标准，支持、放纵、容忍任何个人、组织、国家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做法，都是对耶稣基督主权的公开的背叛和挑战。

（2）教会必须放弃反律主义与反智主义的倾向，以上帝的圣言装备自己，建立全方位的世界观，重视发展基督教教育，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人才上的储备和真理上的指导。

（3）教会必须放弃任何秘密会社的组织形式，明确制定、公开自己的信仰告白、管理制度和圣职人员，欢迎舆论界人士和国家有关人员列席教会内部的重要会议，使社会对教会有正常的了解和监督。

（4）实行合乎圣经的政教分离原则，教会不得直接参与政治和经济事务。但是，不管是圣职人员，还是平信徒，作为个人，基督徒应当积极地关心、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努力使中国社会更加合乎圣经中所启示的公义原则。

国家也是上帝设立的，执政官是上帝的仆人，只有好坏之分（罗12）。执政官最后汇报一生的对象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斯大林、列宁，当然也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法无天，招惹天怒的人，最终必将受到上帝公义的报应。

因此，我们不能给中国政府贴上一个“极权政府”的标签，然后就一棍子打倒，要知道组成中国政府的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我自己的很多同学和友人就在中国政府体系内工作，他们中间不乏爱国爱民、光明磊落的耿介之士，当然也有很多人为保持自己在官场中的清白而苦苦挣扎。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中国公民，我对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忠告：

（1）提高思想认识，晓得无神论对道德和社会的巨大危害，正确认识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曾经撰文指出基督教与宪政的积极关系，越来越多有胆识的学者认识到基督教的积极作用。

（2）尊重人权，进行司法改革，修订现行法律，与国际人权法规接轨。主动进行司法改良，乃是付出代价最小，获益最快、最大的社会改革。因为孙志刚被害案件的曝光，温家宝先生一举废除收容制度，赢得了亲民的名望。但是，中国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应当尽快检讨、修正。

（3）开放教禁、党禁、报禁，还政于民，正本清源，才能真正地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敢于提出“三个代表”这样的口号与理论，既然有这样的信心和魄力，为什么不开放教禁、党禁、报禁，把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还给民众，诚实地公开地让人民检验、判断到底谁是真正的代表呢？！

（4）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高举人权的民主化与多元化时代，任何个人、政党、民族与国家都不能自行其是，必须尊重达成全球性共识的基本伦理概念和游戏规则。冥顽不化，倒行逆施的人必然要受到世界人民的唾弃和上帝公义的审判。

不可否认，近现代以来，基督教主要是从欧美国家传来的。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韩国也成为对中国宣教的重要国家。我自己支持外国宣教士到中国宣教，中国人也可以派宣教士到外国宣教，甚至共产党员也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地宣传共产主义这个信仰，当然不要以暴力革命或恐怖主义的形式进行。为什么允许好莱坞影片为代表的世俗文化横扫中国，却不允许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相合的基督教到中国一游呢？中国、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教会应当有大国的胸襟，不要继续抱着闭关锁国，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隔都心态。当然，外国和外国宣教组织非常复杂，他们和中国以及中国教会的关系也非常复杂。但我们不能因为高科技的复杂就放弃高科技，对于宗教问题也是如此。我自己从1986年以来就是形形色色的外国宣教士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体会，对外国和外国教会宣教组织提出以下忠告：

（1） 不得以任何形式凌驾于中国和中国教会之上；

（2） 不可因自己资源优势而使中国同工沦为雇工；

（3） 当与中国教会建立平等的伙伴式的合作关系；

（4） 坚持圣经启示的原则，尊重中西文化的差异；

（5） 积极为中国教会培养高级教牧和神学研究人才；

（6） 积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译介正统神学书籍，成为真理的使者和文化的桥梁。

最后，我再次呼吁中国认识基督教真理的宝贵；我呼吁中国教会重视神学建造，全面研究、推行高举上帝主权、注重个人责任的改革宗神学。我呼吁海外改革宗教会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宣教，为中国教会培养改革宗神学人才。惟愿上帝施恩，使中国也成为一个爱好公义与和平的国家，成为山上一座闪光的城，吸引万国的人前来，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