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向苏联出口的物资一半以上都是农产品，包括天然纤维、烟草、粮食、大豆、水果、食用油、罐头肉等。而出口到俄罗斯的大米从1957到1959年增加了两倍。由于来自中国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多，以至于赫鲁晓夫打算不和西方比工业化速度了，先和他们比人均消费的肉类、牛奶和奶油，宣称苏联很快将在这几项的人均消费量方面超过美国。 东德人本来不吃大米，可是中国大跃进期间大米居然成为东德人的主食，而人造奶油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食用油。1959年，东德希望从中国进口更多猪饲料，但中方贸易代表无可奈何地解释说，中国必须用这些猪饲料来养活中国人，因此只能限量出口。

为了获取外汇，中国以比国内市场低得多、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大量倾销产品。例如，中国大陆制造的雨衣在香港比在广州便宜40%， 皮鞋只卖1.5美元一双，小提琴5美元一支，冻鹌鹑8美分一只。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商品是一场灾难。结果是中国的外汇收入不增反减。例如，1957年，中国出口了870万匹布，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可是1958年头九个月中国就出口了920万匹布，外汇收入才4700万美元。当年总共有1400万匹布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

由于进口大增，贸易赤字惊人，欠债越来越多。东德要求在1959年圣诞节前交付剩下的一千多吨冻鸡，同时欠东德、匈牙利、捷克的卢布都要求用水稻、花生、或皮革来偿还。

1959年出口由6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到79亿元，出口粮食增加了一倍，超过了400万吨。出口指标按比例分配到各省，但全国各地都缺粮，到1959年1月，全国只征收到8万吨可供出口的粮食。湖北、四川、安徽、贵州、甘肃、青海等省表示只能部分完成任务，而福建省干脆拒绝上交保命口粮。 

为了解决外贸失衡问题，中央于1959年3月至4月在上海开会，决定进一步减少消费，每个人少吃一点，以完成外贸任务。在会上，毛泽东建议全国吃素，“人一律不吃肉，都拿来出口”。网传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也不吃肉可能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在农村，别说吃肉，连食用油也不许吃。1959年5月24日，中央向各省下令，不再向农村出售食用油。而且，按照合同，1959年底必须再出口900万头猪。

了解了大跃进期间的中国外贸，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大饥荒会饿死那么多人了。而这一切，如果说外贸是罪魁祸首，不如说毛泽东是罪魁祸首。在一份只发给参加1959年3月25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党政领导人的绝密会议纪要中，毛泽东下令征收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并解释说，“粮食征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要求全国学习河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并额外调拨1.6万辆汽车用于征购粮食。当有人建议，国家应保证每人每年8公尺布时，毛反问道，“这是谁下的命令？”并说，“我们应该少吃。”“抓紧”和“抓狠”是战争时期解决实际问题的保障。“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的超人哲学！

关于毛的指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1959年6月的一次关于采购的电话会议上作了具体说明，就是要在农民开始吃新粮之前就必须把国家需要的粮食征购到手：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而王任重则建议，对不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和调配的地方干部要“先礼后兵”。据说为避免引起误解，毛的原话只能传达到县、区委书记。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战争，一场向中国农民发动的旷世未有的战争。虽然一个个生命是悄无声息地湮灭的，但其惨烈程度史无前例。我期待着官方能公布大跃进时期的全部档案，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也期待着，有一天，在中华大地上能为那屈死的几千万冤魂树立一座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