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最近引起热议，他的一系列挺毛言行似乎暴露出了他真实的政治面目：一个标准的毛左。一度对习李新政抱有期望的人们纷纷表达失望之情，担心社会上毛左得势，文革逆流再现，再次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不过，经过研究，我认为，习近平目前的左倾很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其目的，一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二是为了削弱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因此，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以毒攻毒，以左制左，而且应该还有后招。

目前中共党内斗争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中共前三十年（1949年-1979年）和后三十年（1979年-2009年）之间的关系。坚持认为后三十年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的是自由派、改革派；认为没有前三十年就没有后三十年的，则属于传统左派。

按照上述标准，习近平似乎应该划分为传统左派。因为他在多个场合一再表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好局面。”在谈到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时，他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基础上展开的。”

仔细想想，假如习近平不这样表态倒是奇怪的了。他必须这样表态，才能使推举他上台的政治老人们满意、放心，也才能为绝大多数太子党成员所认可。对他这种表态，除了胡耀邦之子表示异议之外，连包括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内的太子党成员都不会反对。

习近平作为中共太子党利益集团的一员，深知自己的权力并不是人民大众赋予的，而是来自太子党及其父母。而太子党中坚决维护一党专制者占绝大多数。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和胡德华为代表的自由派要求当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言论自由、三权分立，代表了人民的呼声，但他们在太子党阵营中属于少数派。虽然习近平深知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是世界潮流，也应该是中国政改的方向，但希望他放弃一党专制，全面拥抱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是不切实际的，鉴于他自身的局限性，他能做一些更人性化的小修小补， 把腐败问题解决到百姓满意的程度就了不起了。

毫无疑问，习近平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定的太子党“集体接班”计划的最大受益者。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提倡干部年轻化。陈云、邓小平、邓颖超等一批元老达成共识，要重点培养自己的子弟“接好革命的班”，因为“子弟接班，我们最放心”。于是，一大批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的“太子”们纷纷从政、从军，习近平、薄熙来就是那时下基层锻炼、镀金的。后来的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从江泽民、李鹏到曾庆红都牢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愿，终于在十七大上完成了“太子党”集体接班的政治安排。

十七大上曾庆红“以退为进”，以一人之力，打破了共青团系全面接班的计划，把习近平捧上台，完成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重托。曾庆红头脑中“江山主义”根深蒂固，坚信“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天经地义。而习近平不仅有“江山主义”观念，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希望用各种有效手段“救党”。他目前的左转也是为着这个目的。受家传影响，习近平和习仲勋一样，作风务实、开明，倾向改革，所以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毛左派。

有人说习近平平庸，并没有说错。但平庸并不等于愚蠢。习近平和薄熙来的张扬性格完全相反，一贯深藏不露，大智若愚。习近平欣赏的历史人物并非叱咤风云、开疆拓土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而是刘邦、刘秀、宋江之类。这些人物虽然在历史上评价并不太高，本身也没有出众的能力，但他们的优点在于能礼贤下士、广结善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知人善任成就大业。从习近平从政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正是这样的人。当年他到河北正定县当官，当地名作家贾大山很看不起他，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但他并不计较，反而延揽此人担任文化局长。北京政治学者方觉六四后日子不好过，他马上伸出援手，请他南下福州担任高级智囊。方后来流亡海外后，到处说他的好话，称赞他是“少数能被多数派所接受的领导人人选”。“能被多数派接受”正是习近平从太子党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习近平在中国政坛摸爬滚打三十多年，并不注重轰动一时的耀眼政绩，而是靠和风细雨的中庸作风，招贤纳才，广结善缘，一步步走上了中国的权力之巅。只是，高处不胜寒，在这个位子上，习近平能否继续把握分寸，把中庸之道发挥得恰到好处，调和左右冲突，在中共三大派系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保持中国这艘大船的平稳航行，对他来说确实是巨大的考验。

200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召集的一次太子党聚会，看看里面都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