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人最缺的是什么？

回答五花八门：缺钱、缺公平正义、缺法制、缺好的体制等等都是可能的答案。

尽管前一段闹过 “钱荒”，但中国人缺钱不是答案。地球人都知道，中国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已经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最大的债主，拥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富豪在海外狂买奢侈品令人惊愕，中国贪官动辄一贪就是上亿元。再看看中国的房价，上海、北京等地的房价和咱们加拿大的房价差不多，甚至更贵。所以，中国人不差钱。

最刺耳的答案是：缺德！虽然难听，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世风日下，拜金主义盛行，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太多“缺德”事情发生，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很多人惊呼：我们什么都可以缺，但不能缺德！一旦缺德，一切将丧失殆尽！

关于“缺德”的原因，网上流传一份所谓的“兰德报告”有如下揭示：“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地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不讲诚信在中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上行下效，谁讲诚信谁吃亏。官员学历、政绩可以造假无人追究，企业报表造假，可以不顾“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以至于假药、毒奶粉、矿难频频发生，还有大量“豆腐渣”工程造成的人为灾难。

关于国人缺乏诚信的原因，“兰德公司报告”分析道：“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 素。”

不知道这份报告是否真的出自兰德公司，如果属实， 我们真应该感谢他们，揭示出了问题的根源，振聋发聩。

让外国人来对咱们中国人品头论足，令人尴尬。那就看看咱们自己人的评论吧。作家梁晓声出国考察一圈之后有了一个惊人“发现”，他发现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在他看来，中国人并不缺乏聪明，讲起策略，斗心眼，古今中外，大概中国人都是当仁不让的。但中国人缺的是聪明人里的道德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中国人缺乏公共道德，不遵守公共规则，不愿受公共场合的行为约束。

为什么中国人会有那么多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毛病？梁晓声认为，这主要是受了传统的文化中的坏的东西的影响，同时也因为缺乏对商品社会契约性的认识。中国能否真正走向现代体制的国家，走向一个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文化的转变和制度的转变。

梁晓声的“发现”并不新鲜，他的结论也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梁启超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

为什么会这样？在当代哲学家周国平看来，中国人之所以缺少公德和社会责任心， 是因为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中国人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西方真正的好东西没有学到，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也丢掉了。中国人非常讲究实用主义，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国学大师王国维力主引进西方精神文明，主张在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设立西方哲学系。但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他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

在五四新文学狂飙突进运动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发现，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必须彻底改造国民性，因此对中国国民性展开了猛烈批判。他不但批判国民性，而且批判自己，通过对自我的罪的反思来激发人们的罪感，反思自身的人性恶，进而产生忏悔和赎罪意识。鲁迅不反对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但强调指出，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他预言，科技的发展将极大地改变世界，但这个改变可能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文明将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不能过高地评价科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并不是说科技发达了，生活质量就高了，人的素质就高了。他提醒，如果片面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鲁迅认为，忽视人的素质而专注于外部功效，羡慕西方的科技手段、典章制度而昧于其人性根源，这无异于舍本求未。鲁迅抨击洋务派和改良派所提倡的“物质”与“众数”的主张，重视“精神”与“个体”。

在一个缺乏宗教意识尤其是原罪意识的中国文化中，鲁迅反思国民性的缺点并主动表达自己的罪感和忏悔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只不过这种忏悔缺乏一个超越性的主体对象，因而难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最近，有不少当年参与迫害的红卫兵公开发表文章，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忏悔。这对于习惯了控诉而拒绝忏悔的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值得欢迎。但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人的“忏悔”有多少是真正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呢？这样的“忏悔”（或曰认错）如果没有信仰作为基础，其作用会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