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伦多电影节上映了一部反映德国犹太人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生平的电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评，俺也禁不住说上几句。

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年轻时在马尔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曾是海德格尔的门生兼恋人；后转到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她年轻时曾参加过一个犹太组织的工作，因此被纳粹政府关押。1933年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加入美国籍。

阿伦特一生著述甚丰，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奠定了她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地位。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举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审判，最终写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书中提出的“平庸的恶”的概念，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指责她为纳粹分子辩护，缺乏对犹太人的爱，她的许多朋友因此和她分道扬镳。

阿伦特把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另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

在对极权主义历史和意识形态进行考察之后，阿伦特指出，“极端之恶”的动机超越自然功利， 它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目的性的存在，表达出来就是“人是多余的”这种观念。这种意识形态既然以造就完美的人类为目标，那么现实的人类就必然成为被摧毁和被改造的对象。摧毁的手段就是以秘密警察为制度保证的全面恐怖，全面恐怖则体现为集中营式的灭绝政策。“极端之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 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 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当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时, 它就变成不能惩罚的、不可饶恕的绝对罪恶, 不再能被理解, 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恨、权力欲望、怯懦等罪恶动机来解释。

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在于他已经成为一架绞肉机上的一部分，根本不动脑子，只是机械地顺从，兢兢业业地工作。她说，“我当时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但又无可否认的真实。我惊讶于作恶者表现出来的肤浅，这种肤浅使得追踪他毋庸置疑的恶行到任何深层次的根源或动机成为不可能。他作恶如同恶魔，但是作恶者本人（至少如今被审判的那人）却非常平凡、庸俗，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妖怪。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任何坚定的思想信念，或具体的作恶动机。他过去和在审讯期间的行为，以及审讯前他提供给警方的供述中，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特征是某种全然消极的东西：不是愚蠢而是无思想。”有人认为，阿伦特的解释过于强调恶的非理性或者反理性, 以至于忽略人即使活在一个邪恶的集权暴力的统治之下，作恶者个人仍然有不能逃避的责任问题。

杀人恶魔的心理和常人有无不同之处？据说， 1946年，有人曾组织过对纳粹战犯进行系统的心理分析，请了十位心理分析师，最终的结果可能不符合公众的心理期待，因此没有公布。1974年又重新进行了一次，选择了八个纳粹战犯，八个普通人，全部以匿名方式由十五位个心理分析师对他们进行心理分析，要求心理分析师判断分析对象属于那些人群，结果没有一位心理师认为其中有战犯，反而认为其中有民权活动家、艺术家、心理学家，等等。可见杀人恶魔的心理和常人并无特别不同。

无论如何，“平庸之恶”仍然是恶，艾希曼在这场大屠杀中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他参加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万湖会议，他服从上司“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指令，负责把犹太人组织并运送到集中营，亲眼看见死亡集中营中的毒气室，看见犹太人尸体堆积成山，被焚烧、掩埋。审判结果是，艾希曼被判处绞刑。

康德曾提出“根本的恶”的概念，目的在于确定人在邪恶发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道德责任。而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似乎在强调恶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同时降低了个人的道德责任。其实这两种“恶”之间并无本质不同，不过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恶而已。“根本的恶”是潜藏的作恶倾向，“极端的恶”则体现为希特勒代表的法西斯纳粹体制之恶。而“平庸的恶” 不过是体制之下逐渐被剥除了道德能力的平庸性表现而已。“极端的恶”的根本特征表现为破坏了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概念，致力于把人变成多余的人的事业，消灭了 人的法律人格、道德人格以及人性，是极权主义专制下道德崩溃的一个根本原因，体现为诸如以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元首之恶”；而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的特征体现为无思想和肤浅性，是一个重要的合谋者。当年的“红卫兵”干出的伤天害理“事业”应该属于这后一种“恶”。

阿伦特当年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在战后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这对师生强调的是同样的问题：纳粹暴行之所以畅行无阻，是因为德意志整个民族精神出了问题，都需要接受良心的谴责，都需要承担道义的责任。而阿伦特更进一步，认为犹太人社团也有责任，正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领袖和纳粹的合作导致了犹太人更多的死亡。

鲁迅曾谴责过国人的“看客”心态，可以用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来解释。当我们甘心情愿成为一架绞肉机上的螺丝钉时，我们就在犯这种“平庸之恶”。即使对恶沉默也相当于鼓励和纵容恶，个人仍然有不能逃避的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