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主编了一部回忆录《鲤鱼洲纪事》，收集了该系教授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辛酸往事，其中不乏血泪。北大教授对这段苦难遭遇刻骨铭心。用现代文学教授黄修己的话说，那是“十年噩梦中长达两年的、又黑又惨的一段。”

撰写回忆录的这些教授有不少我都熟悉，包括陆俭明、唐作藩、郭锡良、林焘、王理嘉、蒋绍愚、胡双宝、袁行霈等，但读书时从来没听他们谈起过这段苦难经历。谁能想到，这些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当年竟然在江西省一个可怕的血吸虫病疫区被监督劳动改造了两年之久！

虽然编者给本书定下的基调是“三分纪实、三分怀旧、三分反省，外加十分之一牢骚。”可是，认真读一下，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牢骚远不止“十分之一”。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技巧性的血泪控诉，用语言学教授王理嘉的话说，“其间包含着许多无言的辛酸，甚至是难以宣泄的愤懑。”

为什么愤懑难以宣泄？因为出版社要求顾及“当前言论自由的尺度”，系主任陈平原也要求稿子“有真情而不越界”。许多教授踌躇再三，只是在确信不会像过去那样因言获罪，招来无妄之灾之后，才提笔直抒胸臆。编者坦言这部书的出版颇多曲折，在序言中说，“一怕犯忌，二怕粉饰，三怕伤人，四怕滥情，五怕夸张失实，六怕变成旅游广告……可要是不做，再过十年，没人记得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生活在当下中国的读书人，当能心领神会。”不难理解其中的无奈。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以改造知识分子为主要目的的劳改农场。从1968年10月起各地兴办，到1979年2月官方宣告正式撤销为止，经历了十年的历史。被遣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大体是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够不上关监狱但又背上了种种“罪名”；二是各单位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编辑记者、医生护士、演员、运动员。

北大、清华是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照顾。用军代表的话说，北大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因此派他的亲信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该校，当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并兼任北大党委常委的正是原中央警卫局的宣传科长迟群。因此，鄱阳湖之畔的鲤鱼洲和夹边沟一样，是毛泽东改造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的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从1969年到1971年，四千多位教授来到这里劳动改造，有不少人长眠在这里：或淹死在湖里，或被翻倒的卡车砸死，或者干活时累死。毛泽东就是这样用他的亲信来折磨这批无辜知识分子的。

鲤鱼洲是大跃进时期围湖造田的产物，由于血吸虫病泛滥，不适宜于耕种，因此已被当地农民废弃。此外，此处地势比鄱阳湖水面低得多，虽然周围有大堤，但一旦雨季大堤决口，瞬间就成了汪洋。毛泽东的亲信们选中这个地方安置北大、清华学者、教授，中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用心歹毒。据说迟群到当地踩点时，有人曾提出血吸虫病的问题，迟群扬言，“既然农民都可以在这里生活，知识分子难道就高人一等吗？”结果，在结束两年劳动改造后回到北京体检时，北大和清华教授及其家属中有数百人感染了血吸虫病。

鲤鱼洲农场的“五七战士”按军事编制分为连、排、班。北大中文系教授和图书馆系等单位被编为一个连，男人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一式上下层的双人床，一个挨着一个；女人住在另一个小仓库里。夫妻也要分开居住，要轮流排队等候住“家庭房”，每家只能住一个星期。

除了劳动惩罚外，还有更难熬的，就是精神折磨。军代表、工宣队、政治指导员变着法折磨这些文弱书生，一会儿搞野营拉练，一会儿搞紧急集合，一会儿开斗争会，人人过关，交待思想问题。在连队开展的“镰刀斧头”讨论会上，理论语言学教授叶蜚声发表了一个看法，说“镰刀就是镰刀，斧头就是斧头。让镰刀当斧头用，或者让斧头当镰刀用，既不实用，也是浪费”。意思是让教授来种粮食是用非所长。结果成为军宣队、工宣队的“批判对象”，并上纲上线，说这是对走五七道路的不满。叶蜚声说的是大实话，据黄修己教授计算，北大、清华教授种出一斤大米的成本是五元多人民币，而当时大米市价只有一角多钱。

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经过长期改造，早就失落了自我，在文革浩劫中，更是遭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而不少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确希望通过艰苦劳动来赎罪。北大中文系语法学教授陆俭明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便受到迫害，系里的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批斗，把墨汁泼到他的脸上。到了鲤鱼洲后，他拼命干活，希望用自身的汗水“赎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炊事班挑水，抢着干重活、脏活。他回忆道：

“在鲤鱼洲，我们中文系一排。不管年岁大小，不管农活会干不会干，大家都很卖力，也都很自觉。在劳动过程中，不少人获得了‘封号’。张少康、何九盈、杨必胜、徐通锵、倪其心、郭锡良、裘锡圭、周强和我都比较有力气，被称为‘一等劳力’。裘锡圭虽不是太会干活，但力气特大，大家送给了他一个‘裘大力’的美 称。周先慎力气不大，但很会用力，什么活儿都干得不错，不亚于壮劳力，大家也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巧克力’。陈贻焮，是犁田的好手，也是插秧的能手，他年岁比我们大些，大家就尊称他为‘陈老农’。来鲤鱼洲后，各连的厕所要我们自己盖，这个任务是由周强领着一帮人完成的。周强亲自设计，亲自指挥，带头实干， 大家曾一度称他为‘厕所工程师’。场部要求各个连随时要向场部汇报情况，写简报的任务，连队就交给了严绍璗，于是大家就叫他‘严简报’。吉常宏，由于他年 纪较大、结婚较早，在校时大家就叫他‘吉老’，到了鲤鱼洲让他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参加演出，在一个话剧里让他演了老地主，于是后来就不叫他‘吉老’ 了，叫他‘老地主’了；可后来又因他力气较小，又让他去放牛，于是又称他为‘老牛倌”了。彭兰，年岁大，身体又不是很好，可挺会写诗，在田间地里不时用诗歌鼓动大家，所以有人称她为‘ 七连女诗人’。”听起来风趣幽默，但其中包含了多少无奈和辛酸啊！长期的艰苦劳动摧毁了不少人的健康，他们说，自己的是爬着回到北京的。

中文系语法学教授陆俭明在北大鲤鱼洲劳改农场拉爬犁

文革劫难，毛泽东、林彪、四人帮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有不少人指出，这其中存在一个“共犯的构造”，或“历史的共业”。这可以用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来解释。 “平庸的恶”是一种在极权体制之下逐渐被剥除了道德能力的平庸性表现，体现为无思想和肤浅性。文革中，除了毛泽东等人之外，无数工农兵学商“革命干部”推波助澜，在运动的某个阶段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其中不少人兼具受害者和迫害者双重角色。正因为这个“共犯的构造”和角色的混杂使得文革的清算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陈平原也承认他在本书中竭力回避“文革”话题：“首先，鲤鱼洲干校的时间是在“文革”期间，比较敏感，因此我们要求的是鲤鱼洲的生活，而且范围是在北大中文系，并没有碰“文革”话题。第二，从内部角度，所有回忆录都会涉及到学校、同事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很容易你批判我、我批判你，形成纠纷，这没有必要。”这里我们看到了编者的无奈，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文革浩劫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些当年饱受苦难的知识分子却仍然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连求真的勇气也失去了。

当北大教授在鲤鱼洲遭受苦难时，躺在中南海软玉温香中的毛泽东心中一定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有人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源于他早年在北大遭受的屈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我很认同。毛泽东只是一名师范学校毕业生，从未上过正规大学，对知识分子不由得产生一种莫名的羡慕嫉妒恨。1918年8月19日，毛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闯荡。在北漂期间穷困潦倒，曾托人谋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一职，月薪仅8块钱，而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到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生活的窘迫还在其次，最受不了的是被人歧视。对此毛泽东回忆道：“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毛对北大图书馆负责人张申府更是怀恨在心，从未释怀，因为毛填写图书卡片时写字潦草，张要他重填卡片，可能脸色难看，语带训斥。在延安时期，凡有人从北平到延安，毛都要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最后还会不阴不阳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张因为得罪了毛，于建国前被开除出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备受折磨。

毛对北大的宿怨从未消失，不仅仅针对某几个人，而是扩大到整个大学。1949年毛进京后，多次拒绝北大邀请，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但他并没有忘记北大，每次运动，他都会格外照顾北大，对北大师生的迫害不遗余力。1957年，北大教职工被打成右派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毛仍嫌不够，认为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撤了他的职，把铁道部的陆平派到北大担任校党委书记，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其中就包括中文系1954级女生林昭。林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0年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加判死刑枪毙。

毛发动文革，刻意选定了北大作为策源地，折腾、羞辱北大人。当时，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毛的女儿李讷回家说给他听，毛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毛派自己的老婆到北大煽风点火，又派自己的卫士进驻北大整人。这还不够，最后干脆把大部分北大教授一起赶到鲤鱼洲血吸虫病区受苦。如果不是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不知将如何。从北大在毛泽东手下遭遇的一切，不难看出毛心胸的狭隘，灵魂的卑鄙，手段的毒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