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主任陳平原教授主編了一部回憶錄《鯉魚洲紀事》，收集了該系教授在江西鯉魚洲幹校接受勞動改造的辛酸往事，其中不乏血淚。北大教授對這段苦難遭遇刻骨銘心。用現代文學教授黃修己的話說，那是“十年噩夢中長達兩年的、又黑又慘的一段。”

撰寫回憶錄的這些教授有不少我都熟悉，包括陸儉明、唐作藩、郭錫良、林燾、王理嘉、蔣紹愚、胡雙寶、袁行霈等，但讀書時從來沒聽他們談起過這段苦難經歷。誰能想到，這些學富五車的著名學者當年竟然在江西省一個可怕的血吸蟲病疫區被監督勞動改造了兩年之久！

雖然編者給本書定下的基調是“三分紀實、三分懷舊、三分反省，外加十分之一牢騷。”可是，認真讀一下，便不難發現，其中的牢騷遠不止“十分之一”。有些甚至可以說是技巧性的血淚控訴，用語言學教授王理嘉的話說，“其間包含着許多無言的辛酸，甚至是難以宣泄的憤懣。”

為什麼憤懣難以宣泄？因為出版社要求顧及“當前言論自由的尺度”，系主任陳平原也要求稿子“有真情而不越界”。許多教授躊躇再三，只是在確信不會像過去那樣因言獲罪，招來無妄之災之後，才提筆直抒胸臆。編者坦言這部書的出版頗多曲折，在序言中說，“一怕犯忌，二怕粉飾，三怕傷人，四怕濫情，五怕誇張失實，六怕變成旅遊廣告……可要是不做，再過十年，沒人記得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生活在當下中國的讀書人，當能心領神會。”不難理解其中的無奈。

五七幹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精神興辦的以改造知識分子為主要目的的勞改農場。從1968年10月起各地興辦，到1979年2月官方宣告正式撤銷為止，經歷了十年的歷史。被遣送到“五七幹校”接受改造的大體是兩類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來的“走資派”、“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反動文人”，夠不上關監獄但又背上了種種“罪名”；二是各單位的一般幹部、教師、科技人員、編輯記者、醫生護士、演員、運動員。

北大、清華是高級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也受到了毛澤東的特別照顧。用軍代表的話說，北大是毛主席親自抓的點，因此派他的親信警衛團8341部隊進駐該校，當時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併兼任北大黨委常委的正是原中央警衛局的宣傳科長遲群。因此，鄱陽湖之畔的鯉魚洲和夾邊溝一樣，是毛澤東改造不聽話的知識分子的中國版的“古拉格群島”。從1969年到1971年，四千多位教授來到這裡勞動改造，有不少人長眠在這裡：或淹死在湖裡，或被翻倒的卡車砸死，或者幹活時累死。毛澤東就是這樣用他的親信來折磨這批無辜知識分子的。

鯉魚洲是大躍進時期圍湖造田的產物，由於血吸蟲病泛濫，不適宜於耕種，因此已被當地農民廢棄。此外，此處地勢比鄱陽湖水面低得多，雖然周圍有大堤，但一旦雨季大堤決口，瞬間就成了汪洋。毛澤東的親信們選中這個地方安置北大、清華學者、教授，中國的知識精英，可謂用心歹毒。據說遲群到當地踩點時，有人曾提出血吸蟲病的問題，遲群揚言，“既然農民都可以在這裡生活，知識分子難道就高人一等嗎？”結果，在結束兩年勞動改造後回到北京體檢時，北大和清華教授及其家屬中有數百人感染了血吸蟲病。

鯉魚洲農場的“五七戰士”按軍事編制分為連、排、班。北大中文系教授和圖書館系等單位被編為一個連，男人住在一個大倉庫里，一式上下層的雙人床，一個挨着一個；女人住在另一個小倉庫里。夫妻也要分開居住，要輪流排隊等候住“家庭房”，每家只能住一個星期。

除了勞動懲罰外，還有更難熬的，就是精神折磨。軍代表、工宣隊、政治指導員變着法折磨這些文弱書生，一會兒搞野營拉練，一會兒搞緊急集合，一會兒開鬥爭會，人人過關，交待思想問題。在連隊開展的“鐮刀斧頭”討論會上，理論語言學教授葉蜚聲發表了一個看法，說“鐮刀就是鐮刀，斧頭就是斧頭。讓鐮刀當斧頭用，或者讓斧頭當鐮刀用，既不實用，也是浪費”。意思是讓教授來種糧食是用非所長。結果成為軍宣隊、工宣隊的“批判對象”，並上綱上線，說這是對走五七道路的不滿。葉蜚聲說的是大實話，據黃修己教授計算，北大、清華教授種出一斤大米的成本是五元多人民幣，而當時大米市價只有一角多錢。

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經過長期改造，早就失落了自我，在文革浩劫中，更是遭受到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而不少知識分子在高壓下的確希望通過艱苦勞動來贖罪。北大中文系語法學教授陸儉明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便受到迫害，系裡的紅衛兵把他揪出來批鬥，把墨汁潑到他的臉上。到了鯉魚洲後，他拼命幹活，希望用自身的汗水“贖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為炊事班挑水，搶着乾重活、髒活。他回憶道：

“在鯉魚洲，我們中文系一排。不管年歲大小，不管農活會幹不會幹，大家都很賣力，也都很自覺。在勞動過程中，不少人獲得了‘封號’。張少康、何九盈、楊必勝、徐通鏘、倪其心、郭錫良、裘錫圭、周強和我都比較有力氣，被稱為‘一等勞力’。裘錫圭雖不是太會幹活，但力氣特大，大家送給了他一個‘裘大力’的美 稱。周先慎力氣不大，但很會用力，什麼活兒都幹得不錯，不亞於壯勞力，大家也送了他一個雅號，叫‘巧克力’。陳貽焮，是犁田的好手，也是插秧的能手，他年歲比我們大些，大家就尊稱他為‘陳老農’。來鯉魚洲後，各連的廁所要我們自己蓋，這個任務是由周強領着一幫人完成的。周強親自設計，親自指揮，帶頭實幹， 大家曾一度稱他為‘廁所工程師’。場部要求各個連隨時要向場部匯報情況，寫簡報的任務，連隊就交給了嚴紹璗，於是大家就叫他‘嚴簡報’。吉常宏，由於他年 紀較大、結婚較早，在校時大家就叫他‘吉老’，到了鯉魚洲讓他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去參加演出，在一個話劇里讓他演了老地主，於是後來就不叫他‘吉老’ 了，叫他‘老地主’了；可後來又因他力氣較小，又讓他去放牛，於是又稱他為‘老牛倌”了。彭蘭，年歲大，身體又不是很好，可挺會寫詩，在田間地里不時用詩歌鼓動大家，所以有人稱她為‘ 七連女詩人’。”聽起來風趣幽默，但其中包含了多少無奈和辛酸啊！長期的艱苦勞動摧毀了不少人的健康，他們說，自己的是爬着回到北京的。

中文系語法學教授陸儉明在北大鯉魚洲勞改農場拉爬犁

文革劫難，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有不少人指出，這其中存在一個“共犯的構造”，或“歷史的共業”。這可以用德國女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惡”的概念來解釋。 “平庸的惡”是一種在極權體制之下逐漸被剝除了道德能力的平庸性表現，體現為無思想和膚淺性。文革中，除了毛澤東等人之外，無數工農兵學商“革命幹部”推波助瀾，在運動的某個階段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其中不少人兼具受害者和迫害者雙重角色。正因為這個“共犯的構造”和角色的混雜使得文革的清算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陳平原也承認他在本書中竭力迴避“文革”話題：“首先，鯉魚洲幹校的時間是在“文革”期間，比較敏感，因此我們要求的是鯉魚洲的生活，而且範圍是在北大中文系，並沒有碰“文革”話題。第二，從內部角度，所有回憶錄都會涉及到學校、同事關係，在一些問題上很容易你批判我、我批判你，形成糾紛，這沒有必要。”這裡我們看到了編者的無奈，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文革浩劫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這些當年飽受苦難的知識分子卻仍然生活在它的陰影之下，連求真的勇氣也失去了。

當北大教授在鯉魚洲遭受苦難時，躺在中南海軟玉溫香中的毛澤東心中一定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有人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源於他早年在北大遭受的屈辱，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成功知識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我很認同。毛澤東只是一名師範學校畢業生，從未上過正規大學，對知識分子不由得產生一種莫名的羨慕嫉妒恨。1918年8月19日，毛第一次從湖南來到北京闖蕩。在北漂期間窮困潦倒，曾托人謀得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一職，月薪僅8塊錢，而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為200至300元。他後來在與斯諾談話中談到了這一段經歷：

“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坑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生活的窘迫還在其次，最受不了的是被人歧視。對此毛澤東回憶道：“我的地位這樣的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毛對北大圖書館負責人張申府更是懷恨在心，從未釋懷，因為毛填寫圖書卡片時寫字潦草，張要他重填卡片，可能臉色難看，語帶訓斥。在延安時期，凡有人從北平到延安，毛都要打聽張申府的情況，最後還會不陰不陽地說上一句：“張申府！張老闆面色很難看啊！” 張因為得罪了毛，於建國前被開除出民盟，成為人民公敵，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備受折磨。

毛對北大的宿怨從未消失，不僅僅針對某幾個人，而是擴大到整個大學。1949年毛進京後，多次拒絕北大邀請，一次也沒有去過北大。但他並沒有忘記北大，每次運動，他都會格外照顧北大，對北大師生的迫害不遺餘力。1957年，北大教職工被打成右派90人，學生右派421人，共計511人。毛仍嫌不夠，認為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撤了他的職，把鐵道部的陸平派到北大擔任校黨委書記，又搞了一場“右派補課”，補劃右派173人，總數達到了699人，其中教職工110人，學生589人。其中就包括中文系1954級女生林昭。林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1960年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加判死刑槍斃。

毛髮動文革，刻意選定了北大作為策源地，折騰、羞辱北大人。當時，北大歷史系貼出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毛的女兒李訥回家說給他聽，毛說：“什麼池淺王八多，要改一個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毛派自己的老婆到北大煽風點火，又派自己的衛士進駐北大整人。這還不夠，最後乾脆把大部分北大教授一起趕到鯉魚洲血吸蟲病區受苦。如果不是發生了林彪事件，這些知識分子的命運不知將如何。從北大在毛澤東手下遭遇的一切，不難看出毛心胸的狹隘，靈魂的卑鄙，手段的毒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