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精英政治傳統源遠流長。從上古時代開始，治理國家的理想人物就是“賢人”和“能人”，《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統治者必須“有德”，而且遵行“大道”。堯舜禪讓傳為佳話。

自夏禹之後開始了權力世襲，不選了，也不舉了，血統成了權力的來源。老百姓唯一的盼望是遇着“明君”而不是“暴君”。“明君”治下國泰民安，是為盛世，“暴君”治下民不聊生，是為亂世。亂世群雄四起，聲稱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建立一個與民休息的好政府。但令人失望的是，新政府往往還不如老政府， 更壞更貪婪。因此中國歷史從未走出“治亂循環”的怪圈。

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其著作《權力的轉移》中，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即暴力社會、財富社會和知識社會。早期蠻荒時代和極權主義時代都屬於暴力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暴力，國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機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屬於財富社會。在這種社會中，金錢代替了暴力，金錢支配權力，掌控權力；後工業時代或後資本主義時代屬於知識社會。知識創造財富， 知識也將成為權力來源。

今天的中國社會還處於極權主義時代，而目前的中國還屬於暴力社會。中國的執政黨一直是一個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崇尚暴力的政黨，依靠暴力取得政權，也依靠暴力維護政權，社會所有權力都來自暴力，社會所有財富都由權力來分配。王震就說過，共產黨的政權是三千萬人頭換的，誰想要，拿三千萬人頭來換，一語道破了這個政權暴力的本質。暴力社會顯然不是理想的社會，統治這種社會的政府也不是好政府，儘管它標榜“人民政府”， 但它和人民沒有什麼關係，更不能代表人民。

依靠暴力無法建立一個好政府，那麼如何建立一個好政府呢？有沒有可能建立好政府呢？回答是否定的。在上個世紀初的中國曾盛行過一陣子“好政府主義”，一批知識名人積極議政，參政，頗具聲勢，甚至破天荒地組成了一個“好人政府”，但只維持了兩三個月，最終還是在暴力脅迫下失敗了。

20世紀初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不少人都懷有政治熱情，親眼目睹中國政治的黑暗，無不希望借鑑西方的政治模式來改造中國。胡適說他在留美期間，“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以聞之”。

1922 年5月14日，蔡元培在《努力周報》第二號發表了一篇由著名學者簽名的知識分子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引發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激烈論戰。在這份“宣言” 上簽名的有十六人，包括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這些教授們認為：這個國家已經爛透了，要想有所改變，最低限度，這個國家裡的好人們應該積極站 出來，做一點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就一個名副其實的“共和政府”，至少，還可能造就一個“好人政府”。他們理想的從政的“好人”至少有兩個方面要求：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一是才具上的可以有為，就是德才兼備，進可以有益於國，退可以無愧於人。

這批學者、教授們鼓吹的“好人政府”並不是什麼新發明，古典共和主義就非常強調官員的美德，把它看作決定共和國命運的關鍵。美國建國者一開始幾乎全盤接受了這種共和主義觀 念，相信“自由政府”如果“離了美德是無法站得住的”，而“這種美德就是對我們國家的熱愛”。他們相信，“公共美德的精神可以超越一切私人的考慮”。直到制憲時期，很多人仍堅持這種觀念，認為掌權者的美德是良好政府的保證，“建立一個良好政府的最大奧秘，在於讓好人來掌權”。顯然，這種“好政府主義”的邏輯是建立在人性善的觀念之上的，認為人性具有美好的一面，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會把人性好的一面發揮到極致；如果沒有好的制度，人性也不會因制度之惡而惡。即使在制度惡的情況下，美好的人性也會讓制度變好。好的人性在好制度下能使品德高尚的人更加高尚、人性更加完美。

但是，這種觀念在美國制憲時期就遇到了挑戰。不少政治精英認為，把美德作為共和政體的基石是很不可靠的，因為美國人民實際上並不具備這種美德。早在獨立戰爭期間，漢密爾頓從各州民眾的精神狀態中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在美利堅根本沒有美德可言”。有人指出，孟德斯鳩等政治作家把美德作為共和國的基石，但這種美德“從來不曾也決不可能在人類社會存在”；事實上，“支配每一個人並指導其行動的真正原則，乃是自我利益”。而對“一個依據理性原則構成的民主政體”而言，美德就不是特別必要的；“像斯巴達那種建立在嚴格的平等觀念之上的政府已經失敗了，因為它們的形成是與自然對立的”；它們“迫使人性變成扭曲的形態”。

漢密爾頓等人認為，在一個缺乏美德、沒有平等、財富豐裕、生活奢華的社會，同樣可以建立真正的共和政體。他指出，“以往依賴純粹的愛國主義，這是我們許多錯誤的根源所在”；人類在整體上是邪惡的，他們可能受到情感的支配；假定人類比他們實際上更高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的主導性情感是野心和利益”，明智的政府必須利用這些情感，使它們服從於公共福祉。

回頭說中國知識界發生過的那場關於“好政府主義”的論戰。北京的《晨報》發表了社論《政治主張的根本問題》，對此提出質疑，“蔡胡諸君的政治主張，大都是普遍的心理所同，沒有很大問題的……但要實行這些具體的主張，十之八九都不能不責成於所謂 ‘好政府’。這其間卻有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這好政府從哪裡來?” 而南方的革命黨人則認為，所謂的“好政府”根本行不通。邵力子在上海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上連續發表評論《讀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的政治主張》等， 批評“好政府主義”就是不敢革命，宣稱沒有徹底改革就不可能產生“好政府”。而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則批評“好政府主義”是“妥協的和平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

有意思的是，曾經在宣言上簽名的三位知識分子不久果然加入了北洋軍閥政府的內閣，但只是作為點綴而已，什麼作用也發揮不了。因此，有些人便拿他們宣言裡“好人政治”的話來諷刺挖苦他們。最終，這三位“好人政治”的實踐者遭到了北洋軍閥陰謀暗算而倒台，“好政府主義”實踐以失敗而告終。胡適曾對“好人內閣”寄予厚望，但結果發現“全不是我們想的那麼一回事”，承認自己的幻想簡直是“與虎謀皮”。“好人”蔡元培則選擇了 “不合作主義”，憤而辭去了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

中國後來的走向是通過革命建立一個“好政府”，這個目標達到了嗎？大家有目共睹， 完全沒有！新政府比昔日的政府還壞，甚至比軍閥政府更腐敗、更專制，更殘暴。因此，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設必須回到人性惡的原點，不再幻想建立一個“好政府”，而要致力於建立一個有限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