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注香港問題，瀏覽了一部Patrick H. Hase （夏思義）撰寫的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該書已被譯成中文，並由中華書局於2014年出版，書名為《被遺忘的六日戰爭》。

提起“六日戰爭”，讀者可能會誤認為是1967年6月初的第三次中東戰爭。那場戰爭僅歷時六天即決出勝負，史稱六日戰爭。它奠定戰後中東政治格局。

但發生在香港新界的所謂“六日戰爭”則大不相同，它是一場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英國人成功地鎮壓了這場起義，從此奠定了在香港地區的殖民統治基礎。

其實把它說成“戰爭”有點言過其實，因為戰死人數只有大約五百人，而戰爭一方的英軍未損失一兵一卒。 因此這場“戰爭”是不對稱的，說它是一場屠殺可能更合適。

由於英國殖民當局的成功淡化和掩蓋，這場屠殺幾乎被人遺忘。

作者夏思義博士在自序中提到，他對“六日戰爭”發生興趣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他看到了殖民地政府的文件匯編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關於展拓香港界址的公文及其他文書)和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turbances on the taking over of the New Territories (有關接管新界騷動的軍事行動的補充文件)。但是他並沒有深究，直到2005年才着手研究這場戰事的前因後果，並撰成此書。

這場“戰爭”發生於1899年4月14日至19日，地點在香港新界。戰事的背景是英國在1898年和清政府簽訂協議，租借新界99年，並擬定於1899年4 月17日舉行升旗儀式，正式接管這一地區。新界鄉民反對英國統治，奮起反抗。地方鄉紳集結了大約兩千六百名青壯年，於4月14日燒毀了英國人為升旗儀式搭建的席棚，開始反抗行動。

4月15日，一百二十五名英軍（隸屬香港軍團的印度兵）遭到一千二百名鄉勇圍攻，鄉民裝備有老式火炮和抬槍。英軍陷入險境。一艘皇家海軍炮艇聞訊馳援，用艦炮轟擊鄉勇陣地，成功解救英軍。

遇此變故，英國人決定提前一天舉行了升旗儀式。並於17日集結四百二十五名英軍，對反抗軍發起進攻。英軍用連續不斷的步槍齊射和刺刀發動攻勢，約有一千一百名鄉勇的大炮陣地被攻陷，鄉民逃入山中。英軍發起追擊，殺死鄉民。

4月18日，另一部分鄉勇約一千六百人圍攻集結在八鄉上村的約三百五十名英軍。英軍沿小河布防，等鄉勇進入射程二百碼距離時，實施猛烈的排槍射擊，村民死傷慘重，攻勢被擊潰。英軍接着追擊逃竄的鄉勇。4月19日，反抗軍和他們的村莊投降英軍，戰事結束。

龍應台在《我的香港，我的台灣》一文中認為， 香港得利於兩件事情，其中一件是它的“缺點”，即所謂的“邊陲”，是主體外面多出來的一小塊地方。因為是邊陲，所以主體規範的大力量不足，鞭長莫及。正因為處於“邊陲”地帶，地方自治特色明顯，維持傳統社會主要依靠鄉紳的力量。在英國人看來，當地民風很保守。

從19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英帝國主義處於巔峰時期。雖然英國這個時期實行了全民普選，但民眾包括工人階級都非常擁護帝國主義，相信它將使得世界變得更美好。傳教士致力於傳播基督福音，帝國官員則致力於傳播世俗信念，二者並行不悖，都在做着有益的工作。

香港自1841年第一次中英戰爭後落入英國人手中，經過四十多年的建設，已經由最初愚昧落後、罪惡充盈、黑幫橫行、海盜肆虐的小鎮變成了一個引人自豪的現代都市，人口達二十八萬人，已經成為大英帝國第二大最繁忙的港口。香港城1864年起就有了煤氣燈照明，1890年開始有電力供應。山頂纜車1888年通車。從1873年至1894年之間鋪設了七條電報線路，從1881年開始布設電話。市區電車將在1904年開始施工。

就在此時，英國人開始擔心，一旦對岸的中國國內發生戰亂，可能禍及香港，於是勸說中國政府把九龍半島內陸一片土地租借給他們九十九年，從而把英國殖民地邊界向內地推進二十英里，作為緩衝地帶。這塊成為“新界”的地區包含有六百五十個村莊，還有幾個市鎮和魚市，人口約九萬餘人。

對於殖民地反抗，英國政府有具體政策予以處置。對於示威騷動，傾向於安撫，對於武裝暴動則予以鎮壓。原則上由文官政府處理民眾騷動，但若警力不足以應付，可要求軍方協助。軍方如應文官政府要求參與協助恢復秩序，通常要求剛柔相濟，以最低武力，加之懷柔手段，儘快平息事態。但若反抗失控，演變為叛亂甚至戰亂，則由軍方全權接管，用自認為最合適的手段鎮壓叛亂。

英國在和清政府簽訂租借協議之後，由輔政司洛克帶隊花了一段時間在新界進行調查研究。調查還算順利，但在一些地方遭到拒絕，村民不讓他們進村，還有鄉民向他們投擲石塊。一些村莊在鄉紳組織下，醞釀武力反抗，並籌集了資金，準備了武器。他們發布告示說，“我民所深惡痛嫉者，英夷也。該夷將入我鄉界，奪我土地，殆無窮之患。我鄉閭百姓不甘坐以待斃，決心抵抗夷人。”除了華夷之辨的影響之外，村民們最擔心的是謠傳的英軍姦污村中婦女，“晚上不准（她們）關門閉戶”；當地士紳擔心英人會在當地改風易俗，“我民將盡成夷矣，全體引以為恥。”另一個原因是怕英國人在當地收稅，加重民眾負擔。

後來的實踐證明，英國人在新界的統治方式基本上是無為而治。或者說“間接統治”，儘量減少干預，主要依靠鄉紳統治。因此，新界保留的中國傳統習俗最多，例如，禁止婦女繼承土地在1990年之前仍合法，而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早就被廢止。

“六日戰爭”發生後，為了維護殖民政府形象，香港總督Sir Henry Black (卜力)堅持認為，這場反抗是受人誤導的民眾騷動，要把它“一筆抹掉”。同時港督親赴當地進行安撫工作，收買人心。而參與鎮壓的官員極力掩蓋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屠殺，在公開場合說，這場戰事造成的傷亡很輕微。而當地村民也明白了，雙方力量懸殊，武力反抗英國統治實屬自討苦吃。於是，這場造成五百多人喪生的戰事逐漸從官方和民眾記憶中消失了。我們要感謝Patrick H. Hase （夏思義）博士所作的史實鈎沉工作，使我們對這段歷史有了一點認識。欲了解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這部書很值得一讀，我認為。

另：據本書介紹，當新界出現煽動居民武裝反抗英國人統治的揭帖出現以後，當時的香港總督卜力爵士曾於1899年4月2日前往廣州，與兩廣總督譚鍾麟商議此事。很可能得到了清政府隨意處置的默許。這是他們的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