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夏志清在談到張愛玲時曾說過：“I made her a great writer, and she was a great writer”(我使她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而她也確實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這話說得不錯。張愛玲是一個極有才華的作家，但很長時間卻被誤讀為鴛鴦蝴蝶派作家而被文學史家有意無意地忽略。如果沒有夏志清為她正名，她很可能被徹底湮滅， 失去文壇一席之地。夏志清和張愛玲關係密切，一直保持書信聯繫，張愛玲寄給夏志清的每封信都被悉心保存，並編號，先後竟有103封之多，2013年在台灣出版，夏志清給每封信都加了評註。

除了張愛玲，夏志清在書中還“捧”了沈從文、 錢鍾書、張天翼。他認為，張愛玲的《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錢鍾書是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張天翼是“這十年當中最富才華的短篇小說家”。這些作家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逐漸在大陸現代文學史上占得一席之地。1984年黃修己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1985年溫儒敏、錢 理群、吳福輝編寫的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都增加了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並給予高度評價。錢鍾書對夏志清頗為感激，曾在一封信中稱讚他的書“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

可是唯獨張天翼是一個例外。夏志清認為，張是個諷刺天才，他的文學才華不知比魯迅高出多少倍。奇怪的是，他捧的四個人中，前三個都紅起來了，出版社大量印刷他們的作品，張天翼的作品就是火不起來。夏志清推測可能是因為他後來奉命改寫兒童文學，在文壇就沒有影響力了。

說回張愛玲。張愛玲的一生是一個傳奇故事。她出身於一個顯赫的貴族之家，祖父張佩綸是清末“清流派”大臣代表，祖母則是清廷重臣李鴻章之女。到她那一代，家道已經衰落，她因她比常人更能深刻體驗到世態炎涼和經濟困頓的悲哀。

張愛玲的父親是一個浪蕩公子，吸毒成癮，揮霍無度。而她的母親則是一個受過西方文化教育的新女性，思想獨立，性格倔強，因不滿丈夫吸毒、娶二奶憤而遠適他國，最終離了婚。而張愛玲的後母是一個心胸狹窄，嫉妒心強的女人。張愛玲曾因與後母發生矛盾被父親毒打。她在《私語》一文里這樣描寫:“我後母一邊尖銳叫着奔上樓去:‘她打我! 她打我! ’這剎那間，一切都變得非常明晰，下着百葉窗暗沉沉的餐室，飯已經開上桌子，沒有金魚的金魚缸，白瓷缸上細細描出橙紅的魚藻。我父親趿着拖鞋，啪噠衝下樓來，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還打人, 你還打人， 我就打你!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邊, 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 不僅如此，父親還把她監禁在空房裡面。這次恐怖的人生經歷在少女時代的張愛玲心中埋下了恐懼的種子，並影響了她日後的創作。

後來，張愛玲逃離父親，回到母親身邊。1939年她通過了倫敦大學的考試，但因戰爭無法成行， 只得進入香港大學學習。在香港讀書期間，港島淪陷，學業中斷。1942年春，張愛玲從香港到上海投靠姑媽， 秋天，進入聖約翰大學。因為戰爭，張愛玲與幾年前去新加坡的母親斷了消息，失去了生活的來源，被迫放棄學業。在淪陷的上海， 她又一次感受到人生的無常、荒誕和無奈，在孤獨和生命中惘惘的威脅下，她開始用寫作來釋放心中的塊壘，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從1943年到 1945年是張愛玲一生創作的巔峰期。她的故事告訴讀者，舊秩序崩壞以後並無奇蹟產生，這個世界仍然一天天壞下去，滿目蒼涼；年輕一代無論如何掙扎、叛逆都無路可走，註定要頹唐下去。李歐梵說過，張愛玲作品中“斷瓦頹垣”的意義正是她頹廢藝術的精神所在，令人想起起《紅樓夢》中的斷瓦頹垣。

張愛玲在大陸的創作一直持續到1951年。1952年她回到香港，向香港大學申請復學完成中斷的學業，獲得批准。隨後在美國駐香港新聞處工作。1955年秋，張愛玲孤身一人，以難民身份搭乘“克里夫蘭總統號”郵輪離開香港赴美，從此再無好作品問世。

張愛玲的情感生活也頗多挫折。她深愛胡蘭成，甚至甘願為他背負“文化漢奸”的罪名。然而，可悲的是，張愛玲得到的卻是胡蘭成情感上的背叛。胡蘭成在流亡路上，先是與護士小周，後與斯家小娘范秀美同居。孤傲的張愛玲無法忍受這種背叛，在痛苦中與胡蘭成離了婚。

張愛玲抵達美國後，先住在“救世軍”的女子宿舍，相當於難民收容所。1956年3月，她申請到由一位作曲家的遺孀創立、為藝術家提供半年居住以安心創作的文藝營。36歲的張愛玲在那裡認識了66歲的賴雅並倉促結了婚。賴雅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著名作家，曾在好萊塢寫過劇本，拿過每周五百美元的高薪。可是由於不善理財，晚年陷於貧困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到了六十年代中葉，貧病交加的賴雅得了中風，完全癱瘓，使張愛玲陷入深深的恐懼之中。為賴雅治病花光了二人的積蓄。

劉紹銘在《落難才女張愛玲》一文中，談到這個時期張愛玲四處求人找工作的窘迫之相。當時劉紹銘在維斯康辛大學任教，竟收到張愛玲十八封信。經過四處聯繫，終於在邁阿密大學為她找到了一份為期七個半月的“駐校藝術家”的職位，每月收入一千美元。在給劉紹銘的一封信中，她表示，“為了寫作，我離群索居，不必為衣着發愁，因此除日常必需品，再無其他開支。但不管我多小心照顧自己，體重還是不斷減輕。這是前途未明，憂心如焚的結果。”院長讓她每天坐辦公室，以備學生諮詢，“光去看看書也成”。可她自由散漫慣了，竟不守規矩，引起不滿。1969年，她又得到一個機會，到伯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可她依然故我，“日間極少出現，工作都在公寓，上班的話，也是夜晚才到辦公室。”1971年因和中心主任陳世驤產生矛盾再次失去工作。張愛玲在 1971年7月10日給夏志清的信中，詳細記錄了自己和陳世驤的對話，陳世驤認為她的研究文章經修改後仍看不懂，張愛玲卻滿不在乎地反諷道：“加上提綱、 結論，一句話說八遍還不懂， 我簡直不能相信。”這些話讓陳世驤很生氣，堅決解僱張愛玲。張愛玲是作家，大學未畢業，不善研究，硬要她寫研究文章實在是強人所難。可是，拿人薪水，就要 做事，老闆不滿意，讓你走人就得走人，沒話可說。

1971年秋，張愛玲搬到洛杉磯，之後整整三年都處於失業狀態，沒有固定收入， 僅靠舊作發表得到的稿酬維生。1974 年6月9日，她在給夏志清的信中說自己“投稿都是為了實際的打算”，就是賺稿費。在這樣的生存壓力之下要寫出好作品實在是不容易。

晚年的張愛玲生活更加悽慘，居無定所，並時常為奇怪的蟲患所擾。1984年11月5日，她在給夏志清的信中提到：“我因為老房子蟲患被迫倉皇搬家，匆匆寫張便條寄地址來。”1984年12月22日，她在信中稱：“我這一年來為了逃蟲難，一直沒固定地址，真是從何說起。”據網上說，“從1984年8月到 1988年3月這三年半時間內，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 算下來搬家次數多達180次。” 這簡直難以置信！如果是租住，看房、簽租約、退租，都很耗時間，一個星期搬一次家很難想象，除非她住在免費的臨時庇護所（shelter）。 如果她真的一直受蟲患襲擾，可以想象她居住的環境有多麼糟糕。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在美國病逝，死後六七天才被人發現。與此同時，大陸的“張愛玲熱”也達到了高潮。各種紀念活動紛紛舉行，大眾傳媒連篇累牘介紹張愛玲及其作品，有關張愛玲的傳記也相繼出版。2000年10月，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舉行了“張愛玲 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海內外學者探討了張愛玲在消費領域的“傳奇”及其在現代中文文學中的地位等問題，甚至有人提出“張學”概念。隨着2007年張愛玲的小說《色•戒》被李安導演改編拍成電影熱播更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10年是張愛玲逝世十五周年，也是她誕辰九十周年，中國各地競相出版了關於她的資料、書籍，策劃各種紀念活動，由她的小說改編的影視劇、話劇也不斷推出，“張愛玲熱”達到了“沸點”。這一切讓人不禁感嘆：張愛玲真是生不逢時，假如她沒有去世，此時回到大陸，一定是名利雙收。

據說當年張愛玲欲離開大陸時，夏衍曾想挽留，在得知她已離開時直嘆可惜。前不久在和網友討論張愛玲時，曾提出這樣的問題：假如當初張愛玲不去香港，留在大陸，她的命運將會如何？我認為她當初逃離大陸絕對是正確的選擇，否則的話以她孤絕的性格絕對逃不過反右和文革，甚至可能死於非命。

有人認為，冰心代表“淑女型文學”，丁玲代表“叛女型文學”，此二人在大陸都大紅大紫，而張愛玲對她們一個都看不起。她曾說過，如果有人把她和冰心相比較，她是不會引以為榮的。她對1949年後大陸的政治氣氛也很反感，據她弟弟回憶，當她看到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很受不了，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可是，在美國，香港大學曾約她寫一篇關於丁玲小說的文章，她也不得不從命，並四處托人搜集材料。 夏志清對此感到“痛心疾首”，說：“張、丁二人的才華、成就實有天壤之別，以愛玲這樣的大天才去花時間研究丁玲，實在是說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