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质询时曾坦率地说，如果鲁迅活到解放后，要么坐在牢里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我想，这话大概也适用于闻一多。假如他活到1949年以后，以他佯狂的性格，要他不作声恐怕很难，因此他的结局一定好不到哪儿去。右派的帽子肯定要戴的，弄不好还会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关进共产党的监狱。

说起闻一多，自然就会联想到朱自清。二人同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清华共事长达十四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朱自清亲自主持整理闻一多遗著。毛泽东曾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他们也因此被中共树为“民主斗士”，并被塑造成了并肩作战，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友。可惜这并不是事实。他们两人在学术上有交往，工作上属上下级关系，但性格迥异，政治立场也不甚相同，关系并不密切，从未并肩战斗过，也谈不上什么“战友”。

朱自清自我定义为“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实在是恰如其分。他为人内敛，含蓄，喜怒不形于色，外表上给人敦厚的感觉，只是心胸不够宽广，遇事爱钻牛角尖，思虑过度，郁结于心，长期生活在紧张和抑郁中，终于得了严重的胃溃疡，损害了健康，最后因此丧命。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误导了很多人，因此很多人认为朱自清是饿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朱自清的死实在是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发作造成的。据他在日记中记载，他死前体重已经降到三十多公斤，很可能患的是胃癌。

朱自清精神上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学术竞争，这种压力部分来自闻一多。在学术声望上，闻一多当然要比朱自清强得多，这点朱很有自知之明。朱自清是中文系主任，从未刁难过闻一多，反而在各方面尽量照顾他。他在日记中写到，“推选国家教授，我选一多和了一。”“了一”就是从事汉语史和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王力教授。闻一多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朱自清竭力帮忙，给他分配了一套当时清华最好的教授宿舍。1937年10月，清华等校南迁到长沙，闻一多临行前拍电报，要求有人去火车站去接他。朱自清二话不说，亲自前往迎接。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清华中文系也不例外。抗战时西南联大“跑警报”，名教授刘文典对跟着一起跑的沈从文喊道，“你跑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人多么恃才傲物，目中无人。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称蒋介石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12月获释后应聘为清华中文系教授。

尽管朱自清一直在闻一多面前很虚心，但闻还是很看不起朱，对朱的轻视溢于言表，这让朱自清感觉很受伤。朱自清1939年2月26日日记载：“甚感忧郁。颇喜欢自己写的对联：埋名隐姓，忧谗畏讥。”在1942年4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到：“晚饭时，闻的孩子和他父亲坐在上座，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闻的孩子曾说闻是我的老师，这当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他对我的评价。孩子的评价尽管不必认真，但过于尖刻了。应该加紧用功，从此言行宜更加谨慎，时刻牢记‘忧馋畏讥’之语可也。”座位排次能否显示出闻一多故意怠慢朱自清不得而知，起码可以看出此人多么粗心大意，不体贴人；同时也可以看到朱自清多么敏感，对此非常在意。他把‘忧馋畏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可见他的心态有多么压抑。为了赢得尊重，不再被人讥讽，朱自清拼命工作，研究，想在学术上证明自己。长期的紧张工作，加上战时物质供应匮乏，饮食粗劣，朱自清患了严重的胃病，常常呕吐。四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白了，像个老人一样。

闻朱关系最冷淡时期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因政治上的分歧二人几乎分道扬镳。闻一多有政治企图心，但朱自清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很少对政治问题表态。1943年5月9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记载，“一多要我与他同去登记参加国民党，我以从未受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之。莘田给他一份入党申请书。” 闻一多当时很崇拜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把他看成“英明领袖”，因此想申请加入国民党并不奇怪。当时的西南联大教育系主任、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长陈雪屏曾对闻一多说：你这二年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有所帮助。闻一多想加入国民党是否为解决生活困难不得而知，但他转向左倾的确和自己生活陷入困境有很大关系，之后他也曾想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未获批准，中共地下党联络人建议他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盟。

1943年6月9日的一次聚会上，朱自清写到：“一多作主席，发表了独断的意见：陶渊明脱离现实，在有些事情上他是错的，陶渊明的爱好者也有错误。这些话皆令我不快，然皆以沉默对之。”在闻一多眼中，朱自清就是一个陶渊明式的逃避现实者。1945年2月27日，闻一多请朱自清看《昆明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并希望他签字。但3月6日，朱自清明确告诉闻一多，自己不打算在宣言上签字，这让闻一多很失望，并以行动表达不满，拒绝参加系务会议，朱自清多次想找闻一多谈话均不成功。在1945年的日记中他说，“期望能与一多谈心，然彼冷冰冰。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在昆明校友会举行的欢送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讲，激烈抨击三校的教育作风，说这种“美国式教育”“叫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引起听众不满，校长梅贻琦甚至打算解聘闻一多，但朱自清表示反对，最终保住了闻的教授职位。

据闻一多自己说，他思想转变的发生是在对蒋介石搞独裁感到失望之后。1943年4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发售，国民党政府规定每人都必须阅读。该书强调“一个主义”﹑“一个党”。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该书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是与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共产主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文中写到：“《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以是观之，闻一多解放后在“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严酷统治下该有何种反应，下场将如何，大概不难想象了。

而朱自清在闻一多1946年7月15日遇害后，并没有成为公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士”，他所做的也只是发表悼念文章，发表演说“闻一多与中国文学”，发起为闻一多家属捐款活动等。他晚年倾尽全身心投入编辑整理闻一多手稿。此时朱自清已经病入膏肓，身体极度虚弱，经常大量呕吐，彻夜胃痛不止，体重只剩下三十八点八公斤。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因胃溃疡穿孔住院开刀，8月12日去世。同月，四卷本《闻一多全集》由开明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