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商业城市，回归后所谓的港人治港实际上是商人治港。商人本性唯利是图，这导致了香港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虽然政府一再声称要改善民生问题，但是大财团一威胁要撤资，政府就立即退缩，这一招屡试不爽。

由于财团控制政治，香港迄今为止还没有制定一部劳动法，也没有最低工资保障。虽然香港的失业率只有3.5%, 但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99年至今，只有金融业工资出现大约50%的增长，其他多数行业工资收入增长基本上停滞。早在2006 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就已高达0.533，大大高于日本，台湾，韩国等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高于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

最近爆发的占中示威引起了全球关注，也引起了部分市民的不满。参与“占中”行动的大学生对此的回答是，“我们被迫扰乱民生，只因本就民不聊生”。社会不公，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香港的民主问题实质上是民生问题。

自回归之后，香港经济畸形发展越来越严重。除了地产和金融业外，其他行业一律萎缩，凋敝。香港基本上没有科技创新，没有制造业，也没有农业。地产业一枝独秀导致房价腾飞，不仅使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更反过来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英国政府对这次占中行动没有提供什么支持，以至于陈方安生抱怨被英国“抛弃”了。想必英国政府也有难言之隐。英国统治香港长达一个多世纪，认真经营香港，投了大本钱，由此奠定了香港的经济、行政和法治基础。但在确定1997香港交还中国之后，英国人便着手逐步撤离，其中包括著名的英资汇丰银行、怡和等大公司。他们撤离后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本土崛起的华资公司填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嘉诚的地产公司。借势中国经济崛起，他们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已经撤走的英商很快便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于是纷纷回迁，以便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英国汇丰集团重新把总部搬回香港，而英资太古集团最近宣布，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状态下，该集团年利润仍高达320亿元。英国资本需要在香港政府安置自己的代理人，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梁振英当选特首被看作是英国人最大的胜利。此人一直表现似乎比较左，因此一度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掌握内幕的人士认为，梁实际上是港英时代培养的“备用力量”，证据之一是支持他竞选特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前港督彭定康的爱将，港英时代带有浓厚情治色彩的人物，少有左派人物。

商人对经商环境的最大要求是稳定，讲法治。在这一点上英国和中国政府难得地取得了一致。因此，不惜代价“维稳”的梁振英便被推倒了特首的位子上。本来江派和中资地产商支持唐英年，势在必得，但英国不失时机地于2012年2月13日抛出唐的黑材料，唐的声望应声而下。前特首曾荫权听命于江派，也抛出梁振英“西九龙”的黑材料作为反击，因此激怒了支持梁的英国情报系统，2月21日，媒体报道唐英年曾搭乘重庆一富商飞机赴泰国度假，并在深圳拥有一豪华公寓。曾荫权连遭打击，被搞得灰头土脸。

2012年2月14日，前特首董建华以政协副主席身份陪同习近平访美，顺便为梁振英游说。习回国后向胡锦涛汇报，胡虽然不喜欢唐英年，可也不敢得罪江泽民，故犹豫不定。随着唐英年丑闻缠身，民望大跌，地产商和民主派携手，试图使选举流产。中共最怕选举流产，一是面子上挂不住，二是怕民主派上台难以驾驭，于是集体决定弃唐挺梁。江派大将、中央港澳事务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廖晖因力挺唐英年，不得不靠边站。胡锦涛派团派大将刘延东坐阵深圳，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一道频频约见香港选委，为梁振英拉票。而团派中联办主任彭清华也受命为梁拉票。

据说，梁振英之所以获得中央支持，是因为他答应在任期内完成“四大任务”，二十三条立法、推行国民教育、为2017年特首普选设置高门槛，整肃香港电台。现在看来这些任务都难以完成。

北京强力介入香港事务使“一国两制”形同虚设，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抑制了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使香港社会丧失了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以“功能组别”设限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性地大力扶植工商界在政界的力量。这给香港的长远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它使得香港经济结构趋向单一化，无法孵育其他经济力量与金融地产霸权抗衡；同时也打击了特区政府的民望，使其难以取得民众认可，也难以推行改革措施。

当年邓小平曾承诺，“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江泽民也形象地说，“一国两制”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胡锦涛则指出，“一国两制”是完整的概念。“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和“两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对立。但这些承诺并没有完全兑现，至少打了折扣。

不难看出，香港目前的这种畸形的政治架构是香港所有问题的根源。它促进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造成了香港贫富悬殊，一向清廉的香港政府也开始出现腐败苗头。香港中环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了大批中共官二代官三代，他们在香港享有各种特权；而香港地产巨头在挤垮了各路本地中小企业之后更是大举北上，推动中国房价不断迈向新台阶。

正像中国普通民众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一样，香港民众同样也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央政府给香港的优惠政策只肥了商业巨头，并未惠及普通民众。因此，香港市民反对大陆客来港旅游，抢购奶粉，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抢夺他们的资源。这次“反占中”人士也多为普通民众。 这是很可悲的。香港民众心中的怨气不难理解，他们对实现真正民主的要求是正当的。中央和特区政府如果真为香港民众着想，就不应该为普选制的实现设置人为障碍。民主选举不一定能解决香港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它应该能够选出一个对民众负责的特首，尤其是能够给新当选的特首以执政的合法性，使之能够放手推动经济体制的转型。而香港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只有服务业，没有任何创新和生产能力的经济体是没有竞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