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中共文宣至今仍在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但并不能服人，起码在万维网上持异议者众多。

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曾风靡一时，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一度也被共产主义的理想所吸引，为之鼓吹，为之奋斗，甚至抛头颅洒热血，这都是事实，但要说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主义则过于武断，因为中国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中国人民直到现在也没有获得投票权，谈何选择？

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没有找到用武之地，却能在遥远的东方泛滥成灾？原因当然很多，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理性的知识分子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种学说的荒谬性，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一直执迷不悟，即使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被镇压，被消声，以至于这种早已被实践证明为荒谬的歪理邪说仍在中国大行其道。

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哲学家罗素是最早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批判，并走出其迷思的先知先觉者，而罗素也曾访问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过警告，可惜他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罗素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唯智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全人类都能快乐地生活，他呼吁“人类必须携起手来，建立充满和平、幸福与自由的大同世界。”

怀着“大同世界”世界的梦想，罗素曾经同情共产主义，也曾热情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年他曾给友人写信说，这个世界糟透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唯一的光明所在。

但在1920年5月他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问苏维埃俄国以后，思想大变。在苏俄他们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招待，参加宴会、阅兵式、在大歌剧院看表演、抽上等雪茄、住宫殿的豪华卧室等。但罗素常常避开宴会，设法到街上和农村走访平民百姓，观察真实的苏俄。真实景象令他吃惊，他平生从未见过如此贫困的情景。而布尔什维克的高压政策和恐怖统治更让他无比厌恶，他们代表团员的每一次谈话都被窃听。后来他写了《布尔什维克与实际》，深刻揭露了苏联体制的荒谬性，批评苏联社会的狭隘功利主义扭曲了社会和人性；在独裁统治之下，反对者遭到无情的镇压，甚至不惜使用当年沙皇警察的残忍手段。

带著对苏俄深深的失望，罗素于1920年8月受邀来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和考察，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阵“罗素热”，有学者发起成立了“罗素研究协会”，出版了《罗素月刊》。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经历共产主义革命的折腾，但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在知识界蠢蠢欲动，尤其是罗素访问的北京大学。

1920年10月末，罗素来到湖南长沙举办演讲。据说毛泽东曾做书记员，至少他是听众之一。罗素在讲演中指出: “我虽然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我虽然相信这是文化的进步，但我认为，必须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这个主义，必须用其他方法开导人民，而不必用强硬手段压迫他们。”他明确表示，他自己并不十分赞成布尔什维克。他介绍了自己在俄国的游历见闻，包括同列宁、托洛茨基、高尔基等领袖人物的谈话，以及与俄国乡村农民的交谈。他告诉中国人:“俄国情形最丧气的，就是俄国人大半反对政府”，他警告中国要防备布尔什维克党的“煽动手段”。他们在阿富汗、印度、波斯等处“用种种方法来煽动，我要警告诸君，布党对于东方受压制的国家说，我帮助你们伸张自由权，但实际上我恐怕他们是想假这种美名，为扩张布党自己的势力起见。”可惜中国人并没有听取罗素的这个警告，俄共后来在中国用卢布收买知识分子，建立中共，派军事顾问帮助中共搞武装割据，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裂中国，以致赤祸泛滥，兄弟相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罗素的长沙演讲并不算成功。一方面湖南当局担心一向爱闹事的湘人传染激进主义，因此嘱咐担任翻译的赵元任等人不必完整翻译。另一方面也可能暗示过罗素，多讲讲俄国的负面消息。罗素在讲演结束时说俄国实行的共产主义失败了，因为工业不发达。而中国工业不发达，同样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

上海《民国日报》这样摘要介绍罗素讲演: 布尔什维克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形势下，顺应世界的潮流而产生的，它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平等、消除战争，铲除商业主义，人人自食其力，等等; 同时也指出，马克思本来是指望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爆发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却在工业落后的国家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弊病是对外招致世界各国的反对，对内采取强力手段压制人民。因而，实现共产主义最好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当时新闻报道称，“这些话对当时青年来说，都是泼冷水”， 这些话“也可以说是迎合当局说的”。毛泽东听了罗素讲演，多次与新民学会会友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随后给留法会友介绍罗素主张，认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但后来老毛还是被卢布所吸引，成了一个“山沟里的布尔什维主义者”，因缘际会，居然渐成气候，把中国社会搅得天翻地覆。

罗素曾说：“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他不仅怀疑权威，而且也怀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主张不断的以现实观照理论，不断辩论，不断修正自己对社会的认识。他后来曾撰文“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祸患，它的实行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计的灾难。他批评马克思是一位脑筋糊里糊涂的人，他的思想几乎全部都是根植于仇恨。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历史的进化是由于阶级斗争，这对历史的延续是一种幼稚和错误的判断。而列宁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糟。马克思欺骗他的信徒说，“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将有一个革命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因为无产阶级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违法民主的原则。罗素斥责这种理论为“疯子的自言自语”。因为事实上1917年苏俄的无产阶级只占人民中的极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农民。因此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小集团的专政，而最后变成了斯大林的独裁专政。斯大林用饥饿手段迫害死了几百万农民，又用集中营迫害死了几百万无辜的人民。“他们对于民主的彻底唾弃使我觉得这真是一场人类的大浩劫，把权力付诸于少数人的秘密警察是一种无可讳言的残酷、虐待和愚民政策。”苏共“在开倒车回到中古时期最坏的时代之际，他们竟可笑地幻想自己是进步的先锋。”

可惜的是，在毛泽东“以俄为师”的口号下，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完全采用了苏俄体制，而造成的社会灾难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同样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它的统治却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专制独裁，它搞的社会主义穷过渡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基本上同意有些网友的意见，不能说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主义，只能说中共打着共产主义招牌欺骗了中国人民，他们把这个招牌和中国传统的劫富济贫思想结合在一起，笼络人心，并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成功。比如他们用“劫富济贫＋民主”的口号欺骗知识分子，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欺骗农民，而一旦上台执政便推行“劫贫济权贵＋独裁”政策。中国社会深厚的暴民文化、绿林文化、奴性文化，都有助于中共的成功。中共上台前对人民承诺要实行全民民主，全国普选，上台后便食言；中共上台前承诺农民耕者有其田，搞土改分配土地给农民，上台后不久便把土地统统收归国有，其实是党有，直到现在农民也没有自己的一分土地。中共现在还在声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只能是自欺欺人不攻自破的又一个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