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劇作家孔尚任的名劇《桃花扇》中，伶人蘇崑生在南明亡國之後，唱道：“俺曾見金陵王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曹雪芹的《紅樓夢》中的“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在描寫物極必反，盛極而衰，世事無常，荒淫腐敗導致亡國的歷史必然性。

對一個王朝來說是如此，對一個人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揆諸歷史，例子屢見不鮮，而在中共這架絞肉機里，則更是活靈活現，“反腐”大旗下多少“大老虎”頃刻間便從雲端跌落深淵？令計劃只是其中一隻而已。

說起令計劃，本人對他曾一度產生過一絲同情，總覺得此人的一生是個悲劇。他從山西平陸縣一個小印刷廠的工人干起，最後居然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顯然是個奇蹟。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蹟不能創造呢？文革期間一個上海小癟三王洪文就成了“黨的最高領袖”，令計劃怎麼就不能呢？可是，爬得越高， 跌得越重，這樣的“領導人”轉眼間成了“壞人”也就不難理解了。中共官場的邏輯向來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就像薄熙來一巴掌改變自己的官運一樣，一場車禍也改變了令計劃的官運，不僅自己身敗名裂，還弄得家破人亡。

本人和令計劃曾有過一些交往，那還是在他發跡之前。總的感覺是這個人有點神秘，不顯山不顯水，沉默寡言，城府很深，顯然有些來頭。後來此人果然得“貴人”相助，仕途順暢，一路竄升，居然成了 “黨和國家領導人”。此“貴人”據說就是他父親令狐野的老友薄一波。令計劃的老婆谷麗萍九十年代初還在我們學校圖書館工作，後來也下海經商撈錢。2003年11月，在令擔任中辦主任後不久，谷麗萍便發起成立了“中國青年國際創業計劃”（YBC），自任理事長和總幹事。成立當天，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嚴雋琪為基金會揭牌，團中央書記陸昊和民政部副部長姜力出席並講話。開幕當天便收到捐款數億元，隨後在全國五十多個大中城市設立分部，名義上推動青年創業，實際上以公益名義搞地皮和房地產，據說僅上海一地就涉及資金高達30億元。

令計劃是在胡錦濤任期內飛黃騰達的，因此坊間傳說令計劃是胡錦濤的親信，本人對此一度也深信不疑，畢竟都是團口的，關係親密不難理解。但現在看來很可能是誤解。說起來，胡令二人淵源並不太深。胡錦濤是1984-1985年 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的，而令計劃從1983年8月至1985年7月在中央團校大專班政教專業學習，1985年畢業後才當上團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而胡錦濤則在同年七月調任貴州省擔任省委書記，後來又調任西藏自治區任書記，直到1992年中共14大後才返回北京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在這段時間，令計劃一 直在團中央工作，先後任團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共青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國共青團》主編。由此可見，胡令二人雖然都在團中央工作過，但工作上並沒有交集。假如在團中央時令就是胡的親信，按照中共官場傳統，胡應該把他帶在身邊，前往貴州或者西藏任職才是。不過令計劃很會算計，即使胡錦濤想把他帶走，他 也不一定會聽從。在胡錦濤之前任團中央書記的是高占祥，而令計劃到了團中央後，曾當過主管宣傳的書記處書記高占祥的秘書。1983年初，高占祥調往河北任第四把手省委書記時，曾問令計劃是否跟自己一起走。但令盤算後，覺得留在團中央更有前途，便婉言謝絕了。

令計劃在政壇崛起是從1999年被 任命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開始的，那時胡錦濤已經回到北京七年了。2007年9月中共17大召開前，令從副主任升為主任，正式成為胡錦濤大內總管。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二人才正式確立主僕關係。但胡錦濤入住中央後一直謹小慎微，非常低調，逆來順受，奉行“不折騰”的原則行事。令計劃可能並不是胡本人挑選的，而 是江派刻意安排在他身邊的“深喉”，因此令計劃的身份實際上是“一仆二主”，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也許是仗着後台硬，令計劃的政治企圖心越來越膨脹，到處發號施令，甚至拉幫結派。就在大約2007年左右，一個名為“西山會”的高官圈子悄然形成，由進入或候補中央委員中的山西籍官員組成。他們大 約每三個月聚會一次，聚會地點選在北京西郊幽靜山林中的豪華會館。只有身份獲得認同的陝西籍商人才有資格加入這個小圈子，並為活動買單，其中一位就是“鐵 老大”劉志軍的合伙人丁書苗。雖然“西山會”並不是一個政黨，但彼此間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標。

中共十八大前，令計划行情一路看漲，媒體報道令“全票當選”十八大代表。在薄熙來倒台後，京城一度傳出令計劃將升任政治局常委，甚至傳說胡錦濤已經指定令計劃為隔代接班人。

可是，誰料到，風雲突變，2012年3月18日夜的一場車禍改變了一切。出事的是一輛法拉利跑車，造成一死二傷的慘劇，死者正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隨後發生的一切令人眼花繚亂，很快便傳出“新四人幫”的政變陰謀。從2012年3月到7月，令計劃一直試圖使胡錦濤相信，王立軍闖館醜聞是一個孤立事件，不涉及其他 人。與此同時，令計劃的“山西幫”為營救薄熙來不斷造勢。

一旦權欲薰心，便會利令智昏。法拉利車禍之後，令計劃和周永康會面，雙方達成掩蓋車禍真相的協議。周永康表示，願意支持令計划進入常委會，先擔任國家副主席，2014年的中全會上再以“黨內民主”方式組織選舉把令計劃推上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上。作為回報，周永康希望令計劃運作，保證中央不再追究他的罪行，停止中紀委已經開始的調查，並確保薄熙來和谷開來的謀殺案完全切割，只對薄熙來的部分腐敗行為進行指控。同時，用海伍德是英國人而英國已廢除死刑為由，免除谷開來的死刑。對王立軍則僅指控其“叛國罪”，以確保不會牽扯出周永康的腐敗罪 行。

隨着令計劃的“雙開”，一度在中國官場呼風喚雨的“新四人幫”即將成為歷史。但它留給人們的是深深的疑惑：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荒唐體制？ 為什麼會造就出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這樣的“壞人”？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是隔代指定接班人？還是由血統決定的？還是選舉產生的？權力合法性來自何處？這些問題攸關政局穩定，可是從來就沒有明確的解決方式，因此也就給了“野心家”可乘之機，各方為爭奪最高權力斗得你死我活，令計劃 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犧牲品而已。假如“新四人幫”政變成功，我敢肯定，如今在秦城監獄吃小灶的就是習近平了，而習近平的“罪名”也是一大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中共官場這個原始森林裡盛行的是成王敗寇的原始“規矩”，誰也沒有安全感。令計劃的遭遇讓我想起一種說法，制度好，一群流氓也能建立文明國家；制度壞，能把正人君子變成流氓。令計劃的悲劇不可避免，因為造就他的制度太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