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万维出现一股鲁迅热。捧鲁和贬鲁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双方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我看来，双方对鲁迅多少都有些误解，包括我本人在内。

鲁迅生前名声就很大，死后又被奉为“文学革命旗手”，对后世影响极大。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会记得，当时书店能出售、可以公开阅读的书，除了《毛泽东选集》，就是鲁迅的书了。可以说，鲁迅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

从延安时期开始，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定于一尊，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也逐渐定于一尊。毛泽东被神化是他自己故意为之，但鲁迅被神化则并非其本意。假如鲁迅在世，他也会反对自己被神化，被利用。

有人说，鲁迅只会看病，却不会开药方，不是一个好医生。这个问题在鲁迅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指出来过。梁实秋就写过一篇文章“不满于现状”，质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鲁迅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是却声明，他并不是骂倒一切，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是哪一种主义？他没有明说，梁实秋追问他，是不是共产主义？鲁迅也不回答，等于默认。反对派说鲁迅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 是有根据的。

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了题为《论鲁迅》的讲演，尊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因为 “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显然，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只是皮毛。但鲁迅曾和中共联系密切确是事实。鲁迅和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过从甚密， 瞿秋白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失意，曾在鲁迅家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受到过鲁迅经济上的帮助。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多方设法营救。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便收到鲁迅、茅盾联名发来的祝贺电报。据说鲁迅还辗转送给毛泽东一条围巾，就是有一张和江青在一起的照片上戴的那条。

鲁迅无疑对共产主义是抱着同情态度的，而毛泽东也把鲁迅看作同志，并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毛仍多次提到鲁迅。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曾设想，假如鲁迅还活着，情况会怎样：“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

但是，鲁迅写杂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鲁迅一生怀疑一切，包括他自己。鲁迅在严厉批判别人的同时，更是严厉解剖自己。他似乎一生都在黑屋子里呐喊，但他并不为光明而呐喊，而只是跟黑暗势力过不去。

鲁迅的精神世界有着一种强烈的“中间物”意识和“过客”精神。这在他的诗剧《过客》中有充分表达。“过客”在旧世界中找不到生存的意义，而前方的新世界不过是一片坟地，因此他无法寄希望于未来，他也不能在自己的人性中找到坚实的光明根基，他怀疑一切，甚至连召唤他往前走的声音都怀疑是不是真的。这种深入骨髓的怀疑精神使得鲁迅一生都“彷徨”“在路上”。他信奉过进化论，也向往过共产主义，但都貌合神离，并没有彻底投入。他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也强烈质疑西方文化。在我看来，鲁迅很像是中国版的索尔仁尼琴。但和索氏不同的是，鲁迅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鲁迅十三岁丧父，一生中经历了亲友的生离死别。因此，他有着极深的绝望体验和幽暗意识。1916年，他曾请人刻了一枚印章“俟堂”，意思就是“等死堂”，他认为人生不过是等死而已。他曾用笔名“唐俟”发过文章，也是从“俟堂”而来的。

鲁迅作品中大量描写死亡，晚年又对阴间鬼魂、女吊、五常很感兴趣。夏济安说，“鲁迅看上去是一个专擅刻画死亡之丑陋的能手”。但鲁迅还有很强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意识，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忏悔意识和赎罪意识来自于希伯来精神的影响。鲁迅一生购买过各种版本的《圣经》，在《摩罗诗力说》中极力推崇希伯来精神，而耶稣的形象在他笔下也多次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耶稣受难。他与果戈理、显克微支、安德勒耶夫、克尔凯郭尔、舍斯托耶夫斯基等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心心相印。他先后还与天主教神父清水安三和基督徒内山完造成为至交好友。鲁迅的思想深受基督教人性“原罪说”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更进一步，寻求救赎， 而只是沉浸于对人性的揭露和批判，因此终生生活在阴暗和绝望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