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安省北部的阿塔瓦皮斯卡特原住民(Attawapiskat First Nation)社區最近發生了大規模自殺未遂事件。僅在3月份就有28人試圖自殺，而從去年9月到現在，已發生了100多起。企圖自殺者年齡最小的僅11歲，最大的71歲。阿塔瓦皮斯卡特部落酋長已經宣布了緊急狀態，說明這個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

自從來到加拿大，我還從未近距離接觸過原住民，但多少了解一點他們的歷史和現狀。原住民的長相與我們國人有點相似，因此不由得心生一種親近感。有學者認為，北美印地安人是西遷的殷商人的後裔，在北美太平洋沿岸出土的石錨和商周時期的沿海石錨的形質相似，出土玉器也和中國殷商時期的玉器類似。詩經的《商頌》記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郭沫若認為，相土是商代第十一代王，開拓疆土到了渤海，與海外發生了聯繫。說明當時的航運技術已經很高了，可以遠航。王國維也認為殷人到過美洲大陸。不過殷商距今也不過三千多年，而有研究認為，早在12,000年前，北美就有居民了，這些人也來自亞洲，是通過亞洲與北美相接的陸地橋，即白令海峽來到北美的。現在的印第安人部分DNA與亞洲人相同，也證明了他們是亞洲人的後裔。

在1982年加拿大憲政法第25和35節中所認定的原住民族群包括第一民族、因紐特人和梅蒂斯人。在16世紀中葉歐洲殖民者進入北美建立居民點之前，印第安人和因紐特人一直以狩獵、捕魚及種植為生，或游動，或定居，只有包括幾個家庭在內的狩獵小組，尚無部落，更沒有建立政府，組成國家。殖民時代早期進行皮貨貿易的歐洲裔男人與土著婦女結合所生的後裔叫做梅蒂斯人，後來也泛指任何種族混合所生的後代，但在加拿大人口普查中梅蒂斯人屬於土著民族。

1871年，加拿大聯邦只有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和新不倫瑞克四個省，當時的人口普查顯示，全國人口僅為 348.6萬人，其中有土著民 2.3萬人。由於土著人口數量很少，居住分散，故力量十分單薄，因此，加拿大未發生過土著居民對歐洲殖民者的大規模武裝抵抗。但是，和土著民族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困擾加拿大政府的問題。加拿大建國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政府先後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方案試圖解決土著民族問題，包括建立保留地、舉辦寄宿學校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通過授予土著公民權鼓勵他們脫離其所在部族等，但是這些政策並沒有起到應有作用，反而造成新的問題。統計數據顯示，土著民族在居住條件、教育程度、就業率、醫療健康等方面都低於加拿大的平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土著民族自治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主要出路，從上世紀 70年代開始到90年代，加拿大土著民族自治的政策逐步確立。

但土著民族自治之路並不平坦。在加拿大土著民族努力之下，1951年，《印第安人法》中的一些條款得到了修正，包括廢除了禁止為土著民族實現土地權利要求提供資金的條款。 1960年加拿大通過了《權利與自由憲章》，印第安人在不放棄其土著人身份的條件下獲得了完整的公民權，可以參加聯邦和省的選舉。 1968年由特魯多領導的自由黨政府上台。在1969年提交給國會的一份議案中，特魯多政府將印第安人面臨的諸多困難歸因於他們在加拿大社會的特殊地位，試圖通過取消《印第安法案》，解散印第安事務和北方發展部，使之成為和其他加拿大人一樣的加拿大人來最終解決印第安問題。這份報告被批評為“白皮書”，以諷刺其代表的“白化”印第安人的政策。 “白皮書”引發了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應，加拿大印第安各部落空前地團結起來，為爭取民族自治而鬥爭。各印第安組織也紛紛成立，並進行了廣泛的國內國際的遊說活動。在公眾的壓力下，“白皮書”被撤回。政府還被迫推行了一些撫慰土著民族的政策，包括取消寄宿學校，下放對土著民族的控制權和管理責任等，但卻始終不承認土著民族的自治權，同時維護《印第安人法》所規定的部族議事會選舉制度。然而1973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個判決中承認了土著民族原初權利的存在，極大地推動了土著民族權利運動。

1982年加拿大新憲法第35條第1款規定:“根據本法, 承認並確認加拿大土著民族現存的原初權利和條約權利。”第37條要求政府總理應於1983年4月前召開有土著民族代表參加的憲法事務會議，以進一步明確和界定憲法中土著民族原初權利的具體內容。但是在此後多次的會議討論中，關於土著民族自治權的性質發生了爭議。土著民族堅持“固有(inherent)權利”，認為他們的這一權利源自亙古以來他們對土地的占有，因而是早就存在的。但是當時的老特魯多政府和後來的馬爾羅尼政府卻認為土著民族自治權是“或然 (contingent)權利”，需要通過土著民族和加拿大政府之間通過談判來確定，並由聯邦和省級立法機構根據新的憲法修正程序批准。加拿大政府的擔心是，“固有的自治權”的表述可能被用作土著民族自決的依據。雙方談判進行了五年，沒有取得成果。土著民族感到非常沮喪、憤怒。不久，在魁北克省蒙特利爾以西30公里之外的卡那薩塔克地區(Kanasatake) 的歐卡(Oka)鎮，當地政府和土著民族因長期未能解決的土地爭議爆發了武力衝突，聯邦政府出動軍隊才將事件平息。馬爾羅尼政府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1991年成立了國家土著人問題委員會，對土著民族問題開展研究。加拿大議會也先後組織了多個委員會來討論憲法修改問題。1992年加拿大發起了一輪新的有土著民族領袖、各省首腦和聯邦政府代表參加的憲法談判，最終達成查拉特(Charlatte)鎮協議。該協議試圖調和來自各方面的憲法訴求，包括西部領土問題、魁北克問題、土著民族問題、婦女、少數民族和種族歧視問題。協議中明確承認了土著民族固有的自治權，同時也規定《權利與自由憲章》適用於土著民族政府。遺憾的是，查洛特鎮協議最後在交付全民公決時被否決。

但土著人爭取自治權利的運動並未停止，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國家土著人問題委員會，1993年該委員會提出名為《聯邦框架下的合作關係: 原初居民、自治政府和憲法》的報告，其結論是，無論是從法律的角度還是公共政策的角度, 土著民族固有的自治權利已經在憲法第 35條中存在，應該儘快開始談判來實施這項權利。1995年加拿大自由黨政府上台後發布《實施固有權利及原初居民自治談判的路徑》，正式宣布其土著民族自治的政策。

如何實行自治？不同原住民群體採用不同的自治方式。印第安民族要求每個特定的社區都獲得自治，因此自治協議通常針對一個特定的印第安民族及其定居地區簽訂， 而不是把幾個印第安民族社會整合到一個單一的政府中。在因紐特社區，因紐特人尋求建立更廣泛的公共政府，把一個區域內許多不同的社區以及所有的因紐特人包括進來，比如努納瓦特 (Nunavut)獲得了35萬平方公里土地，涉及28個因紐特社區，總人口為2萬人。

自治之後又如何？從目前情況下看，問題並沒有解決，原住民政府的管理可能存在嚴重問題。土著民族一位女酋長雪莉·魯濱遜在接受採訪時說，原住民自殺率如此之高，全是由於當地高達80%的失業率和惡劣的生活條件。教育無疑是改善原住民就業和生活的重要手段，但是原住民教育的發展速度並沒有跟上現代社會的要求，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教育成就差距反而進一步擴大。

加拿大歷史上對印第安人子女進行強制教育的寄宿學校遭到了徹底否定，從1973年開始正式實施“印第安人控制印第安人的教育”政策，該政策建立在加拿大社會公認的兩個教育原則之上，即父母負責和地方管理，承認原住民父母和加拿大的其他父母們一樣，享有最基本的決定孩子教育的權力。然而，由於原住民居住分散且移居頻繁，甚至大多數原住民已經住在非保留區，使得責權劃分非常複雜，影響了原住民教育的實施，原住民自治的教育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原住民學生在學校教育系統和社會中仍然處於劣勢。

新近的數據表明，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教育成就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2006年加拿大人口統計的數據表明，儘管年輕一代的原住民已經比他們的父輩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但這種進度還遠沒有跟上其他加拿大人的步伐，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的差距甚至進一步擴大。在非原住民群體中，45歲以上組無高中學歷的比例超過25%，而25－34歲組的這一數據降低到10%左右；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原住民群體中，45歲以上組中無高中學歷的比例超過40%，而25－34 歲組的這一數據僅僅降低到30%左右。在獲得大專及本科以上學歷層面，45歲以上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的差距為12%左右，而這種差異在35－44歲組擴大為20%左右，在24－34歲群體組中這種差距進一步超26%。在原住民群體內部，與非原住民差距最大的是農村地區的因紐特人和保留區內的印第安人。這兩個群體的高中學業完成率低於40%，與非原住民的同一數據至少相差50個百分點。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教育差距還同其所在的省份以及是否居住在保留區有關。保留區的原住民高中學業完成率低於40%，而非保留區的原住民高中學業完成率則高於 65%。這與非保留區教育質量較高有關，也受到人口流動的影響，比如學歷較高的原住民通常會離開保留區。同樣，在同等學歷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群體中，就業率非常相近。無論是原住民還是非原住民，所有加拿大人的就業率在取得高中學歷這一層面上翻番，並隨着學歷增長而繼續增長。

從1996年至2001年，加拿大土著民族人口增加了22％，是同期非原住民人數量增長比例的４倍之多，獲得原住民身份意味着可以獲得政府的福利，新的福利政策也可能刺激了生育。現在的問題是，實現自治的原住民如何適應快速變化的加拿大社會。顯然，獲得自治權利並不能保證原住民的福祉和成功，例如，獲得自治的努納武特政府卻在事實上喪失了獨立，產生了食利經濟，進而導致人口素質的發展跟不上現代社會的需求，陷入了坐而食利的怪圈。原住民社區已經認識到，坐而食利終非長久之計，而教育對於原住民社會的健康發展起着關鍵作用，因此必須採取措施縮小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在教育上的差距。

提高原住民教育水平，除了原住民自己做出努力之外，加拿大政府也應該對實行特殊的傾斜政策。現代教育觀念認為，完全同樣地對待每一個學生並不能真正實現教育公平，為了縮小原住民學生在學業成就上的差距，需要採取特殊措施進行適當補償，但這種補償的限度應該是非制度化的，以不使學生產生依賴感為目的。政府應制定政策，提高原住民群體中教師的素質，鼓勵優秀教師到原住民地區任教，鼓勵企業招聘原住民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