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兩重性
(摘自《中國傳統學術之結構:從道德經到厚黑學》第十一章中“經濟的兩重性”一節,有刪節)
楊道還
人類的經濟活動跨越名實,既有外德的實,也有德層次以下的名的部分。錢穆注意到了經濟的實名兩重性,他說:「經濟對於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並不是無限的。……經濟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之是經濟之水準。倘經濟水準超出了此必需限度,對人生可謂不必需……我姑稱之謂是一種超水準之經濟,……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可言了。」(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6,第49頁)借用錢穆所起的名字,可以稱實的經濟為水準經濟,名的經濟為超水準經濟。簡而言之,水準經濟是人生存所需的,超水準則是生活所需的以及不必要的。
以水為例,每個人日常都需用一定量的水。當水少於這個定量時,人就會感到窘乏而珍惜。水更少時,水價就會涌貴,以至於可以與鑽石比較,這就是有名的鑽石與水悖論。而當水超過必須的定量時,人就不那麽珍惜水,水越多,價格就越低,以至於無價格。這個水的定量,就是水準經濟;超出這個定量,就是超水準經濟。但水準經濟的必需不同於生理必需,文明越發達的社會,因為其複雜性,生存所需也水漲船高。如現代社會有人均鋼鐵用量的水準。鋼鐵在原始社會屬於超水準,而鑽石金玉在任何社會都屬於超水準經濟。
人生存所需,大體上即是基本的衣食住行,超出基本的部分,就是人類名化了的社會生活所需的,對生存必需來說,這些都是過度的餘贅。老子的儉,孔子的「飯蔬食飲水」(《論語‧述而》)之樂,都是就達到水準經濟而言。即,老子和孔子所言是貴實,而不是生存必需也不要了。有了水準經濟的保障,有了實,也就有了生存,此下才涉及如何生活的問題。「飯蔬食」即可追求道,所以有樂,而不是無「蔬食」之樂。安而且能夠樂於水準經濟的生活,是生活狀態的一種:「飯蔬食飲水」即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所樂,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去追求社會價值或名義上的「成功」。而忽視實的此類追求,「名與貨孰親」(44)? 水準經濟
水準經濟保證了社會的人的世代傳續,所以是一個社會之本;超水準經濟則是文明演進所需,是末,兩者必須有所區分。捨本逐末,或者將兩者合為一體對待,就會有失本的風險,而這種風險一旦發生,即會釀成生存危機。
經濟的實名雙重性即便在現代也仍然存在,衣食住行佔據一個現代人經濟生活的絕大部分。現代人忽視了水準經濟,認為超水準經濟即是經濟的全部,所以認為經濟是無限發展的,消費主義因此反而是正確的,而對於基本生存尚且不能得到保證的情形──經濟的根本意義──缺乏應有的重視。也就是說,消費主義適用於超水準經濟,在超水準經濟中消費發達,就會使得分工發達和生活必需品的再分配更加充分,以此種方式推進文明的發展。將超水準經濟當作經濟的全部,就會忽視了天道的均──生存經濟。現代社會因溷淆這兩種經濟,對平均主義不能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莊子‧天地》):每個人的生活在實的經濟,水準經濟,和生存經濟中必須得到保障。但一旦越過這個界限,就沒有限度,也就無平均可言。
本與末在實際表現上不是截然分開的,就像內容必然以一種形式存在一樣。水準經濟也必然以某種超水準經濟表現出來,即在文明社會中,水準經濟隱含在超水準經濟中,而作為其根本。在超水準經濟中,與水準經濟對應的部分,在不同的文明中有不同的表現,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經濟發展程度只在這一部分中體現出來,而不是由超水準經濟最為窮奢極欲的部分表現的──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誤解。
從天下的水準經濟考慮,莊子說:「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逃脫,丟失),是恆物之大情也。」(《莊子‧大宗師》)莊子所講,猶如在說,藏魚在淵,藏獸在林,就會不煩照料而又源源不斷的資源。與莊子類似,孟子也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從這兩人的話,引申出來的意思,就是不去焚林而獵,涸澤而漁,破壞天然的儲藏室──人的生存環境。這種考慮顯然是顧及到所有人類存在的根本,人不可能逃脫天下──而人確實是在探索這種可能。環境保護是水準經濟的基礎,在環境保護阻礙消費主義的經濟增長時,環境應優先,即,不能捨本逐末。水準經濟應該以儉為原則。
對於一個國來說,藏的所在是在民間。《論語》中記孔子弟子有若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當一個社會的水準經濟發達而充分時,社會文明程度和經濟就相應提高,這就與藏木在林一樣,人憑藉自力即可得到衣食悠遊所需,人就可以不用常懷憂懼而或者慳吝或者聚斂無度,因而促進超水準經濟的繁榮。也就是說,惜民力而能得到民力。而當一個社會的水準經濟貧乏,即使貴宦富商一旦走出自已經營的小環境,也立刻落入貧困野蠻的境地,此類的超水準經濟,不可持續,因此不足法。一個社會的文化狀態也與此類似。一個社會的文化,不能由脫離時代的傑出人物所代表,而在於普遍的水準,而這個水準藏在民中。管子有:「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管子這裡所講的不是單指貴族富人,而是指社會普遍的倉廩實,衣食足。只有貴族富人的知禮節知榮辱,在社會上也無所用。其他文化也是如此,例如,只有當社會有普遍的音樂水準,音樂家才能有用武之地,否則只能曲高和寡。在水準經濟得到保證,人就從匱乏的約束中解脫出來,可以自由發展。超水準經濟裡的經濟發展,是脫離生存必需的文化內容的發展,文化的外化。
對經濟的實名雙重性的重視,在中國古代社會即表現為對生存經濟,如對耕織的重視,對商人的困辱,有時這種重視達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通常認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落後於西方的根源,就在於對農業這一產業的重視。這種觀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循環而更新。在沒有人的觀念的變革和創作時,只有循環。如珠走盤,不離於盤內,人類社會的週期性的進展,也是如此,不能脫離水準經濟。人類社會在變革和創新時,不是螺旋式的上升,而是循環而新生。中國社會能夠歷千年仍然有其生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保障了循環的可能──水準經濟。曾經與中國鼎立的其他古文明,現在已經無存,特別突出地揭示了這一點。
對一個生物圈來說,循環的中斷,就意味着滅亡。這種滅亡,或者因為環境變化,或者因為外敵的侵入──兵。人類社會的滅亡,還有人對自然的干預一種:人類能夠拒絕適應,而深刻地,本質地改變環境,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人類可以跨越自然的多樣性,散佈於全球,即是這種能力的表現。這種能力使人類文明可以存在於不毛之地,形成次生文明;也有時將環境完全破壞,喪失生息之地。後者正是消費主義的致命弱點,很多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謂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主要指的是超水準的經濟的發展,沒有水準經濟的保證,這樣的發展只能是畸形的,多餘的,過度的,以至於走向難以維繫。
沈括《夢溪筆談‧譏謔》說:「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這大概是現代所講的高薪養廉制度的來源。「廉隅」的本意是稜角,物有稜角,能夠顯出形制;用來比喻人,則指人端方不苟的行為和品性。俸祿薄寒,人不能維持水準經濟的家庭生活,這樣的生活不可持續,就會有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因此是取亂之道。但超出此外,使人趨之若鶩,又會引起人們的紛爭;超出越多,越會使人不擇手段,這種情形也是取亂之道。此中的關鍵就在於水準經濟。不僅為官的如此,普通家庭也是如此,在多數家庭浮動於水準經濟之上時,社會就會穩定繁榮,否則就使得人不得不為盜為不軌。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水準經濟是生死存亡的關鍵。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60)和孔子的「使民以時」(《論語‧學而》)顯然都有此類的考慮在內。
超水準的經濟
超水準的經濟,是天道轉向人道的關鍵。愛德華‧威爾遜說「文明湧現的關鍵是過度肥大症」((美)愛德華‧威爾遜,《論人性》,林和生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8)愛德華‧威爾遜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莊子所說的「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莊子‧駢拇》)的翻版。但這兩個類似的觀點從不同根源,時代,和實踐中得來,意味深長。
道有精,從天道旁逸斜出的人道一支,有其精的保證,即人性包含了脫離天道另立人道的基因,但這種脫離,對天道來說是過度,有餘,無限度造成的,無論視其為枝指的變異還是肥大症的病態,其實指的都是一個意思,只是措辭的不同。類似地,仁義和知也同理被視為變異的,如老子說:「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38)簡而言之,人道是天道的一個支流,在這個支流中實轉為名,人就異化而成文明人。老莊與墨家法家的區別就在於他們分別是異化之前和之後,即使使用同樣的範疇,也有不同的含義;而孔子則橫亙在這個轉折之上,同一範疇,既有異化前的意味,也有之後的意味──對於先秦諸子的經典,忽視這一點,即溷亂不可解。
人類文明社會的出現,是以超水準經濟的出現為標誌。當社會不再需要每個人都要終日為生存所需奔忙的時候,某些人得以從中抽身,如祭司巫師,社會經濟就超過水準經濟。在水準經濟之下,因為目標明確,人的行動傾向於理性,這是因為只有實的緣故。但當社會達到超水準經濟之後,人的選擇就不必是理性的,可以是理性的,可以是名的,也可是反理性的,超理性的。著名的「囚徒困境」中的博弈,完全因為「困」而成立。一旦沒有這個「困境」,在自由中,囚徒可能還要博弈,但更可能會做鳥獸散。因此此類的理論只能用於前水準經濟中。世界文明古國留下的奇觀,如埃及的金字塔,只能是在超水準經濟達到某種程度之後才有可能修建的。
金字塔這個例子不僅表明了超水準經濟的「非理性」特點,超水準經濟也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因其精美,)金字塔的建造者,絕不會是奴隸」的「超理性」的觀點。超水準經濟中「餘贅」的發展,依賴於人的自由。不自由的人,不能盡其用,不能完全施展其想像力和創造力。因此「餘贅」的發展達到極致和出現更上層樓的新發展,必然意味着其創造者是某種程度上的「自由」人。類似地,現代社會知識教育,很多屬於為超水準經濟的「餘食」而設的「贅行」。學生只有在這種教育中能夠自由地追求的時候,學生人性的贅餘能達到極致時,才能在超水準經濟上錦上添花,促進其發展。灌輸的教育,充其量只有對超水準經濟的維持之功。可以說,超水準經濟的「贅餘」性,決定了這種發展依賴於人的自由,即人性在自在之上的對自由的過度追求。自由市場經濟因此更能發掘出的超水準經濟中人的潛力。可以說,在水準經濟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超水準經濟則相反,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即,這兩種經濟按不同規律運行,如前者可計劃,後者不可計劃;又如前者補不足,後者損不足。
中國歷史的循環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其循環中卻有演進,這一點很少人注意到。錢穆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很大一個貢獻即是打破了「中國社會一成不變」的觀念。中華文明是演進的,這一點毫無疑問,這種演進是緩慢的,但也是確定無疑的。這種演進以水準經濟為保障,然後才得以以一張一弛的形式進行。超水準經濟的張,是自由,即解脫了「必需」的行為之後的自由行動空間。但這樣的空間不是全無約束的,隨機的,任意的。張之後又有弛的收斂與回歸。就像水總是向下流動,雖然水可以被激揚起,這是水的自由;但終歸要落下,這是水的自在性質。超水準經濟的張,以水準經濟為基礎,也終歸要弛,落回到水準經濟,其中一部分成為水準經濟,進入了水準經濟的循環,推動了水準經濟達到更高水準。這一「成功」地轉變為水準經濟部分,是超水準經濟符合人的自在性質的部分,也就轉變為實。只有這一部分超水準經濟才在長時期看來,是有效的,有功的;其餘部分就都是損耗。人的自在性即以此種方式決定經濟的發展。沒有任何經濟發展可以完全地脫離人,而能夠長時間得到持續。人的需求是多方面,也就決定任何一個方向的過度發展會成為社會的這種或那種「過度肥大症」,因而必然是餘贅,消耗的。單純從超水準經濟不能得到這樣的結論,只有從水準經濟看去,才能診斷「過度肥大症」。
什麽是人的未來必需,這個問題難知答案,未來必需往往只能由天才和隨機機率的試錯實現。沒有人能夠確切知道未來,那麽對經濟的正調節還是負調節,都只具有限意義的,即便有所謂大數據的分析為助。因而,計畫經濟目標不定,調節意義有限而存在「過度肥大」的風險,不適合一般性的文明社會,不能促進卻阻礙超水準經濟的發展,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才能採用,如自然災害,戰爭等。
(道還: 拙著《中國傳統學術之結構:從道德經到厚黑學》(第二版)近日在網上書店開始發行。多謝諸位朋友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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