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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不知身是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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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和拯救 |
| | 写完《“教授”为什么不能称为“叫兽”》一文，有点意犹未尽，更有点于心不忍，于是便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道德状况做进一步考察。我希望说服自己，教授的堕落确实属于个别现象，不要瞎子摸象，以偏概全。假如只有百分之十的知识分子堕落了，那么可以算少数，假如真的像有人夸张的那样，知识分子中百分之七十都堕落了，那问题就很严重。但是，我知道，数字统计是很难做到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把这个责任区分清楚。我假设，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守望者，理应成为阻挡道德滑坡的最后一段堤坝。假如知识分子真的出现了整体堕落趋势，那么我希望证明，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堕落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没有坚持住操守。责任不在他们，而在社会环境，只要社会大环境改善了，他们就会变好了。
但是，残酷的事实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的假设完全错了！知识分子正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的率先堕落才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迅速而全面的堕落。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不遗余力地鼓吹，而且亲自实践，亲手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滚滚浊浪。要忏悔、悔改、需要灵魂救赎的首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祖宗，古代的“士”：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传统道德的实践者
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为“士”或者“士人”，在老百姓眼里，叫“读书人”。古代士人是中国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继承者。从古至今，士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传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异族统治下，他们也没有放弃坚持，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能丢；他们坚持用中国文化改造“夷狄”，因此保持了中国文化的长盛不衰。
中国古代教育对像是士人，培养目标则是“学而优则仕”。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和权力阶层关系密切，古代的选士制度，包括科举制度，正是由“学”入 “仕”的门坎。谁有能力跨过这道门坎，谁就能进入统治阶层，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想和抱负；能力不济者则只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退回社会下层寻找谋生手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士人阶层的做人准则。一部中国历史，也充满了士人 “遇”和“不遇”、“仕”与“不仕”、“达”与“不达”的矛盾纠葛，但是家国情怀一直是中国士人的本质特点，无论穷困时还是显达时都不忘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更不背离仁义道德。因此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并不多。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君子”就是具有完美理想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道自任，洞悉道与势，或者“天理”、“人道”与政治权势之间的互动关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其基本信念就是“道尊于势”，道才是终极价值和真理，决不“枉道以从势 ”，也不“曲学阿势”，因此才“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邦无道，富且贵焉，耻矣。”（孔子《论语》）。不随波逐流，不曲阿奉迎，宁可忍受贫乏饥饿也要坚守“道统”，这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尚节操！
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这样解释“理”和“势”的关系：“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者，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以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就是说，一个政权的正当性归根结底在于讲“道理”，即天理和人道，而读书人则应该敢于以道制势，而不枉道以从势。知识分子具有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君子“固穷”，“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历史上的可歌可泣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始终是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守望者。他们或者立言传世，或者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士大夫，即使在乡下，也有“乡绅”在守护着传统道德，从而保证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秩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道德守望天使”因何堕落？
但是，人们痛苦地发现，今天，作为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守望天使”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整体堕落了！论文造假，成果抄袭，贪污腐败，卖淫嫖娼，行贿受贿，潜规则盛行，无所不用其极，种种恶行令人发指，触目惊心。有人激愤地认为，中国知识精英集团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最为不学无术、最为道德堕落、最辜负民族期望、最没有学术贡献、最缺乏时代方向感、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自甘沉沦的“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心目中，既无道德权威，也无学术建树，更没有引领启蒙民众思考行动的号召力与执行力，普遍受到社会的怀疑、嘲笑、甚至否定。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对知识分子堕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将文人分为如下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贤治则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 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而现实是，他们正在成为后者。
中国当代官僚集团的整体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令人绝望的现实还不是官僚阶层的腐败堕落，而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堕落。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政治可以腐败、经济可以腐败，但教育不能腐败。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和知识分子也腐败了，那这个民族就从根本上垮掉了，相反，只要知识和教育还没有腐败，这个民族总还是有希望的。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中国良心和灵魂的堕落；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首先也是自己良心和灵魂的堕落。知识分子的堕落将葬送中华民族的前途。
中国知识分子堕落有迹可寻。这是一个命途多桀的群体，在被打成“臭老九”，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造”以后，只在八十年代有过短暂扬眉吐气的时光，那时全国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地位迅速上升。可惜，好景不长，他们享受举国尊重的美好感觉还没有多久，便面临着新的精神失落，一下子便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乱了方寸，陷入了“守道”还是“失利”的尴尬境地。本来以固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道德为荣，此时则急功近利，急于取利，便连“道”也放弃了。闸门一开，便成决堤之势。
知识分子渴望堕落！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的处于“被改造者”的地位，或者习惯充当意识形态“驯服工具”的角色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已被严重扭曲。这表现在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与权力的共谋，知识界陷入堕落与庸俗，知识分子道德沉沦，人文精神沦丧。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已经良知丧尽，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马前卒，或者沦为权力与财富的追逐者。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着自己的堕落。
渴望“堕落”的中国知识分子引领风气之先，由此导致了全国范围的道德大滑坡。知识分子不仅要对中国人的精神失落承担责任，而且要对整个中国的道德沦丧承担责任。
事实正是如此。正是一向以社会良心自居的知识分子率先堕落，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堕落的合理性，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急速堕落。社会学家鼓吹性解放，鼓励每个人自由地用自己的身体追求快乐，离婚率上升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换妻（男人之间交换老婆过性生活）行为不存在道德问题，于是，性解放浪潮迅速泛滥全国；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论证说，卖淫嫖娼既可以解决妓女的生计问题，也可以使嫖客得到享受，更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种理论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于是，全国各地大力发展这种“无烟”的“绿色”产业，中国式“红灯区”如雨后春笋，迅速覆盖全国，短短二十年间，便涌现出一支庞大的黄色娘子军大军。研究社会制度的学者则要人们相信，贪污腐败是必要的，可以有力地推进经济增长，于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而一些以反传统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则竭尽全力地糟蹋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彻底摧毁这些束缚中国人的精神“枷锁”，中国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于是，整个中国，特别是年轻一代虚无主义泛滥，视道德为无物。如此这般，中国社会不出现道德沦丧大潮，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知识分子“功”莫大焉！
再说说大学校园内部的怪现象。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居于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似乎一夜之间便被迅速地商业化了。大学管理层的主要任务是想方设法争取国家拨款，研究怎样收学费，以及建造富丽堂皇的大楼。大学教授则可以一人带上四五十个博士生，这些博士负责为教授批量生产专著、论文或完成项目。教授们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项目收入和女研究生的色相。傍大款早已经成了某些有姿色的女大学生的生活的一部分。肥水不流外人田，博导们在招生中明码标价，而且理所当然将女博士当作自己的床上玩物。“衣冠禽兽”和“教授”一样可以戴在博导的头上，因此“教授”当然也可以称为“叫兽”。在昔日神圣的学术殿堂，再没有了信念和坚守，道德与拯救，没有了崇高的信仰，有的只是无尽的消解与麻醉、放荡与放纵。这些知识精英、人文精神的守护者的堕落令人寒心不已。
呼唤知识分子良心道德的回归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这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最让人忧虑的现实。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社会正气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的堕落败坏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良心、思想、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和灵魂。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人文精神与道德彻底和最后堕落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足够理由引起全体中国人的 “大恐惧”。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完全失去信仰支撑的畸形社会，淫逸成风，崇高遭亵渎，欲望疯狂肆虐、自尊被放弃，道德在迅速堕落、到处弥漫着的是世纪末的颓废和疯狂。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欲救中国，必先救中国的知识分子；欲救知识分子，必先呼唤知识分子良心道德的回归。导致中国道德危机的知识分子必须从堕落中爬起来，站起身，正人先正己，逐步恢复民众的信任，重新肩负起修补、重建早已百孔千疮的道德大厦的责任。道德沦丧只需一夕之间便可达到，而道德重建则是一项极为艰巨、极为漫长的再造工程。
解决知识分子整体腐败问题，一要靠制度的建立，二要靠知识分子心中尚存的道德良心，但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具有终极关怀的精神价值系统。唯有这样的精神价值系统才能提升道德，托起生命，把沉溺于物欲的人们从腐败和堕落中拯救出来，赋予人们超越性的理想和追求。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尚存良知未泯者，尚存阅尽沧桑、历经坎坷依然忧国忧民壮怀激烈者，尚存孜孜追求并坚持理想和信仰者。有位老学者对贾平凹的《废都》所做的评价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这样的“明眼人”为数并不少。今年暑期，我在北京海淀基督教堂参加了一次主日崇拜，亲眼看到了许多大学教授、大学生、研究生，在那里为中国守望、祷告。一个小小的教堂每个星期天竟然有六千人参加崇拜，分上下午四个堂进行，有传道人十四人。同时，还有大量分布在校园内的团契和查经小组。我相信，他们才是中国的盐和光，中国道德的守望天使，中国未来道德体系重建的重要力量，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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