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大革命”：打倒一个人，搅乱七亿民 打倒一个人，搅乱七亿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一场于一九六六年5月—一九七六年十月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文革是由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发动的阶级斗争。普遍认为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过激行为，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受害人数以千万计，亦有人指不少文物都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破四旧中[9]遭到红卫兵的蹂躏。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的彭德怀和贺龙等领导人被迫害致死，邓小平、陈云等党内高层亦在此期间被下放，习仲勋、薄一波等人更被打倒监禁。这场运动当时也影响了阿尔巴尼亚、朝鲜、法国、埃塞俄比亚、荷兰和智利等世界上一系列左翼势力强大的地区。 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全盘否定文革，立场和态度是，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因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也随后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不过在二零一八年，中国官方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大大淡化了文革对国家的负面影响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责任，引起外界关注中共对文革的定性是否有改变。 文革正式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的三面红旗的挫败后、以及在反苏修、反美帝等口号的情况下，以革命名义攻击温和派（当时蔑称走资派）并重回党核心的尝试，并在日后一两年达到高潮，右派人物的影响力则多遭到剥夺，而当权派亦有内斗并导致了原定接班人林彪的死亡。 由于嫩江地处黑龙江省西部北大荒，我们又才从火场回来，对政治漩涡中心北京，伟大领袖的思想还不能理解，对“516”文件精神甚至毫无感觉。我祇是凭着想象认为是“伟大领袖”是发扬全社会的大民主，即所谓“四大”，大呜大放大辯论大字报。但是北京政壇上的斗争还是逐步扩展到地方，甚至到北大荒。“伟大领袖”先是让刘少奇放手在农村搞“四清”，又在各高等院校按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模式搞的，把不少后称“造反派”的群众镇压下去。此时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本人，以及如张春桥、薄一波等都还不知道整的就是刘邓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伟大领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张大字报》中指出，“中央有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随后在八月八日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批判。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运动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攺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头，放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十一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一千一百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 以上大部分内容摘自维基百科《文化大革命》。 “伟大领袖”为了打倒一个对手，搅动全国人民的大混乱，这个大混乱导至他的皇朝最后终结。 开场罗鼓敲响了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即毛泽东一挥手要打倒刘少奇，做个权力一统天下的皇帝，下面各个单位就有样学样，以保卫“伟大领袖”毛泽东为名，成立了各自战斗团体，如号称“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等派别，实际上是“誓死”打击对立派，欲置于对立派死地而后快。嫩江东北部飞机场的东北航空护林局及森林保护研究所，一点都不走样地紧跟“伟大领袖”的“文化大革命”，两派内斗死去活来，不把对方整倒和整死决不罢休。 我在一九六三年南京大学气象系毕业，分配在沈阳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工作。一九六六年二月林业部以“党的需要”为名，为建设一个集航空护林、空降灭火总队、森林保护、森林病虫害检疫、森林防火研究的大拳头，把我和二个从事森林防火研究的课题组，调到了设在嫩江县东北十四公里处的一个机场，在林业部东北航空护林局下的森林保护研究所工作，实际上这是一个空壳单位。与我一批调去的还有中囯林科院林业所的航空化学灭火室，以及当年分配去嫩江的各类大学生，配备上了当地的干部和少量工人，总共不到六十人。林业部领导欺骗国务院说，在嫩江已经具备森林保护研究的条件，而大批人员到达时却祗见几间平房，没有办公室，更没有实验室，甚至连水电都很难保证。一开始就引发了科技人员同所领导的矛盾。 也许这祗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科研人员和所领导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激烈争斗的社会环境下，逐步演变森林保护所的两大派别的冲突，一派是地方以行政人员加上少数投机的科研人员，他们有些是根正苗红，是当然的“左”派；另一派纯是科技人员，这一派有一般知识分子的弱点，经不起一击就溃散了。运动发展到一九六七年秋，地方驻军支持“左”派，决定了运动的走向，“左”派中有位斗大字不识几箩匤的贫下中农，就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掌权，于是开始了秋后算账。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前，我们在内地的一帮独身的科研人员本是可以回南方休探亲假，但那帮掌了权的傢伙硬是宣布停止休假，意为对我们这一派进行抓捕揪斗，特别对我已准备好了黑材料，已是箭在弦上了。我们就来个不辞而别，自己冒着北大荒冬季的严寒，徒步十四公里到嫩江火车站，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探亲之旅。 一九六八年三月，我过完探亲假，就要离开上海返回北大荒。母亲和韵倩去上海大连路码头送行。当巨轮缓缓地离开时，母亲站在码头上久久不愿离去，不断地挥手，直到她在我视线中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这是她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亲自给我送行，一年半后，她病瘫于中风，卧床十六年后才离开人世。 我出生在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企业不大，却是三十年代初国内第一家生产鞋帶的工厂，而以前靠日本进口。到“文革”时我父親作为“公私合营”私方人员巳退休，但还是未逃过抄家的厄运。一九六六年被抄财物先是就地封存，直到一九六八年春才被全部弄走。韵倩与我在上海经历了非法抄家的全过程，见证了“造反派”来一件件地把家俱衣什搬走，我要下了属于我的皮箱，内有一九六六年我们结婚时的衣饰和纪念品，我们默默地看着这些暴行，大姐却撕心裂肺地哭着，她一生做会计，由于受到作为资方代理人我姐夫的株连，眼看着她一生的辛劳积蓄就这样被剥夺了。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武斗正频，我也担心着回单位后，对立派会对我施加迫害，好不容易盼来的一年一度探亲假，就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 返回我工作地，黑龙江省嫩江北大荒的东北航空护林局后，韵倩也随后回到了湖南省零陵地区气象台工作，我们又过起牛郎织女式的生活。那时别说是有“伊妹儿”、手机，就连长途电话也是极少使用的。我们都是通过写信，表达彼此的思念。信又写得十分小心，就怕一旦这些信件落入别人手中，找出政治上的问题来加害于我们，就连当年谈情说爱这类词句，都怕被作为资产思想来批判，所以，这些信读起来象是两个清教徒之间对话。可惜就这些信也定期被我们销毁，以免将来引来天外横祸。记得“文革”中我时常读鲁迅的作品，其中的《两地书》令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老人家与他学生许广平师生恋的交流。韵倩和我虽然都是小人物，但如果我们当初保存了全部信件，如今能挑选整理成册，也会成“文革”版的《两地书》，可惜这批信早已“纸船明烛照天烧”了。即使这种费时又费心思的通信，也因为我在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被剥夺了。 我的“罪行”很有“普偏性”，有不少“现行反革命分子”因在喊口号时，或写大字报时，该用“毛”却阴差阳错地用了“刘”，遭到揪斗。我回到北大荒嫩江后，遭到卑鄙小人韓某的告发，事实是我在打闹玩笑之中，说了三个字一句“毛个屁”，就成了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又加上以莫须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资本家孝子贤孙…”言行,连一九五八年中学毕业前夕，向党交心的材料也作为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证。欲加于罪，何患无词，这收罗的一大堆罪行，足以拉出去枪斃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