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到万维读者网转载（中评网 2009-11-04）的一篇文章，《钱学森最后系统谈话发表：中国大学缺创新精神》。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系统谈话是钱学森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做出的。四年多过去了，钱学森已经作古，才有人想起把这份在保险柜里锁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拿出来发表。

我想，要是钱学森不去世，这篇讲话大概就永远锁在保险柜里，不见天日了。读读钱老通篇的讲话，好像并没有什么敏感的内容，句句都是大实话，都切中了中国教育的要害。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把它锁进保险柜？这属于哪个等级的绝密文件？

钱老通篇所讲的无非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发现，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这种观点好像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这些问题恐怕不仅仅钱老一个人看出来了，有点独立思想的人都看得出来。问题是怎么办？

问题出在哪里？钱老归咎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很不以为然，这似乎和封建思想搭不上边。很可能钱老是故意含糊，不想挑明。我想干脆帮钱老把话说明白（如果解读错误欢迎纠正）： 对大学的思想控制和行政干预是造成大学独立精神和创新意识萎缩的最主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大学最需要什么？老师吗？学生吗？经费吗？校舍吗？这些好像都不是问题。应该说，中国大学办学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了。很多大学大量引进并培养了高层次的师资，政府也制定了这个“工程”，那个“计划”，投入了大量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大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学生是公认的全世界最聪明最勤奋的学生。银子从来没花过这么多，条件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可是中国大学却越办越差，不见什么起色。为什么？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大学缺乏自由思想的环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

大学要有创新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大学之林，而创新精神的培养则需要自由的环境，需要有独立人格的学者群体。而这些却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在一个思想压抑、处处有关卡、禁区的环境中，不可能迸发出探索创新的思想火花。思想控制和行政干预使得大学失去了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知识分子也失去了心无旁骛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独立品格。独立性是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财产，失去了独立性，知识分子就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唯唯诺诺，唯“权威”是尊，不敢越雷池一步，害怕承担责任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这在人文科学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学者们宁肯钻研“保险”一点的课题，也不愿意冒险，葬送自己的前途。一部《红楼梦》竟然养活了一大批“专家”，发展出了所谓的“红学”，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的悲哀。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不缺乏理想主义精神，而如今却越来越热衷于实用主义的追求。为什么？人云亦云没有风险，论文照发，职称照提，奖金照拿，习惯成自然，“犬儒”做起来最省心，最舒服，哪里还会有什么创新精神？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哪个不是被孤立，被解雇，最终成为郁郁不得志、生活无着落的边缘人群中的一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谁还敢甘冒风险搞什么创新？大学的创新精神焉能不萎缩？

行政干预、思想控制是阻挠大学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学校由行政人员、教授、学生三方面组成，教授和学生则是大学教育的主体。行政人员与教授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行政系统应该是为教学系统而存在的，为教学服务的。行政人员无权干涉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内容。

总而言之，要想激发大学的创新精神，首先必须给大学松绑。大学是学术机构，不是政治团体，不是行政机构。党要管党，而不应该过多干预学术事业；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应该一律取消，改用学术职称。大学校长不应该由教育部任命，而应该公开招聘。大学应该授予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唯有这样，中国大学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