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中国词典中多了一个新词--“春运”。“春运”并非春季运动会，而是发生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场面之壮观令人叹为观止，足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资料显示，1992年全国春运期间总客运量为12.2亿人次，以后逐年上升，预计今年将达到破纪录的25亿4100万人次，比去年增加7.7%，差不多等于全中国每人出行两趟。我真是佩服中国的交通部门，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运送这么多人口，而且没听说发生过什么大的安全事故，真不容易，值得称赞。我更佩服中国民众的吃苦耐劳精神，无论多么拥挤，无论等待多么长时间，大家都在默默忍受，哪怕历尽千辛万苦，家是一定要回的。你能想象吗？有人为了买到一张车票，在车站一等就是五天！

记得当年在北京求学、工作期间，差不多每年春节都要回老家过年，与家人团聚。回老家的车票由单位统一预定，因为北京是始发站，因此保证有座位，但是一路上车厢里越来越拥挤，下车前要提前好几站就往外挤。回北京就更难了，在我们老家坐的都是过路车，能挤上车很不容易。上去以后就抱着侥幸心理在车厢里挤来挤去找座位，厚着脸皮不厌其烦地挨个儿问乘客，“劳驾，请问您到哪儿下车？” 常常招来白眼，多数人会告诉你“终点站”，让你死了这份心。因此，站十几个小时到北京是常有的事。

中国航空、铁路、公路交通状况近年来已经大大改善了，特别是动车组，速度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多。但是，再大的运力恐怕也难以应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春运谁在折腾呢？答案不约而同：农民工！春运期间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可以说，假如没有亿万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往返，便不可能有春运。

春运在折腾谁呢？答案不约而同：主要也是农民工。农民工愿意如此折腾吗？我敢说，假如农民工能够在自己流血流汗建设的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哪怕住在贫民窟里，他们也不愿意如此折腾，花钱买罪受。

据说有学者在计算中国城市化程度时也是把城市中的农民工计算在内的。可是，农民工算城市人口吗？否！拿着暂住证，而非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还是农民，而非城市居民。城市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支撑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各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乃至血汗工厂的发展，都离不开农民工。但是，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农民工是不能和城市人分享建设成果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他们为城市贡献GDP，但是无权分享自己建设的成果。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城市化。中国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真可以和南非当年的种族隔离政策相媲美。

一些中国官员、学者不无自豪地说，中国的城市化创造了“奇迹”，因为虽然有2.26亿农民工进城，城市中却没有出现“贫民窟”。这个问题的确令人困惑不解。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住贫民窟，他们住在哪里呢？难道是住在豪华公寓里吗？我想，那些进城的农民工，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在城市买商品房，国家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住房；他们自己更无权在城里盖房子自己住。那么这些人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2.26亿人口，是几十个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难道这些农民工会变戏法？白天出现在建筑工地和工作场所，夜晚从城市蒸发掉？

调查发现，农民工的住所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住在公共场所，城市的桥下、水管，任何一个能遮风避雨的犄角旮旯里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家”；二是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或未竣工的建筑物内；三是住在雇主提供的集体宿舍里；四是住在城中村。

有中国官员考察过印度的贫民窟后，认为，中国城市“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因为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印度人那样喜欢全家进城。这种官员和那位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的白痴晋惠帝有什么两样？谁说那些有血有肉的农民工不愿意全家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大批农民工与家人两地分居已经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据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有5%的男性民工承认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调查报告指出，“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由于数亿男性农民工长年在外打工，在农村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庞大留守人群，俗称“386199部队”。据统计，全国有几千万妇女在“守活寡”，除了用各种奇怪方法自慰以外，更有很多留守妇女与人通奸。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680例鉴定为非亲子，比例达22.6%。而其中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高达将近50%。性压抑导致的婚外情正严重侵蚀农村家庭伦理道德基础。

很有一些人耻笑印度和南美一些城市中的“贫民窟”，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城市化背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斑斑血泪。印度工业化进程也导致了大量农民进城，但是，所不同的是，印度农民有权卖掉自己的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逐渐形成“贫民窟”。虽然有碍市容，但是他们毕竟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家。而中国农民的境遇要悲惨得多，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可能卖地换钱，更不可能在城市占地建房自己住，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他们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商品房，于是只好在上面提到的地方栖身。城市的面子被保住了，因为城中不存在贫民窟，但是这种“面子”是以牺牲农民工自身权益和健康为代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只会发生在中国。

回到春运。解决春运难题，关键在于减少人口和减少人口流动。减少人口很难，减少人口流动相对容易一些。春运之所以发生，在于有一两亿人的家和工作地点相距千里之遥，农民工回家与亲人团聚造成了春运难题。春运规模越来越大，达到了中国交通运力无法承受的程度。为了解决春运问题，中国政府每年都要花很大精力提前部署。国务院曾经规定过，民工使用单位要将不少于60％的民工留在当地过节、民工输入地区春节后一个月内一律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且也欠人道，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春运压力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

要把农民工留在城市，光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必须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这才叫以人为本。既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就应该少顾点面子，允许城市贫民窟的存在，两栖人造成的社会问题可能比贫民窟问题更严重。

祝愿祖国父老乡亲春节愉快，和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