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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不知身是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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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一年，我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
| | 每年三月份，中国的全国人大、政协都要召开例行会议。海内外广泛关注，大批中外记者云集北京，有关中国内政外交各种议题纷纷出笼，并被广泛报道。北京市数万民警严阵以待，确保“两会”安全。
许多年前，本人也曾有幸参加过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不过，别误会，不是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而是打杂的，作为秘书参与会议的服务。我所在的单位属于中直机关，经常被抽调出去参加各种会议服务和调研等活动。
政协会议代表住在北京西四环南路的京丰宾馆（丰台路71号）。这个宾馆是接待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定点饭店，设备、服务一流。会议期间委员、代表们吃住、分组讨论都在这里。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刻的似乎只剩下了政协会议的美食，琳琅满目，美味可口，让人流连忘返。
作为会议秘书，我们的工作相当紧张，要纪录、整理委员的发言、提案，编辑会议简报，还要负责本小组政协委员们的对外联络、记者采访安排，车辆调度等杂事。我们那个小组里名人还真不少，有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毛泽东的儿媳妇邵华，当时的青年精英何新，还有好几位将军、华侨代表等，叫不上名字了。那时邵华的儿子毛新宇还在人民大学上学，会议期间经常到宾馆找邵华。王光美那时已经七十岁了，虽历经磨难，仍保持着高雅的气质，谈吐不俗，但是也很平易近人，还和我们工作人员一块儿照相。
政协小组讨论差不多做到了无所顾忌，畅所欲言。那一年我们小组讨论的热点问题是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反对意见不少。发言最多的是何新，内容还是他那套耸人听闻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理论。也有代表不怎么发言的，比如王光美和邵华，也没见她们有什么提案。到人民大会堂开全体会议就比较隆重了，警车开道，戒备森严，几十辆大巴士鱼贯穿过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戒严，不许车辆人员进入。
人民政协是有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协是政治咨询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工作没有硬任务、硬指标，其具体工作体现在所谓的“知情建言” 和“献智出力”上。说起来，政协和英国的上议院、美国的参议院有点类似，而全国人大则和西方的众议院和下议院类似，不过职能几乎不可同日而语。说政协是“摆设”，人大是“橡皮图章”不是没有道理。
政协委员不是一个官衔，而是一种政治荣誉。各行各业的名人，无论年轻年长，只要出了名，都可能被笼络进入政协。作为政协委员，无权、无责，当然也无压力。一些党政领导退休后也到政协工作，拿他们的话说，叫做“歇歇脚”，当当“啦啦队员”。政协即无实权，应该是一个清水衙门，不过有国家财政支持，花起钱来还是很大方的。据说今年政协给每位代表发一个手提电脑，用完不必归还，不知道是真是假。
消停了很多年，今年中国“两会”好像又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来了，比较引人注目。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提高人大和政协的权力地位，使之成为真正的权力制衡机构。否则，每年花费这么多金钱，兴师动众，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把这么多委员、代表聚在一起，难道就是让他们吃吃喝喝、说说官话、套话或者发几句牢骚，按几下投票器就完事了？那就太不值得了。据说，中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竟然占了70%！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些官员代表多半混迹政界多年，早已经习惯了“与中央保持一致”，所谓议政也无非大话、套话和正确的废话。小组讨论无不是口若悬河的“歌德派”。这样的“人民代表”并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他们怎么能代表人民呢？有这样的“代表”充斥人大会议，还有什么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不能获得通过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是一只漂亮的“橡皮图章” 并没有错。我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首先要从各级人大改起，所有代表要真正从人民中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而不是向上级领导负责。人大必须获得本来就应有的真正权力，达到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目的。
无论政治体制如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并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也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讲话。” 这番话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民主宪政的本质在于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维护公民权利。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约束权力，制衡权力，把那些大大小小权力不受约束的“土皇帝”装进笼子里。可是，由谁来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又有哪个统治者愿意自动钻进笼子里去呢？
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仍然愿意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像台湾的蒋经国那样，勇于承担，以民族利益为重，带领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革命与变革都是由内外因素引发的。但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能够把握时机，把握方向，以最小代价实现政治改革，造福人民。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经历了从蒋经国，至李登辉，到陈水扁，以及今天的马英九等， 四个“领袖”人物。前后历时约30年，才算走入比较正规、有序的民主社会形态。虽然台湾各政党一直斗来斗去，没完没了吵吵嚷嚷，让人看了挺好笑。其实这是 体制本身的“泄洪”功能。虽然“立法院” 有时会上演“全武行”，但与流血政变、民变、暴乱和内战相比，其代价要轻微得多。
我一度认为，中国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再说，中国连个像样的反对党都没有，如何搞民主？但是，有人提出，“将来共产党切两半，任何一半都挺像样的。”我想，只要开放党禁，肯定会有新的政党组建，也许真的会从共产党内部分出一个什么党来也说不定。也许将来中国人民仍然会选择共产党执政，但是，在共产党之外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政党存在，起到监督制衡作用。
中国的民主化必定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君主专制政体是唯一被认可的政治体制,从未有人怀疑过。老百姓盼望的是 “明君 ”和“包青天”一类的政治家。除非忍无可忍，老百姓不会起来反抗暴君。西方学者梅笃斯 (T. T. Meadows 认为，反抗暴君的行为属于叛乱，反抗政治现行原则的行动属于革命。因此，他认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少革命而最多叛乱的国家。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民本思想，但是缺乏民主思想，中国人一直认为政治应该由有贤德的人来干，人民缺少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即使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海外华人也是如此。目前海外华人中自己享受着民主自由却反对中国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不在少数。
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和遵纪守法的国民，在这方面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只要看看生活在民主社会的海外华人的状况就不难理解。据说当年梁启超变法失败亡命海外，曾一度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但他1904年到了美国后，发现在这个最先进的民主国家生活了好几代的华侨，为了选举竟然不惜动武火拼、搞暗杀，马上想到那些生活在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民众能不能适应这种政治制度，从此改弦易辙，成为坚定的立宪派。但是，目前中国违法乱纪的首先是官员，大批上访的民众是带着复印好的法律法规和自己的申诉书上北京的。
日本、南韩和台湾的民主化说明，具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照样能够实现民主化。所有政治制度都有弊端，而民主可以说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了，它不是把政权的稳定建立在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身上，不会导致人亡政息，它强调三权分立和制衡机制，能够有效地抑制腐败。其实，中国政府早已经在农村搞民主直选的试点，美国前总统卡特还去考察过，在一些县也搞了直选，效果还是不错的，只需要逐级向上推行就可以了。
有人很看不起中共在农村搞的民主直选的试点。但是，我不这样看，想当年中国改革的先声就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开始的。再往远里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也是走的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毛泽东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条件合适，风向对头，民主之火也将燎原于中华大地。
“民主”对中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多少代人的苦苦追求，最终目的都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把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作为“ 迎头赶上”西方的主要途径。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实践曾被无数人视为楷模，中国未来民主的希望。当时农村老百姓都学习用黑豆来投票了。毛泽东在1944 年6月12日曾对民主有如此解释：“民主就是全国各阶级各民族都要有人权政权，都要有说话的机会。……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 (《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945年，毛泽东又和黄炎培讨论过用民主新路来使共产党执政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建设民主国家这一目标列入了新宪法。
可是，不幸的是，从1956到1957年，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出现了灾难性逆转；“反右”运动把民主人士打成了右派，民主党派土崩瓦解。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对于中国民主的探索也从此走入了歧途。随后，1962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把这种极端的群众政治运动称为“无产阶级大民主”。随后又发生了“西单民主墙”，“六四”民主运动，却遭到了镇压。但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步伐并没有放松，共产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并非没有认识到，只有民主才是抑制腐败，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手段。2003年“非典”以后，中共提出了“以人为本”口号，取代“发展是硬道理”的执政理念。胡锦涛公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温家宝2007年3月 1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中共报刊公开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
韩国民主化得力于1988年的一场奥运会，但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似乎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恰恰相反， 2008年海外华人却掀起了一场场大规模的抗议浪潮，目标直指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甚至否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这种“反西方主义”至今仍在一些海外知识精英中盛行。
越来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昭示人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民主之路已经不是该不该走的问题，而是该怎么走的问题。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民族杂居的国家，实行民主可能比南韩和台湾、日本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经不起失败，如果失败，将导致灾难性后果。我赞成中国的民主化应该循序渐进，避免产生大的社会动荡。先从民主教育入手；开放报禁，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入手，以社会舆论促进政府自律、官员廉洁；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培育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扩大人大权力，以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和约束权力的职能；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
今年2月27日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在谈及反腐败问题时再一次表示，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我认为，应该把中国的民主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去认识。胡锦涛也多次强调扩大基层民主、党内民主。但是，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胡锦涛支持真正的民主化。胡锦涛的个人性格求稳重，不愿冒风险。但是，以他的聪明，他不会看不出只有民主化才是解决中国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更是提高中国国际声誉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必要手段。但是，他很清楚中国民主化面临的巨大风险，所以，宁愿拖时间。2007年胡锦涛的“文胆”和智囊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之后由于保守派反对，不了了之；今年两会前又传出“胡锦涛微博”事件，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可能要借此传达什么信息。中国的民主化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高层反对者众，政治局常委中多半不支持民主化，真正支持民主化的，可能只有温家宝和李克强。
虽然中国的民主化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我对此仍然充满了信心，我相信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主化将是震撼世界的划时代的大事，我们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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