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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躍進餓死人誰之罪？--兼論“新左派”的主張 |
| | 拙文“大躍進是怎麼鬧騰起來的？”受到了非難，發難者是一個叫香椿樹的網友。他在回帖中極力替毛澤東洗刷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中國農民死亡的責任，把罪責一股腦推卸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身上。他摘取了毛澤東在大躍進前後的一些講話，又提出毛澤東正是第一個反對“五風”，第一個提出壓縮空氣的人，給人以毛澤東堅決、及時糾正冒進，反對浮誇風的印象。他的目的無非是要向人們證明，毛澤東一貫正確、偉大，大躍進餓死人毛不僅沒有責任，而且領導有方。餓死人都是因為劉少奇、鄧小平這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死有餘辜，大躍進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感到遺憾的是，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批走資派打倒了，或者整死了，但是，沒有堅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死了，因此，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成功，以富士康為代表的資本家重回中國。
老實說，我對誰第一個提出反對“五風”，誰第一個提出壓縮空氣一點都不感興趣，我覺得那並不能說明毛澤東不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和大饑荒的第一責任人。同時，我一點兒都不想替劉少奇辯護，我沒有那個興趣，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負責國家日常事務，肯定對大饑荒餓死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感到悲哀的是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因為執政者瞎折騰而使老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難。。。。而反思這場人為造成的苦難需要良知和勇氣。一味地替謊言尋找說辭，對事實加以掩蓋失去的是做人的良知！
香椿樹所代表的是一個叫做“新左派”的極端勢力，據說這種勢力已經相當強大了。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嚴重腐敗和社會不公問題是某些人呼喚文革的思想基礎。新左派認為，近代歷史上以法國革命為代表的群眾性大民主沒有錯，文革中毛澤東的一些做法也沒有錯。新左派認為中國進入全球化是個大錯誤，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泛濫成災，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都應該抵制外來的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的入侵。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論中對資本主義的醜惡描繪已經成為中國的現實，必須批判這一現實。網友Liny指出，“新左派的出現毫不奇怪，他們的成分很複雜，有些是毛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有些是改革開放時期的失落者，有些是經共產黨長期洗腦後的糊塗蟲，他們的共同點是對中國的現實不滿，卻又頑固地拒絕人類先進的價值觀和民主憲政的政治理念，找不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向，因而一心想要回到他們心目中的毛澤東時代的“極樂世界 ”。
大躍進的發生背景當然是很複雜的，應該把它放進複雜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去看。這場災難的發生首先是來自於因為中國近代落後挨打的屈辱歷史而喚起的憂患意識，同時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趕超戰略也給毛澤東帶來了壓力。大躍進運動無疑是一場空想社會主義運動。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東方的新村主義一直強烈地影響着中國當時的激進知識分子，這種“大同理想”也一直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目標。因此,共產黨取得並穩固了政權以後，急於進行理想社會的試驗是很自然的。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試驗失敗的苦難是由廣大人民承受的。
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聽到大躍進浮誇風中冒出的如此離譜的數字，居然不加制止，這本身就是對人民的犯罪。毛澤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曾在家種過田，他應該知道一畝地到底能打出多少斤糧食，任由浮誇風泛濫，造成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嚴重饑荒，他不承擔責任是說不過去的。
有句古話說，“上有好焉，下必趨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東觀漢記-馬廖傳》云：“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 四方用匹帛。”拿來形容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政治是再合適不過了。本來應該及時追究責任，總結經驗教訓，該是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該下台就下台，以警誡他 人，吸取教訓，避免發生同樣的災難，可是死了幾千萬人的重大人為災難，一句“全黨的責任”，“不要糾纏過去的歷史”就糊弄過去了，幾千萬活生生的人於是就悄無聲息地人間蒸發，無影無蹤了。為了安慰這些屈死的冤魂，有些還有遺留於世的家屬，能不能為他們立上一塊紀念碑？設立一個專門的紀念日？或者退而求其次，能不能讓執政掌權者真 正吸取經驗教訓，不再犯同樣愚蠢的錯誤？幹部隊伍中一直盛行至今的說謊，浮誇，虛報、瞞報難道和大躍進沒有關係？中國的統計數字向來為人懷疑，其中原因不言自明，就是因為水分太大。
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當然要承擔主要責任，正是因為他沒有及時承擔責任而導致了更大的災難，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國防大學研究員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分析認為：毛澤東“當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重要，……但是他認為堅持他自以為正確的意見更重要，……在堅持組織原則和堅持他的意見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他放棄了組織原則，認為組織原則要服從政治原則。長期的正確使他過於自信，長期的領袖地位和長期受擁戴的狀況使他感到有責任指導黨。…… 由於種種複雜原因，中央集體常常無條件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因此，雖然在浮誇風盛行之時，許多領導人也發現了存在的問題，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說“‘大躍進’時，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也沒有說話”可見，由於民主制度的破壞，當毛澤東違背經濟規律提出大躍進、高指標，致使浮誇成風時，已無法用領導集體的力量來糾正其錯誤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功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茫茫華夏大地，數億蒼生竟然任由一個人拿來當試驗品，承平時期竟然造成數千萬人死亡，天怒人怨，曠古未聞！
毛澤東熟讀中國歷史，當然知道自己作為“隱性皇帝”對這場人為大災難應負的責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不得不做了一生唯一的一次所謂的檢討：“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如此輕描淡寫，不痛不癢，很難讓人相信他的檢討是誠懇的。而事實上，他堅持錯誤，從他對林彪吹捧自己的肯定和隨後發動的大報復行動，無不證明了這一點。他曾對毛遠新說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已詔。”明顯把自己放在了一個皇帝位置上，但卻不願承擔一個皇帝的責任和義務。罪己詔是中國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書。在中國歷史上，從禹、湯到周成王、秦穆公、漢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每當有重大的天災人禍發生時，帝王們常常都要反省自己：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上天會發怒？然後，沐浴齋戒，拜祭天地，甚至向天下發出罪己詔，公開對自身的過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諾一定會改正錯誤，並要求天下人務必要勸諫、監督自己，以此來獲得上天的原諒，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而一個失去了對上天敬畏之心的獨裁者，他為什麼要懺悔？他對誰懺悔？死掉幾千萬生命對他來說又算得了什麼？
我在回答香椿樹責難時引用了一些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有網友認為應該單獨成篇，幫助人們認清大躍進的責任歸屬問題。下面就把這些研究結果羅列出來，以作參考。
1958年5月間開始的大躍進, 是從毛澤東批評反冒進開始的。從1955 年開始，毛澤東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形成了自己的構想, 認為經濟建設必須加快, 認為反對“現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很有必要。把原定1967 年實現的指標改為1962年實現。工農業的高指標, 導致了基本建設投資的一再增加, 致使生產和基本建設秩序混亂, 國民經濟出現了全面緊張的局面。周恩來總理十分着急, 於是同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一起, 決心在經濟工作中開展反冒進。
1956 年6 月20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劉少奇等人修改的《要反對保守主義, 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反冒進引起了全黨的重視, 冒進的勢頭基本上得到了遏制, 保證了1956 年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然後, 周恩來等在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時, 繼續貫徹了反冒進的思想。在1956 年9 月黨的八大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中, 強調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 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對於反冒進, 毛澤東一開始就不是十分贊成的, 但他採取了相當克制和保留的態度。1957 年九、十月後, 波匈事件平息,社會主義陣營暫時得以鞏固。與此同時,反右派鬥爭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從這個時候起, 毛澤東決心反“ 反冒進”了。
在1957 年9-10 月間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 毛澤東對反冒進進行了公開的批評。全會基本通過了《1956 年到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修正草案) , 並於10 月25 日公布, 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
1957 年11 月下旬, 毛澤東從蘇聯回國後, 連續召開會議, 討論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經濟建設更高發展速度的問題。
在1957 年12 月底至次年初的杭州會議、1958 年1 月的南寧會議、3 月的成都會議和5 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 毛澤東多次對反冒進進行了嚴厲批評。主張反冒進的周恩來、陳雲等不得不一再違心地做檢討。通過這些會議的發動, 加上宣傳媒體的推波助瀾,“大躍進”的浪潮很快席捲全國。劉少奇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會議上也作出了自我批評。
1958 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 通過了根據毛澤東創議而提出的“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後, 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 不斷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
全國範圍內迅速到來的“大躍進”局面, 使劉少奇的思想產生了急劇的變化。正如他後來總結經驗教訓時所說的: 1958年上半年的形勢, 使我們“ 感到驚喜和振奮”。在這樣的心態下, 劉少奇對“大躍進”初期的發展趨勢, 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信心。
80 年代, 鄧小平在談到“大躍進”的責任問題時曾經說過:“ 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 我們不發熱? 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 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 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 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
1958 年4 月11 日, 劉少奇在接見東德新任駐華大使汪戴爾時說:“ 由於各方面工作的大躍進, 過去擬定的計劃指標太低了, 需要大大地修改。我們提出了十五年後趕上英國的口號, 按目前情況看來,可能不需要那麼多時間, 估計十年就可以趕上了。我們沒有公開宣傳, 但是心裡是作了那樣的打算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各方面工作都需大躍進。”
1958 年6 月14 日, 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 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 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 這樣, 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7 月14 日到18 日, 劉少奇對山東進行了視察。在山東省壽張縣視察時, 劉少奇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 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 使家務勞動社會化。劉少奇在參觀了壽張縣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 萬斤的玉米, 3 萬至5 萬斤的穀子,30 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 斤籽棉的豐產後, 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 他們沒敢想的, 你們做到了, 這是個革命。”
9 月19 日至28 日, 劉少奇又視察了江蘇城鄉。他連續行程數千里, 還同社員一起參加深翻地的勞動。劉少奇在聽到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說試驗田可畝產稻穀1 萬斤後說:“1 萬斤還能再多嗎? 你們這裡條件好, 再搞一搞深翻, 還能多打些。”
劉少奇的視察, 激發了勞動群眾的幹勁和熱情。山東一家麵粉廠職工寫信給劉少奇, 保證在生產麵粉的同時, 年底煉鐵2500 噸, 鋼胚9500 噸。宏偉社決定將原計劃畝產籽棉1.5 萬斤提高到2 萬斤。這就像玩戲法一樣, 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由於“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 加上從1959 年起, 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 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劉少奇開始反思這場運動, 並提出了糾正的措施。
1958 年2 月到11 月, 劉少奇多次外出視察, 累計長達120 多天。在視察中, 他為一些不講科學、不顧客觀條件的做法和弄虛作假、浮誇風感到不安。
1958 年9 月, 劉少奇到河北徐水縣視察。當張國忠匯報說今年有的地方一畝小麥播撒種子七百到一千斤時, 他產生了懷疑。劉少奇對張國忠說:“一千斤種子就是一千五百萬棵苗, 這恐怕草也長不起來吧。”“我建議你們算一算賬, 算一算一畝高產作物用多少人力、肥料、畜力、水等成本費, 收多少糧食; 種十畝( 普通作物) 用多少成本費, 收多少糧食, 看哪個合得來。”
10 月中旬到11 月中旬, 劉少奇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視察。隨着調查的深入, 看到全國各地虛報產量的現象愈來愈嚴重, 報紙宣傳也不加核實地加以報道, 他更加憂慮了。11 月5 日, 劉少奇在寧波視察時對當地負責人說:“ 現在許多地方的產量都要打折扣, 報紙登的不符合實際, 不能全怪報紙, 是你們地委縣委自己報的。問題是幹部作風問題, 要反對說假話, 要反對這種虛報浮誇的作風, 要踏實一點。”
從1958 年開始, 由於“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盛行, 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損失。首先是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從1957 年到1960 年,重工業增長2.3 倍, 農業卻下降22.8%。其次是農業遭到嚴重破壞。以糧食為例, 1957 年我國糧食產量3901 億斤, 1958 年4000 億斤,1959 年下降到3400 億斤, 1960 年又下降到2870 億斤, 1961 年則又減少到2710 億斤。由於糧食大幅減產, 城鄉人民平均糧食供應量減少, 一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據1960 年的正式統計, 當年全國總人口比1959 年減少一千萬。
面對如此慘痛的事實, 劉少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從1958 年11 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 年7 月廬山會議前期, 黨中央和毛澤東多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 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 着手糾正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問題。劉少奇在參與領導糾正錯誤工作的同時, 對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進行了認真的思考, 並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答案。
在1959 年夏的廬山會議上, 劉少奇提出“ 成績講夠, 缺點講透”的意見, 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在一次小組會上,劉少奇提出了三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第一, 從當時黨內的思想狀況看,“ 左”和右這兩個方面, 哪一個是主要傾向? 第二, 1958 年北戴河會議之後的三個月裡, 是不是犯了路線錯誤?是不是“左”傾冒險主義? 第三, 當時把鋼產量落實到1300 萬噸, 算不算右傾機會主義?希望大家展開討論。劉少奇提出的這三個十分尖銳的問題, 實際上已觸及到了黨內在思想認識上的敏感點。7 月23 日後, 毛澤東對彭德懷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使會議氣氛驟變, 會議從“ 糾左”轉為“反右”。會議沒有按照預定的方針進行下去, 這一糾正錯誤的積極嘗試也被迫中斷。
1959 年廬山會議之後，經濟建設再一次陷入了一味強調“ 大干快上”的誤區。1959 年底, 劉少奇在《經濟建設工作中若干經驗總結》裡指出:“1958 年大躍進之後, 1959 年計劃應該訂低一點, 留有餘地, 較為主動。但在年初是辦不到的。我們的認識是逐漸接近實際的。當時對於六億多人民的積極性發動起來之後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還沒有摸到底, 在北戴河會議時, 在人民群眾中喚起了偉大的生產潛力, 我們大家都感到驚奇和興奮, 似乎一切都是順利的, 對於1959 年生產3000 萬噸鋼的計劃是接受了。這就埋伏了被動。”
1960 年1 月1 日,《人民日報》在元旦社論中提出:“ 我們不但對於一九六○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 充滿了信心, 而且對於整個六十年代的繼續躍進, 也充滿了信心。”1960 年1 月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 1960 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可能比1959 年更好。會議過高地規定1960 年度鋼產量為1840 萬噸, 糧食產量為6000 億斤, 並脫離實際地提出今後八年中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所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設想。這就使高指標、浮誇風、“ 共產風”在全國蔓延開來, 比例本已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陷入了更加困難的境地。劉少奇出席了一月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 對中央的決策沒有表示異議。
高指標、浮誇風、“共產風”的蔓延, 給工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從1960 年上半年開始, 工業發展呈現全面下滑的勢頭, 農村形勢更加嚴重。由於1959 年虛報糧食產量和高徵購的結果, 許多地方把農民應該留的口糧和種子糧也徵購走了, 各地糧食供應普遍緊張, 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日益突出。從1960 年上半年開始, 全國各地都進入了經濟嚴重困難時期。
1960 年6 月,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 討論了國內的經濟問題。會議期間舉行了部分省部領導座談會, 劉少奇在會上要求全黨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堅決採取措施加以糾正。他強調指出:“今後還要鼓足幹勁, 力爭上游, 但要着重了解事情情況, 着重實事求是。”
1961 年3 月, 中央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 毛澤東再次強調調查研究問題。會議結束後, 劉少奇決定自己到湖南農村進行調查研究, 掌握第一手資料。4 月1 日至5 月15 日, 劉少奇率領調查組在湖南湘潭、長沙、寧鄉等地視察工作和蹲點調查, 歷時44 天。回湖南調查前, 劉少奇特地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等人說:“這次去湖南鄉下, 採取過去老蘇區辦法, 直接到老鄉家, 睡門板, 鋪禾草, 既不擾民, 又可以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簡從, 想住就住, 想走就走, 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根據中共湖南省委的介紹, 劉少奇決定去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蹲點, 了解實際情況, 天華大隊是一個全省聞名的先進單位, 是湖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樹立起來的“紅旗大隊”。在劉少奇來之前, 中央曾經派出了一個調查組, 在這裡搞了近兩個月的調查, 得出的結論是: 這裡是生產生活搞得比較好的典型, 並向中央寫了報告。
然而劉少奇調查的結果, 卻大大出乎他的預料。由於“左”的錯誤的深刻影響,天華大隊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 糧食連年減產, 存在着嚴重的平均主義、虛報浮誇。由於大隊書記彭梅秀等人施加壓力, 也迫於“紅旗大隊”榮譽的壓力, 天華大隊的幹部群眾不敢反映實際情況, 因而使中央調查組得出了一個與事實不相符合的結論。
4 月13 日, 劉少奇在天華大隊幹部座談會議上指出, 不要怕不辦食堂就是不要社會主義了, 不要人民公社了, 只看怎麼有利於發展生產, 怎麼有利於群眾的方便。在辦與不辦食堂問題上, 劉少奇認為一定要自願, 自願就辦, 不自願就不辦, 辦得好就辦, 辦不好就散。他還指出, 不加入食堂的, 也不是反社會主義; 反人民公社,也不是不光榮, 不要對他們歧視, 生活單幹還是社會主義。經過進一步調查研究,劉少奇對農村辦食堂有了新的認識。
4 月17 日, 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總支委會議上指出: 1958 年10 月1 日一聲喊, 食堂就辦起來, 那是大錯誤, 應該吸取教訓。他還說:“ 食堂沒有優越性, 不節省勞動力, 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 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 已經浪費了幾年了, 不能再浪費下去。”不久, 天華大隊的食堂就陸續停辦了。
5 月1 日, 劉少奇在長沙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胡績偉等人談話。他說:《人民日報》應該好好總結一下三年來辦報的經驗。三年來, 報紙在宣傳生產建設成就方面的浮誇風, 在推廣先進經驗方面的瞎指揮風, 在政策宣傳和理論宣傳方面的片面性, 對實際工作造成了很大惡果。劉少奇說: 你們宣傳了很多高指標, 放“衛星”,《人民日報》提倡錯誤的東西, 大家也以為是中央提倡的。調查研究是一門學問, 記者和編輯要認真作調查研究工作, 報上的一切文章都應當是調查研究的結果。
5 月2日, 劉少奇又來到自己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進一步進行調查。5 月5 日晚上, 劉少奇約小時候的放牛夥伴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直言不諱地說:“叫我看, 去年糧食減產, 乾旱是有一點影響, 但不是主要的。我講直話, 主要不是天災, 而是人禍, 是‘五風’刮得這樣! ”5 月7 日下午, 劉少奇到田間地頭和鄉親們拉家常。他問鄉親們:“鄉親們說說看, 社員的生活比1957 年是好了還是差了呢? 不是好, 是更差了吧? 更苦了? 生活更困難? 生產比以前是降低了! 是這樣, 就承認這個現實。”幾個鄉親說:“生產是降低了, 生活差了。”
5 月8 日, 劉少奇來到趙家沖, 看望自己的大姐劉紹德。劉紹德的女兒魯新秀告訴劉少奇說:“ 舅舅, 我們所在的那個食堂, 這兩個月就死了11 人, 我父親就是因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來憋死了的。”劉少奇心情沉重地說:“唉! 我很對大家不起,中央對大家不起, 我們工作中有錯誤啊!再也不能這麼搞下去了。”
5 月15 日, 劉少奇結束了長達44 天的湖南調查, 離開長沙回北京。他帶着一個多月來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 準備在即將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同其他領導人交換意見, 並準備對國民經濟的現狀進行調整和恢復。劉少奇這次回家鄉調查, 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覺得, 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是到了非下決心、下大力氣解決問題的時候了。
在中央領導人中, 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直接工作在國民經濟第一線, 他們對形勢有了更加接近真實的看法。在黨內, 劉少奇是看到困難形勢的嚴重性並敢於觸及造成困難真正原因的中央領導人之一。他突破了對形勢看法固有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 認為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的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並得出了“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的結論。
1961 年5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劉少奇嚴肅地說:“如果不是嚴重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減產? 為什麼要後退? 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回過頭來考慮考慮, 總結經驗, 我看是到時候了, 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5 月24 日, 劉少奇提出了一個可以說是全黨都不敢觸及的問題———反“左”。他說:“右傾機會主義是主要危險,已反了幾年。鄭州會議以後, 在農村實際上是反‘左’的, 廬山會議前一段也談過這個問題, 不過沒有提出口號。現在, 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 大家可以考慮。”5月31 日, 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造成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什麼”的問題。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敏感而又急需解決的問題。他說:“在大多數地方, 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 有很多的缺點錯誤, 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
在黨內會議上, 這還是第一次有人站出來明確地提出大躍進以來的缺點錯誤,是造成困難形勢的主要原因。劉少奇的講話, 在高層領導幹部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反響。毛澤東在會上說:“如果違背了客觀規律, 就一定要受懲罰, 我們就是受懲罰, 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土地瘦了, 人瘦了, 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懲罰是什麼?這個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 未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11 年, 現在要總結經驗。”
1962 年1 月11 日至2 月7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參加會議的共七千多人, 史稱“ 七千人大會”。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 由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報告。劉少奇考慮這個報告時, 抱定宗旨, 要根據自己在湖南農村調查摸到的真實情況, 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決心不迴避矛盾, 不迴避大家關心的問題, 以此真正實現全黨思想的統一。
報告是劉少奇主持一個工作班子在會前起草的, 這個報告稿發給與會人員徵求意見後, 毛澤東認為“ 代表中央的報告已印發, 不必在會上發了”, 他要少奇“ 口頭敞開講講, 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劉少奇又連夜寫了個口頭講話提綱, 全面估價了1958 年大躍進以來的形勢, 實事求是談到了當前存在的嚴重問題:劉少奇在列舉當前存在的困難之後,分析了造成困難的原因。他在會上大膽地提出了兩個“ 三七開”的觀點, 即: 一是成績缺點三七開, 七分成績, 三分缺點和錯誤, 二是困難三七開,“ 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他指出: 全國總起來講, 缺點和成績的關係, 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 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 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有三個指頭, 成績還有七個指頭, 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 農民說是“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你不承認, 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 成績不是主要的。
薄一波曾指出:“在七千人大會上, 少奇同志充分實踐了他在《修養》中倡導的共產黨員襟懷坦蕩、實事求是的優秀品質。”據參與報告起草班子的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後來回憶:“接着他就講, 湖南老百姓講困難的原因是‘ 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人禍’就是我們自己犯錯誤。後來我們寫稿子都沒有寫, 沒有把這個‘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寫進去。但是少奇同志在即席講話當中又講了。少奇同志就是這樣, 講話非常的尖銳, 聽的人要出一身冷汗, 很嚴格的一個人。”
針對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 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認違背了客觀規律, 認為“ 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認識到“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 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 對於我們來說, 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同時, 毛澤東也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在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講:“ 如果講到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 現在別人說我, 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在七千人大會上, 毛澤東又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 直接的歸我負責, 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 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 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但另一方面, 毛澤東認為困難並不大, 形勢仍然是好的,“三面紅旗”必須堅持。在廬山會議上, 他說:“總路線有問題, 大躍進有問題, 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 據我看, 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
七千人大會後, 毛澤東去南方視察,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 通力合作, 在一系列會議上, 加大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力度和範圍。
為了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 2 月下旬, 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即西樓會議) 。會議討論了1962 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劉少奇在會上指出, 我國的財政經濟形勢處在一個非常的時期, 要解決財政經濟困難, 必須採取非常的措施。當發現1962 年財政預算中存在三十多億元的赤字時, 劉少奇尖銳地指出:“中央工作會議( 即七千人大會) 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 有問題不願揭, 怕說漆黑一團! 還它個本來面目, 怕什麼? 說漆黑一團, 可以讓人悲觀, 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 ”同時, 劉少奇還說:“怕什麼丑呢? 今天不揭, 明天還要揭; 你自己不揭, 別人要揭; 活人不揭, 死後下一代要揭。”“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劉少奇在會上提出, 當前國民經濟是處在一種很不平常的時期, 即非常時期, 必須採取非常的措施。劉少奇還對自己的子女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決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住房問題, 人民受了這麼多苦, 要為他們分憂啊! ”西樓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由陳雲出任組長, 統一領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這些措施, 有力地保證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
1962 年5 月7 日至11 日, 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 通稱“ 五月會議”) , 再次強調併力求解決對國民經濟形勢的估計不足的問題。這一次會議是一次繼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後的又一次統一思想、統一步驟、調整經濟的會議, 比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更進了一步。劉少奇宣布了會議的議程, 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困難到底有多大? 是不是有這樣大的困難? 我們現在是把困難講過頭了, 還是講得不夠, 還是講得差不多了?
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在這次會議上, 劉少奇說了一句頗為耐人尋味的話:“‘ 左’了那麼多年, 讓我們‘右’一下吧! ”在劉少奇主持下, 會議討論通過《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1962 年調整計劃的報告》, 下決心對國民經濟作大刀闊斧的調整。“五月會議”之後, 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全面鋪開, 並且很快見效。當年底, 經濟形勢開始復甦, 農業生產比上年增長6.2%, 剎住了3 年連續下跌的勢頭。財政收支平衡, 略有節餘, 消滅了連續4 年的赤字。
七千人大會後, 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視察。一些地方負責人說,形勢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又比去年好。這讓毛澤東的情緒很好。對劉少奇等人對形勢的估計, 毛澤東很不滿意。1962 年夏, 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當面批評了劉少奇:“你急什麼? 壓不住陣腳了? 為什麼不頂住? ”“西樓說得一片黑暗, 你急什麼? ”“三面紅旗也否了, 地也分了, 你頂不住? 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面對毛澤東的批評, 劉少奇激動地說:“餓死這麼多人, 歷史要寫上你我的, 人相食, 要上書的! ”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 毛澤東把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當作“黑暗風”來批判, 他說:“我週遊了全國, 從中南到西南, 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 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比去年好, 看來並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 講光明不合法了。”
1963 年9 月, 中共中央舉行了工作會議, 討論1964 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農業、工業等方面的發展問題。會議決定: 自1963 年起, 再用3 年的時間, 繼續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作為今後發展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的調整工作, 從恢復時期逐步走向了一個發展時期, 調整重點也發生變化: 從大規模縮減、大幅度後退轉向加強薄弱部門和薄弱環節, 貫徹以農業為基礎, 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同時開始了一系列的國民經濟改革的試點。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 從1963 年起, 國民經濟開始明顯好轉, 到1965 年基本上完成了這一工作。1965 年底, 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 莊嚴宣告:“現在,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 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高漲, 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 並且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隨之而來便是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再次陷入苦難的深淵。
回頭再說說“新左派”，“新左派”就是革命派，他們懷念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只是希望用文革那種破壞一切秩序，乾坤大顛倒的暴力行動再次改變中國社會。但是，無數事實證明，革命從來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更不會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反而會造成社會嚴重動盪，百姓苦難深重。國內社會矛盾的確已經非常激烈，整個社會瀰漫着一種暴戾之氣，一旦矛盾爆發，後果將很嚴重。有人在竭力鼓吹再一次革命，有人甚至主張用對外戰爭緩和或者轉移國內矛盾。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瞎鼓譟，但是反映出了問題的嚴重程度。不少富人已經紛紛轉移財產，舉家移民了，加拿大已經將投資移民的門檻大大提高仍擋不住。我在《中國，還需要革命嗎？》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不需要繼續革命，也不需要再一次革命。中國需要的是改革、改良。我贊同半個多世紀之前胡適先生的斷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制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控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 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我希望國人都能拋棄“革命”思維，學會讓步、妥協。” 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者必須學會讓步，讓利，緩解社會矛盾，才可能避免悲劇的發生。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進行了許多次政治選擇，要麼改良、改革，要麼流血革命，直到今天，中國還是在這個怪圈裡轉不出來。形形色色的主義、理論在中國實驗來試驗去，紛紛歸於失敗。而在同時，許多和我們有相似政治文化傳統的國家早已經實現了現代化。革命除了造成流血犧牲，生靈塗炭之外，什麼好處也沒有，這已經被中國現代史所證明了。
以辛亥革命為例。這場革命推翻了滿清統治後，全國處於一種無序狀態。而就是在這種混亂狀態下，中國人選擇了實行西方多黨競選的議會制道路。於是，黨派林立，民國初年，一下子成立了三百多個政黨。各個政黨都是儘可能在不遵守規則的前提下爭取本黨利益的最大化。每當議會召開期間，各黨派在火車站拉議員住自己黨派招待所，派送紅包的情景就像“上海妓女在街頭拉客人一樣”，議會制在國人心目中成了笑柄。章太炎說中國的議會制是“橫取他國之法，強施本土。”，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缺乏制度約束的議會民主制的失敗，就相當於不遵守拳擊比賽規則的拳擊手無法比賽一樣。於是，袁世凱解散國會，建立自己的強人統治，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主義者。這種體制一直為後代的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等所效仿。
中國社會存在着嚴重危機，執政黨領袖因為合法性問題缺乏自信。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過的一句話：“處於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往往會迅速的變成真誠的改革者，他對改革的真誠，來源於他對保住權力的真誠。”也許，內外壓力會迫使體制內變革成為現實。我們希望這種變革能夠自上而下有序進行。革命應盡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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