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普尔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全球恐慌，星期一，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大幅下挫，欧洲、亚太股市全受拖累，“黑色星期一”噩梦重现。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美国人在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危机？是信用危机还是信仰危机？还是兼而有之？最近，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在一次集会上，带领3万民众祈求上帝帮助解决美国国内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佩里在他的祈祷词中说：“圣父，我们的心为美国而破裂。我们意见不统一。我们 在市场上看到恐慌。我们在政府大厅内看到愤怒。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忘记谁创造了我们、保护我们、赐福我们。”他呼吁基督教徒们向上帝寻求解救美国国内问题的答案。

有些国人对此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也有些“明白人”似乎看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把矛头对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认为美国的经济困境是由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功能失调造成的。有评论说，华盛顿并不是掉进了经济泥坑，而是摔进了政治陷阱。言下之意不外乎，民主制度弊病丛生，还是中国的专制体制管用，美国应该效法。最起码，不应该再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说三道四了。

佩里在他的祈祷词中，尖锐地指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走偏了方向，美国人已经忘记自己的创造者、保护者和赐福者。他们心中没有上帝，人人任意而为。其根源无疑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世俗主义浪潮。

从19世纪末开始，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欧洲出现了神学多元化、神权淡化、宗教生活民主化、宗教信仰道德和价值观念现代化等世俗化潮流。美国自然也受到了这股潮流的波及。约翰怀特黑德在《偷窃美国》一书中，就认为，属世人文主义者已经“偷窃”了美国。但也有人不认同“偷窃”说，比如加里诺斯就认为， 属世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偷窃美国，实际上美国是被送到这些人手中的。谁送出去的？当然是美国不负责任的基督徒们。

一般认为，所谓世俗化就是宗教仪礼与规范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淡化和退隐。现代社会学理论认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有人认为，在宗教与 科学之间的斗争中，科学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自然地把持了世俗化世界的话语权。这种世俗化浪潮兴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在近代欧洲，反基督 思想、唯物论和进化论，几乎成了民众意识和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一种时髦和进步的象征。这股世俗化浪潮在欧洲经过长期发展，终于在19世纪末登陆美国，在随 后的几十年里，逐渐把以新教伦理为立国基础的美国社会改造为追求享乐主义的世俗世界。

世俗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世俗主义者不信上帝，不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他们鼓吹“自由、快乐、不受约束”。这股潮流很快为其发源地法国带来了严重伤害。

世俗人文主义的缺陷在于对人性的败坏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接受了卢梭对人性的乐观看法，以为只要通过适当教育，人便能为己为人做出最佳的抉择。启蒙运动的推手以为打倒宗教后，人民便可以安居乐业，从此天下太平；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传统的权威一旦被推翻，随之而来的却是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人性的黑暗面暴露无遗。法国大革命的残暴恐怖令世人震惊。在大革命后的恐怖统治期间，许多无辜者不经审讯便被送上断头台。革命者只是一味地宣泄仇恨，不择手段地血腥报复。法国革命证明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理论的荒谬。事实证明，人类离开上帝，一点儿也不理性，更不公平。受法国革命影响而产生的革命运动，包括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无不以血腥恐怖统治和残暴屠杀为其特征。

美国的立国先贤们基于圣经对人性的透彻洞察，认识到，人若不受约束，民主只能引起混乱。因此他们不希望建立一个“各人任意而行”的民主国，而是“一个上帝治理下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

美国的精英教育家是美国世俗化的始作俑者。十九世纪末，为了培养下一 代的教育家，美国人纷纷把青年才俊送往欧洲留学。正是这些学子把欧洲盛行的世俗人文主义、怀疑主义等带回美国。这些人回美国后，被授予大学校长、教育学院院长，以及联邦和州政府教育部门的重要职位，因此引导美国走上世俗化的道路。到二十世纪，世俗主义者甚至充斥了神学院和基督教大学的教学职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基督徒一步步从公众生活中撤退。曾在早期反对蓄奴制度斗争中义无反顾的美国基督徒逐渐放弃了要做“这个世界的光和盐”（马太福音 5：13）的责任，逐渐产生只专注自己小圈子的“抱团心态”。他们一般相互之间联系密切，一起读经、祷告，欣赏他们自己圈内人创作的作品和音乐；他们远离政治，教会甚至明确规定，不涉及世俗政治，也不在教会中谈论政治议题。他们严格划分“属灵”和“属世”界限，抱着“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心态，一任世界潮流泥沙俱下。由于基督教大学教职已被人文主义者占据，因此笃信圣经的基要派便在二十世纪初纷纷建立自己的神学院、圣经学院和基督教大学，可是这些学院和大学都不屑于设立教育学院、法律学院和政治系以及大众传播系等科系，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认为这些是世俗行业，因此不愿涉足。结果，一个世纪后，这些行业全数落在无神论者手中。时至今日，“属世”的人在学术、政府、传媒和科学研究领域占据了全面统治地位，人文主义取得了绝对话语权，而基督徒和其他有信仰的人则被贬为“二等公民”。

基督徒面对越来越“堕落”的世界，并没有主动采取行动，而是选择了逃避。他们更加封闭自己， “抱团心态”越加强化。而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得势不让人，坚决把基督徒堵在教堂里，他们说：“基督徒们可以呆在教会中祷告和唱诗，把现实中的问题留给我们。”于是，基督教的影响在美国社会逐渐被全面清除，宗教活动不仅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当初由教会创办的学校，收归国有后，被禁止悬挂十诫。在美国的许多学校，学生们可以自由地组成兴趣小组，研究文学、哲学、政治，提倡各种权利，包括同性恋权利，但却不能随便聚在一起祷告、崇拜或查经。在许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言者可以自由阐述各种各样古怪的想法，但往往被禁止谈论有关信仰的话题。在有些学校，老师可以在万圣节使用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等超自然符号，但却不能在圣诞节使用基督教的符号。圣诞节被改称为“冬假”，复活节假是“春假”。学生们学的是进化论，而神创论的证据却被禁止讨论。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 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居、未婚生子、堕胎、离婚，同性恋被普遍认同、接受，并获得合法化。

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威兹在一项 “公立学校教科书中的宗教和传统价值” 研究中发现，教科书的作者们“对任何活跃的当代基督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尤其是对严肃、坚定的新教主义。结果就是“明显的宗教审查”，很像维多利亚时代对性的审查。甚至反映美国建国真实历史的影片也受到审查。比如，美国公立学校被禁止放映一部关于詹姆士城移民的电影，因为电影描写了新移民竖立的十字架。可是确凿的历史事实是，在詹姆士城，早期移民确实竖起了十字架；普利茅斯的移民的确为他们得到的祝福向上帝献上了感恩，因此成为感恩节的起源；托马斯 杰弗逊确实在《独立宣言》中清楚地提到了上帝；早期国会确实要求过总统宣布祷告日和感恩日；在早期美国移民的生活中和美国的建立过程中，宗教确实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督徒远离政治并非美国传统，否则美国这个国家就难以建立。据考证，《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威瑟斯庞本身就是牧师、总统的老师、以及大陆会议成 员。制宪会议的大部分代表都自称是基督徒，许多还受过神学训练，其中至少有一位是有许可的传道人。各州批准宪法大会的代表中至少有44位是被按立的牧师。

基督徒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在圣经中，上帝的子民从来没有从“现实”世界中退缩，而选择在高墙之内独善其身。他们当中，或为君王、王后、宰相、大臣，直接从政，或为先知、祭司，评论、干预时政。耶稣基督更是如此，否则他也不会被自己同胞出卖，被罗马人钉上十字架。

美国并不是以基督教治国，而是以法律治国，而法律和道德不能分离，几乎每一项法律都是以道德法则为基础的。比如，在何种情况下杀人是犯罪，堕胎、通奸是否犯罪，都必须首先做出道德上的判断。基督徒对维护和重建社会的道德基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说，“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 没有宗教的原则，国家的道德就不可能建立。”美国国父们认识到，自由不能存在于不道德的社会中，否则这个国家要么从内部开始崩溃，要么被外部势力所征服。 如果美国还想继续保持自由的社会，基督徒就必须负起责任，树立榜样，把顺服上帝和上帝的自然法或启示法的道德元素注入这个社会。基督徒必须做世界的光和盐。因为“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言14:34)。

美国这个国家立国的基本原则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虽然经过世俗化浪潮侵袭，但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还有一批为美国守望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应该能够成为美国道德重建和国家振兴的中坚力量。美国是否没落，难以救药？仍须拭目以待。引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个习惯于以道德和伦理相对主义来思考的社会，需要有认同绝对原则的人发出声音。一个相信人类理智和经验是获得真理之唯一途径的国家，需要听听那些读上帝特殊启示——即圣经的人的意见。一个建立在上升式的进化进程、 人类的良善和人类的无限潜能上的思想体系，需要接受那些对上帝、人类和人类的罪持圣经观点的人的挑战。” （《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约翰•艾兹莫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