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场开始于1966年的重大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金春明认为，“文革”可以这样定义：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有七点：（1）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2）它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3）它用一种特殊的神圣使命为号召，如“反帝反修”；（4）它有特殊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5）它有特殊的内容——夺党政财文大权；（6）它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原因，多年来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进行了探讨，不少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而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客观、主观原因。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应负主要责任。下面是鲍振芳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际原因的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则对中国在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中给予很多援助，中苏之间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然而，好景不长。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长达七小时的报告，报告详细地说明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资本主义国家借机大肆攻击社会主义；西欧的共产党员大批退党；东欧的共产党人惶惶然不知所措。 此时的毛泽东亦喜亦忧，喜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中国人不能揭的盖子，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但毛泽东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他所以犯错误，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属于好人犯错误。毛泽东忧虑的是，赫鲁晓夫采取修正主义的作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毛泽东认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应对他三、七开；第三，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分析斯大林错误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第四，对斯大林的问题是搞个人攻击，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做自我批评。

1956年还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匈牙利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被恢复党 籍并成为政府总理。波匈事件使毛泽东忧心忡忡。他认为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苏联和波匈事件明显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曾认为，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现在，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苏联出了一个贝利亚，中国也出了一个高岗。现在匈牙利出现了那么多反革命，这就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 把哥穆尔卡上台与高、饶事件相提并论，这表明毛泽东已感觉到，党内斗争很可能会导致政权易手。阶级斗争这根弦又开始绷紧了。毛泽东既然认为苏联已经在一点点地变色，对自己亲手打下来的江山是否会变色，他也要提高警惕。

此后，中苏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使毛泽东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中国南方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中国没同意，合作未成，双方均感到很不愉快；6月，苏方提出建立联合潜艇舰队，毛泽东又未同意；8月，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马祖两岛，又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评。在这些关系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毛泽东是非常感敏的，绝不会妥协。他认为，苏联已经发生了腐化，赫鲁晓夫走了修正主义的路线，他代表的是苏联高薪阶级的利益。

　　 此后，中苏展开了论战，中心是“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中苏关系在唇枪舌剑中严重恶化。苏联决定停发中方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同时撤回所有的1300多名苏联专家，撕毁了600多项合同，使我国建设中的250多个企业全部停产，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子工程。同时，苏联还催还贷款。这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苏矛盾公开化了。

　　 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会上，苏共对在中苏争论中唯一坚定支持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大张挞伐。另外，还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开除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

　　 对此，中国共产党无论从感情上、理论上，还是道义上都不能接受。周恩来所率代表团在请示了毛泽东以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在致词中明确反对苏联攻击兄弟党，代表团还向斯大林墓敬献了花圈，而且提前离会回国。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最高领导人赴北京机场迎接。

　　 这时，毛泽东已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修正主义了。而且，毛泽东还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修正主义。此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央高级领导人，都被纳入了毛泽东警惕的视野，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而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3年，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反攻了”。中苏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了。从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 的名义，连发了九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整个中国大陆上空，不断响起评论苏共的令人亢奋的声音。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苏联出现的变化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毛泽东感到中国随时都有变修（即变右）的危险。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 很可能出，你们要顶住!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正式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阶级斗争形势如此严峻，必须采取非常的形式来解决。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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