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前后，刘少奇开始不遗余力地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毛泽东思想”是张闻天最先提出来的，但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最高位置的却是刘少奇。刘少奇自己就说：“七大以前，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树了。”

刘少奇的“义举”很快博得了毛泽东的好感，同时也使他自己在党的“七大”上牢牢坐住了党内第二把交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对刘少奇是放心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放手”的。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访华，问毛泽东谁是他的接班人，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这时的刘少奇已经坐在了国家主席的位置，党内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很快刘少奇的内心和行动就有了微妙甚至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早已开始，此时不过是变得更加明显或者不再刻意掩饰罢了。这使得毛泽东对刘少奇倍感失望和愤怒，他很快放弃了“接班人”的提法。1965年夏天，戴高乐派特使马尔洛访华，双方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习惯地大手一挥，毅然决然地说道：“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刘少奇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伤了毛泽东的心呢？归纳起来，应当有这么三点：

一是改弦易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搞修正主义。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一反过去对毛的毕恭毕敬，开始在各种场合有意无意、若隐若现地对毛泽东过去的做法进行指责。他说：“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在实际行动中，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贯的做法也是背道而驰，他在经济上猛刮“单干风”，在政治上助推“翻案风”，这一切都逐步接近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底线，让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用心和忠诚产生了怀疑。
　　
二是推过揽功。正像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一样，毛泽东的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比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刘少奇当初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亩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但仅仅几年后，刘少奇就已经忘了曾经做过的一切，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毛泽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唱起反调，在事实上与自己的过去以及毛泽东同志划清了界限，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贯正确的代表。
　
三是前恭后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说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104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4次。与这个数字的减少相对应的，是刘少奇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加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恭集中体现在一次研究制定二十三条的会议上。会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参加了吧。但毛泽东不理，还是参加了。会上，毛泽东讲：“四清运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却不以为然，大喇喇地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依刘少奇的性格看，若不是他潜意识里觉得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也令毛泽东感到愤怒异常。第二天，他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气冲冲地来到会场，将书往桌上“啪”地一摔，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力？”以致刘少奇不得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做检讨。毛泽东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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