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现状的女人（二）

如果说山村姑娘邓玉娇，完全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抗，引起一场全球瞩目的平民与党官的“官司”，民意最终克服了立法的非正义性和司法的随意性，维护了一个“公民”的最基本人权，那么女博士常艳的“反叛”行为则是一种觉醒。这是一位深受马列主义流毒浸透的知识分子，逃离开权钱色的泥坑，塑造独立的人格和追求自我价值的开端。

常艳女士是山西隰县人，中共党员，生于1978年5月，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曾为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2012年，她在网上实名发表十二万字长文，《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讲述自己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婚外情事，其中包括在酒店开房17次的详细记录和感受；文中还披露了衣俊卿与多位女下属的暧昧关系，以及与大陆高层官僚的往来。该文的发表，直接导致衣局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解职；常艳自己也弄了个“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

从梦中醒来后，常艳丢掉了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的饭碗，因为山西的官场，就跟山西的煤炭一样的黑；失去了婚姻，因为他的前夫是个普通男人，承受不了绿帽子的压力。在这点上，只有薄熙来同志一个，算是山西籍的男子汉。暗对亿万网络观众，薄在法庭上说王立军和他老婆薄谷开来如胶似漆时，表现出来十分的自然与坦荡，让人佩服。作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高级研究人员，常艳女士与依局长在钟点房里“爱爱”时假装高潮的呻吟，可能耐人寻味；但她用余墨描绘的中国政治生态的零星景致，才让人深思，让社会震动。她写到：“现在，我依然痛苦不堪，但我绝不会自杀，绝不会默默无闻自杀!立字为证。我要死，必定轰轰烈烈!”，“中央编译局的前任、现任领导们看好了，我郑重声明：我手里还有东西。如果我哪天不慎发出去了，根本不是生活作风的问题，老祖宗的脸会被丢的光光的，在全球裸奔!”

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简称，其主要职能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将大陆的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翻译成外文，并通过招收博士后来培养共产党的理论人才。近年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内容也大大扩展，成为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具，中共十八大的理论支柱“三个自信”，据说就是出自衣俊卿等人花了几十亿RMB的研究成果。因为其理论贡献，在被解除局长职务后，衣俊卿仍然是“正高职称”的专家学者。

先投入金钱、肉体，再投入感情，常艳没能弄来个北京户口。户籍制度，曾经是中共统治阶层奴役民众的铁锁链，强行地将民众变成劳动群众。那些中国化的假马克思主义，则禁锢民众的思想，侵蚀民众的心灵，企图使他们变成只会劳动、完全没有人格尊严与个人情感的奴隶。在毛时代，中国人或是成为共产主义运动这部绞肉机上的螺丝钉，或是被绞成肉末，除了毛太祖一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外，其他人没有第三个人生选择。毛走后，从死亡边缘回头的人们开始觉醒，开始要求有做人的尊严，开始有个人的追求。然而，维持特权阶层利益的国家机器，基本还在旧的轨道上滑行；为国家运转导向的意识形态，还披着马列主义这块遮羞布，正如网上的语录：他们的祖宗是德国的马克思，他们的导师是俄国的列宁，他们的父亲是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欧洲的马列主义，他们的体制是前苏联模式。他们一本正经地说：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

常艳的情史艳文，帮助人们认识了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真实状况，也比她做的马列主义研究，比许多中国马列主义研究人员写的洋洋洒洒的著作，更有历史价值。因为它客观地反映出了一个现实，一件皇帝的新衣:中央编译局，既是烟花柳巷，更是西门庆府，衣俊卿和常艳等研究马列理论的知识精英们，在此为中共执政奠定理论基础；在他们处理实际事务时，奉行 “谁的官大，谁就拥有真理”的原则。电影《芙蓉镇》中的李国香，与“土改根子”二流子王秋赦的苟合，便是那套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深入到中国生活的每一个孔隙。前三十年李国香们与后三十年的衣俊卿们，虽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相差极大，但其虚伪和丑恶的本性是相同的，让人恶心的程度也难分仲伯。

“京梦”已经破碎，铁饭碗已经丢失，婚姻已经破裂，但难得的是，她醒悟过来了。今年36岁的常艳女士，在四月开始“通过微博寻找人生伴侣，开始新生活”。她希望找到40—60岁的男人，但求闪婚，拒做小三。真正的条件只有一个:能够正确看待她的那段经历的男人。不论她能否找到那样的男人，或者说有无“正确看待”的男人存在，常艳大胆地迈出这一步，勇气可嘉。我祝愿她找到属于她自己的男人和生活。

半江红 2014.9.18

有关诗文： 《常艳的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