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微信上讀到一篇翻譯文章，米塞斯的演講稿《社會主義》。雖然稍長，但言之有物，語言通俗，分析透徹，很值得一讀。這是我所讀到的對社會主義本質講得最透的文章，雖然對資本主義講得不一定最透。米塞斯說，社會主義是父權制的概念，當一個政府以慈父般的自信決定正確分配的時候，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暗暗被市場支配，消費者的錯誤選擇同樣成為他的錯誤。只有自由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在淘汰和取捨中不斷減少錯誤。當然也會產生新的錯誤。不過我對中國人是否有興趣在一百年內放棄社會主義持懷疑，因為中國文化養育群體主義，而群體主義者一般都狂熱擁護社會主義。

我修訂了個別錯字，劃分了段落。謝謝風靈翻譯了這篇文章。



米塞斯：《社會主義》

翻譯：風靈

我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是應經濟自由傳播中心（theCentro de Difusión Economía Libre）的邀請。那麼，什麼是經濟自由？經濟自由的制度是什麼意思？答案很簡單：就是市場經濟，就是勞動社會分工中的個人通過市場實現合作的制度。這裡的市場不是指的某個地點，而是一種過程，是個人通過買賣、通過生產和消費，為整個社會作出貢獻的方式。 在談論這種經濟組織的制度即市場經濟時，我們使用了“經濟自由”這一術語。

很多時候，人們誤解了經濟自由的含義，認為經濟自由與其他各種自由不相干，認為其他自由更加重要，而且即使沒有經濟自由，那些自由也能夠保存。 經濟自由的含義是：個人能夠選擇他融入社會整體的方式。個人能夠選擇職業，選擇做他想做的事。當然，今天許多人賦予“經濟自由”一詞的含義已與此絕不相同。他們的意思是，通過經濟自由，人類可以擺脫自然條件的束縛。

但在自然狀態下，沒有什麼能被稱之為自由，只有自然法則的規律，人類如果想有所收穫，必須服從這種規律。 將“自由”這一術語運用於人類時，我們考慮的只是社會中的自由。然而，今天許多人認為社會中的各種自由互不相干。現今自稱為“自由主義者”（liberals）的人所要求的政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在其計劃中所倡導的政策恰恰相反。現在所謂的自由主義者非常普遍地認為，即使沒有所謂的經濟自由，也能維護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未經審判不受監禁之自由等所有這些自由。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沒有市場制度，如果政府指揮一切，其他所有的這些自由都是幻影，即使將之寫進了憲法，制定了法律。

以其中的一種自由，出版自由為例。如果政府擁有所有的印刷機，它就能決定印什麼不印什麼。而如果政府擁有所有的印刷機，並決定印或不印什麼，那麼，實際上就已不存在印刷與政府觀念相反的任何爭論的可能性了。出版自由便消失了。其他所有的自由也是同樣的道理。 在市場經濟中，個人有選擇他願意從事的任何職業的自由，有選擇以他自己的方式融入社會的自由。但社會主義制度下並非如此；他的職業由政府指令而定。政府可以命令其不喜歡的人，它不願意其居住在某一地區的人，遷徙到別的地區，別的地方。而政府總是可以名正言順地解釋這種過程，宣稱政府計劃需要這位傑出的公民離開當權者不喜歡他的地方，出現在五千英里以外。

的確，從純理論的角度看，一個人在市場經濟中獲得的自由並不是完美的自由。但根本沒有完美的自由這種事。自由只意味着處於社會框架內的東西。18世紀的“自然法”作者——尤其是盧梭——認為在遙遠的過去，人類曾經享有所謂“天然”的自由。但是，在遙遠的過去，個人並不自由，他們受比其更強壯之人的支配。盧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可能聽起來有些道理，但其實人並非生而自由。人生下來時，是非常弱小的嬰兒。沒有其父母的保護，沒有社會給予其父母的保護，他將無法存活。

社會中的自由意味着一個人依賴於旁人，旁人也同樣依賴於他。市場經濟下的社會，經濟自由下的社會，處於這樣的狀態，即每個人都為他的同胞服務，並得到他們的服務作為回報。人們認為在市場經濟中，老闆們可獨立於他人的善意和支持，認為業界領袖、商人、企業家是這種經濟制度中真正的老闆。但這是一種錯覺。這種經濟制度中真正的老闆是消費者。如果消費者不再惠顧某一商業部門，這些商人要麼被迫放棄其在經濟制度中的顯赫地位，要麼得依照消費者的願望和命令來調整其行為。

最著名的共產主義宣傳者之一是巴斯菲爾德夫人（LadyPassfield），她的閨名為比阿特麗斯·波特（BeatricePotter），後來也因她的丈夫西德尼·韋伯（SidneyWebb）而出名。這位夫人是富商之女，她年輕時曾擔任她父親的秘書。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我父親的企業里，每個人都必須服從我父親即老闆發出的指令。只有他發號施令，但沒有任何人對他發號施令。”這是一種非常短視的看法。向她父親下令的是消費者，是買主。不幸的是，她看不到這些命令；她看不到市場經濟中發生的事，因為她感興趣的只是從她父親辦公室或工廠發出的命令。

對於所有的經濟問題，我們都必須牢記偉大的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的話，他有一篇名為“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的精彩文章。要理解經濟制度的運作，我們須處理的不僅是那些看得見的東西，還必須關注那些不能被直接感知的東西。例如，老闆對辦公室職員下令，在場的每個人都聽得見。聽不見的則是顧客對老闆的命令。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終的老闆是消費者。

主權者不是國家，而是人民。證明人民是主權者的證據就是他們有權愚蠢。這就是主權者的特權。他有犯錯的權利，沒人能阻止他犯錯，當然，他也得為錯誤付出代價。我們說消費者至高無上，或者消費者是主權者，並不是說消費者不會犯錯，不是說消費者始終知道什麼對他是最好的。消費者經常會有不當購買或不當消費。 但是，如果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府能夠控制人們的消費從而避免他們損害自己，那麼這種觀念就錯。這種父權制政府的觀念，這種政府是每個人的監護人的觀念，正是熱衷社會主義之人的觀念。

在美國，多年前，政府嘗試了所謂的“高尚實驗”（a noble experiment）。這一高尚實驗是一部認定買賣酒精飲料為非法的法律。當然，的確有許多人濫飲白蘭地和威士忌，由此可能傷害他們自己。美國有些當權者甚至反對抽煙。當然，有許多人抽煙過度，許多人不顧及不抽煙對他們更好的事實而堅持抽煙。這就提出了一個遠超經濟學所討論的問題：這揭示了自由真正的含義。 姑且認為，防止人們因飲酒或抽煙過度而損害自己是件好事。但是，一旦你認可了這點，其他的人就會說：身體就是一切嗎？人的精神難道不是更重要得多嗎？精神難道不是真正的人類稟賦，真正的人類特質嗎？如果你給予政府權力來決定事關人類身體的消費，決定人們是否應該抽煙喝酒，那麼若有人說：“比身體更重要的是精神和靈魂，讀壞書、聽壞音樂以及看壞電影，對人們自身的危害更大得多。因此，政府有責任阻止人們犯下這些錯誤”，你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而且，如你所知，許多世紀以來，政府和當權者相信這的確是他們的職責。這不僅發生在遙遠的過去，就在不久以前，德國政府還認為，辨別繪畫的優劣是一項政府職責。當然，其優劣是年輕時曾落榜維也納藝術學院入學考試的某人所認為的優劣；是明信片畫家阿道夫·希特勒所認為的優劣；而就繪畫和藝術發表與最高元首不同的觀點即為非法。

一旦你開始認可控製酒精消費是政府職責，你該如何回答那些提出控制書籍和思想更為重要的人？ 自由實際上意味着犯錯誤的自由。我們必須認識到這點。我們可能對他人花錢或生活的方式極為反感，我們可能認為他們所為極其愚蠢和糟糕，但在一個自由社會裡，就他人應該如何改變生活方式，人們有很多方式來宣揚其觀點。他們可以寫書，寫文章，發表演講，如果願意的話，甚至可以在街頭宣講——許多國家都有人這樣做。但一定不能為了阻止他人做某些事而監管他們，僅僅因為這些人自己不希望他人有行事的自由。

這就是奴役和自由的區別。奴隸必須照上級的命令去做，但是自由公民（這就是自由的含義）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當然，這種資本主義制度會被某些人濫用，而且正在被某些人濫用。當然，有可能會做一些不該做的事。但是如果多數人贊同這些事，那麼不贊同的人總有辦法試着去改變他同胞的想法。他可以試着勸導他們，說服他們，但他不可試圖使用暴力、使用政府的警力來強迫他們。

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出於自己的利益而服務於他人。18世紀時自由主義作家們在談到“所有群體和所有個人得到正確理解的利益之協調”時，他們想到的便是如此。而社會主義者反對的正是這種利益協調的學說。他們談論的是不同群體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 “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是什麼意思？卡爾·馬克思在那本拉開其社會主義運動序幕的小冊子《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中宣稱，階級之間的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他找不到任何非前資本主義社會狀況下的例子來闡明其觀點。

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社會被劃分為世襲的身份群體，這在印度被稱為“種姓”（castes）。在一個身份社會中，比如說，一個人不是生而成為法國人，而是生而成為法國貴族或法國中產階級或法國農民。在中世紀，他更可能只是成為一名農奴。而直到美國獨立戰爭之後，法國的農奴制才完全消失。在歐洲其它地方，農奴制消失得甚至更晚。

但是，最惡劣的農奴制存在於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而且甚至在英國廢除了奴隸制後還繼續存在。個人繼承其父母的社會地位，並終生保持不變，再將其傳給後代。每個群體都有其特權和劣勢。地位最高的群體只有特權，地位最低的群體只有劣勢。並且，除了與其他階級進行政治鬥爭之外，人們別無它途擺脫因其社會地位而被加諸的法律上的劣勢。在此狀況下，你可以說存在“奴隸主和奴隸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因為奴隸希望擺脫奴隸身份，擺脫成為奴隸之命運，然而，這對奴隸主而言意味着損失。

因此，毫無疑問，在不同階級的成員之間必然存在這種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

人們一定不要忘記，在那些年代，身份社會主導了歐洲，以及後來歐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人們並不認為自己與本國其他階級有任何特殊的聯繫；他們認為與其他國家處於同一階級的成員有更多的共同之處。一位法國貴族不會把下層法國人當作同胞，下層法國人是其不喜歡的“低等人”。他認為其他國家的貴族，如意大利、英國和德國的貴族，才是其同類。

這種狀況最明顯的表現便是，全歐洲的貴族都使用同一種語言，這就是法語，而在法國之外，除了貴族，其他群體都不懂法語。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有自己的語言，下層即農民則用方言，其他階層往往聽不懂方言。着裝也是如此。如果你在1750年周遊列國，你會發現上等階級即貴族的着裝在全歐洲通常都是一樣，下等階級則與之不同。你在街上遇見某人，你立即就能從他的衣着看出他所屬的階級，所屬的社會地位。 難以想象與那種狀況相比，今天有了多麼大的不同！我從美國來到阿根廷，在阿根廷的街頭看見某人，我無法得知其社會地位。我只能假定他是一位阿根廷公民，並且沒被法律限制自由。這是資本主義的成果之一。當然，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存在差異。存在財富上的差異，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認為，這種財富上的差異等同於身份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古老差異。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差異不同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差異。在中世紀時期（在許多國家延續到更晚近的時期），某個家族可能是貴族並擁有大量財富，一個公爵家族可以持續好幾百年，無論其素質、才能、品行或道德如何。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這是社會學家學術性的稱謂。照意大利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說法，這種社會流動性的運作原理是“精英循環”（the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s）。這意味着，總有人處於社會階層的頂端，總有富人，總有人具有政治地位，但這些人——這些精英——不斷變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完全正確，前資本主義的身份社會中卻非如此。

那些曾經是歐洲大貴族的家族，現在還是同樣的家族，或者說，是那些800或1000年前，或更早以前歐洲最尊貴的家族的後裔。曾長期統治阿根廷的波旁的卡佩皇族（The Capetians of Bourbon）早在10世紀就成為了皇室。該皇室的國王們統治着現在稱之為巴黎大區（Ile-de-France）的疆域，王權代代相傳。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持續的流動性——窮人變富，而富人的後代喪失財富，變得貧窮。

今天，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條中心街道的書店裡看到了一名商人的傳記。在19世紀的歐洲，這名商人生意做得很大，他是那麼傑出、那麼重要、那麼獨特，因此即使在遠離歐洲的阿根廷，書店裡也售有他的傳記。我剛好認識他的孫子，與其祖父同名，而且他仍然有權冠以他祖父的貴族頭銜。他鐵匠出身的祖父在80年前被授予了貴族頭銜。現在，這位孫子是紐約的一名貧窮的攝影師。 而在這位攝影師的祖父是歐洲最大的工業巨子之一的時候曾是窮人的那些人，如今卻成了產業領袖。每個人都有改變自身地位的自由。這就是身份制度與經濟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區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果某人沒有達到他想要達到的地位，他只能怪他自己。

迄今為止，20世紀最著名的工業家是亨利·福特。他從朋友那裡借了幾百美元起家，沒過多久，他就發展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企業之一。而每天都可發現數百例類似的故事。 每天，紐約時報都刊出長長的訃告名單。如果你閱讀逝者生平，你可能會在無意中發現某個傑出商人的名字。他起初或是紐約街頭的報童，或是辦公室職員，而當他逝世時，他或許已成了他從最底層起步的那家銀行的總裁。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獲得這種地位，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獲得這種地位。有人對其他的事情感興趣，而對這些人來說，現在也有其它的路可走，而在封建社會的時代，在身份社會的時代，卻沒有這種途徑。

然而，社會主義制度禁止擇業這種基本自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唯一的經濟權威，它有權決定與生產相關的一切事宜。 我們時代的特點之一就是同一件事物有許多不同的名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一個同義詞是“計劃”。如果人們說“計劃”，當然指的是中央計劃，指的是政府做出的計劃，這種計劃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的計劃。

一位英國女士，也是上議院的一員，曾寫了一本書，名為《計劃或無計劃》（Plan or No Plan），這本書在全世界風行一時。她這本書的書名是什麼意思？當她說“計劃”時，她指的僅僅是列寧和斯大林及其繼任者們所設想的那種計劃，那種控制一國之中所有人一切活動的計劃。因此，這位女士意指的中央計劃排除了所有個人的計劃。所以，她這個“計劃或無計劃”的書名就是種誤導，是種欺騙。不是在中央計劃或無計劃中二選一，而是在中央政府權威的總體計劃或個人制定並執行自己的計劃的自由中二選一。每天個人都在計劃他的生活，並隨時按自己的意願改變計劃。

自由的人每天按需計劃；比如，他說：“昨天我計劃一輩子都在科爾多巴工作。”現在他得知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條件更好就改變了計劃，說“我想去布宜諾斯艾利斯，而不是待在科爾多巴。”這就是自由的含義。他可能搞錯了，到頭來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可能是個錯誤，對他來說科爾多巴的條件可能更好，但這是他自己作出的計劃。 在政府計劃之下，他如同軍隊裡的士兵。軍隊裡的士兵無權選擇所屬軍營，選擇服役地點。他必須服從命令。而社會主義制度正是將軍事管理運用於整個生產系統，卡爾·馬克思、列寧和所有社會主義領袖都知道並承認這一點。馬克思談到“產業大軍”，而列寧要求“以軍隊為模式來組織一切，組織郵局、工廠和其他的產業。” 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都仰仗於最高當局的那些人的智慧、才能和天賦。最高獨裁者——或他的委員會——不知道的事就不會納入考慮。

但是人類在其漫長歷史中積累的知識不會被每個人所掌握；千百年來，我們積累了天量的科技知識，某一個人要知道所有這些知識實非人力所能及，哪怕他是最聰明的人。 而人與人各有不同，人們不一樣。始終都是如此。有些人在某一領域更有天賦，而在別的領域則不行。有些人有發現新路徑，改變知識趨勢的才能。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正是通過這些人取得了技術和經濟的進步。如果某人有了個想法，他可以嘗試找到少數幾個人，這幾個人足夠聰明，能認識到其想法的價值。某些資本家會將之付諸實踐，他們敢於寄望於未來，能意識到這樣的想法可能產生的效果。其他人一開始可能會說“這些傻瓜”，但當他們發現他們曾認為很愚蠢的這個企業興旺發達了，人們高高興興地去買它的產品，他們就不會這樣說了。

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者的制度下，要想追求和發展某種想法，必須先要說服最高當局接受該想法的價值。這可能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只有首腦機關的那些人，或者最高獨裁者本人，才有決定權。而如果這些人因為懶惰或年邁，或因為他們腦子不太靈光，沒有學識，不能理解新想法的重要性，那麼這種新項目就無法實施。

我們可以看看軍事史上的例子。拿破崙當然是軍事天才，然而，他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他無力解決這一問題，最終因此兵敗如山倒，被流放到荒涼的聖赫勒拿島上。拿破崙的問題是：怎樣征服英國？為此，他需要一支跨越英吉利海峽作戰的海軍。當時曾有人告訴他，他們有辦法成功渡海，在帆船時代，這些人想出了蒸汽船的新主意。但是拿破崙不能理解他們的提議。

然後是著名的德軍總參謀部（Generalstab）。一戰以前，人們普遍認為其軍事智慧無人能及。法國將軍福煦的參謀部也同樣享有盛名。但是不管是德國人，還是後來在福煦將軍指揮下打敗了德國人的法國人，都沒有意識到航空技術對實現軍事目的的重要性。德軍總參謀部說：“航空只是用來娛樂的，飛行是閒人的享受。從軍事角度看，只有飛艇是重要的。”法國總參謀部也持同樣的觀點。

後來，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有位將軍被人說服，認定在下一次戰爭中航空至關重要。但美國其他所有的專家們都反對他。他無法說服他們。如果你必須說服一群人，而這群人與該問題的解決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那你永遠成功不了。非經濟問題同樣也是如此。

曾有畫家、詩人、作曲家抱怨公眾認識不到他們創作的價值，令他們陷於貧困。公眾確實可能鑑別力低下，但是當這些藝術家們說：“政府應該支持偉大的藝術家、畫家和作家”時，他們就大錯特錯了。政府會委託誰來判斷某個新人是不是一名偉大的畫家？它不得不依賴批評家們和藝術史教授們的判斷，而藝術史教授們總是沉湎於過去，罕有發現新天才的能力。這就是“計劃”的制度和每個人都能為自己計劃和行動的制度之間的巨大差異。

當然，偉大的畫家和偉大的作家常常不得不忍受非常的艱苦。他們或許在藝術上取得了成功，卻賺不到錢。梵高無疑是一位偉大的畫家。他遭受了難以忍受的苦難，最終，他在三十七歲那年自殺了。他一生只賣出了一幅畫，而買家是他的堂兄。除了賣出這唯一的一幅畫外，他一直靠他哥哥的錢維生，他哥哥不是藝術家也不是畫家，但能理解一位畫家的需求。而現在，要是沒有一二十萬美元的話，你根本買不到梵高的一幅畫。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梵高的命運或許不同。某位政府官員會詢問一些有名的畫家（當然在梵高眼裡這些人根本算不上藝術家），這個瘋瘋癲癲的年輕人是不是個真正值得支持的畫家？而毫無疑問，這些人會回答：“不，他不是個畫家，不是個藝術家，他只是在浪費顏料。”然後，他們會把梵高送入牛奶廠或精神病院。因此，新興一代的畫家、詩人、音樂家、記者和演員對社會主義的熱情，全都是基於一種錯覺。我要指出這點，是因為這些群體是社會主義思想最狂熱的支持者。

當談到選擇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時，問題有所不同。社會主義的作家們從不懷疑現代工業和所有現代企業的運作是基於計算。當然絕不僅僅是工程師要在計算的基礎上制定計劃，商人也必須如此。商人的計算完全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的貨幣價格不僅為消費者提供信息，也為商人提供關於生產要素極為重要的信息，市場的主要功能不僅僅是決定生產過程中最後階段的成本，以及將貨物轉移給消費者的成本，而同樣要決定之前的生產步驟的成本。整個市場制度與不同商人之間的經過理智計算的勞動分工相聯繫，這些商人為生產要素而競爭——原材料、機器設備，也為生產的人力要素，為勞動支付的工資競爭。如果沒有市場提供的價格，商人的這種計算就無法完成。

社會主義者希望廢除市場，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工程師和技術專家的計算都再無用武之處。技術專家們可以給你提出一大堆項目，從自然科學角度看都同樣可行，但是這需要市場——基於商人的計算來弄清楚從經濟角度看，其中哪個項目才是最有利的。

我在此闡述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計算的基本事項與社會主義完全相反。經濟計算，以及由此而來的所有技術性計劃，都只有在存在貨幣價格時才有可能，不僅要有消費品的價格，而且要有生產要素的價格。這意味着必須得有原材料的市場、所有半成品的市場、所有工具和機械的市場，以及各種人力勞動和人力服務的市場。 這一事實被發現時，社會主義者不知該如何應對。長達150年間，他們都是說：“市場和市場價格是這個世界的萬惡之源。我們要廢除市場，當然，還有與之相伴的市場經濟，並代之以一種沒有價格和市場的制度。”他們想要廢除馬克思所稱的商品和勞動的“商品屬性”（commodity character）。

面對這一新問題，社會主義作家們無法作答，最後說：“我們不會完全廢除市場。我們會假裝還存在市場，就象孩子們玩上學的遊戲那樣，我們也可以玩市場的遊戲。”但是眾所周知，當孩子們玩上學的遊戲時，他們什麼都學不到。這只是一次練習，一場遊戲，而你只能是假裝做很多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和複雜的問題，詳盡地闡述需要更多的時間。我的書中我有詳細的解釋。在六次演講中我無法深入分析其方方面面。因此，如果你對社會主義下計算和計劃之不可能性的基本問題感興趣的話，我想建議閱讀拙作《人的行動》，該書有出色的西班牙語譯本。 還可閱讀其他人的書，比如挪威經濟學家特呂格弗·霍夫（Trygve Hoff）關於經濟計算的著作。而如果你不想只聽一面之詞，我推薦你閱讀關於這一主題深受好評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作者是傑出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他曾經是美國大學的教授，然後當了波蘭的大使，後來又返回了波蘭。

你很可能會問我：“俄國怎麼樣？俄國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這就改變了問題。俄國實施其社會主義制度，是處於一個有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各種原材料的價格、各種東西價格的世界之中。因此，他們能夠為其計劃而利用世界市場的外部價格。然而，由於俄國和美國的條件有所不同，結果往往是，某些事情從俄國人的經濟立場看是可行的明智的，而美國人則認為在經濟上完全不可行。

所謂“蘇聯實驗”，證明不了任何問題。它不能告訴我們與社會主義基本問題即計算問題相關的任何事。但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次實驗麼？我確實不相信在人類行為和經濟學的領域存在科學實驗這種事。你無法在人類行為的領域進行實驗室實驗，因為科學實驗要求你在不同的條件下做同樣的事，或者你保持同樣的條件，可能只改變一個因素。例如，如果你給某個患了癌症的動物注射某種藥物，結果可能是癌症消失了。你可以在患了同一種癌症的同種動物身上檢測。如果你用新藥治癒了一些動物而未能治癒其他的動物，那麼你可以比較結果。你不能在人類行為的領域這樣做，人類行為不存在實驗室試驗。

所謂的蘇聯“試驗”只是表明了，蘇維埃俄國的生活水平比起全世界公認的資本主義典範美國的生活水平低到不知哪裡去了。 當然，如果你對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樣說，他會說：“俄國的情況好極了！”你告訴他：“或許是好極了，但平均生活水平要低得多。”而他會回答：“是的，但請記住，俄國人在沙皇的統治下有多麼悲慘，並且我們還曾經歷多麼殘酷的戰爭。” 我不想討論這種解釋是否正確，但是如果你否認了條件是相同的，你也就否認了這是一次實驗。那麼你必須說（這可能正確得多）：“在俄國，社會主義未能給普通人的狀況帶來能與同時期內美國相比的改善。”

在美國，幾乎每周你都會聽到一些新東西，一些新進步。這是商業創造的進步，因為成千上萬的生意人日以繼夜地尋找新產品，這些新產品能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或生產成本較低，或比起現存產品而言更加價廉物美。他們並不是出於利他主義來做這些事，做這些事為了賺錢。其結果是比起五十或一百年前的狀況，美國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是不可思議。但是在蘇維埃俄國，沒有這種制度，就沒有類似的提高。所以，那些告訴我們應該採用蘇聯制度的人錯得離譜。

還有些事應被提及。美國的消費者，每個人，既是買主也是老闆。當你離開一家美國商店時，你可能會發現一條標語寫着“感謝惠顧，歡迎下次光臨”。但當你走進一家集權國家的商店時，比如現在的俄國或者希特勒治下的德國，店員會告訴你：“你必須感謝偉大領袖賜予你這些東西。”

在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心存感激的不是賣家而是買主。公民不是老闆，老闆是中央委員會，中央辦公室。這些社會主義的委員會、領袖和獨裁者是至高無上的，而人民只能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