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註：此文是我為駁斥何清漣在美國之音上的謬論而寫，交美國之音不見回應。現分五次在我的博客與推特連載。請各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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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漣怎樣妖魔化默克爾？

                       ——其欺騙性邏輯種種

                                                      (瑞典) 茉莉

日前，張裕博士撰文有理有據地指出何清漣有關瑞典文章中的九個錯誤，對此何清漣無法否認。筆者又好奇地找到何清漣寫德國及歐洲問題的十幾篇文章，發現同樣是謬誤百出。

因為支持張裕駁斥何清漣文章中的謬誤，我和張裕一起被何拉到推特上示眾辱罵。但是，我們旅歐華人知識分子不可無視何清漣的文章，因為她的錯誤觀點依仗美國之音強大的推介力，像病菌一樣廣泛傳播開去，被很多不明真相的華人讀者所接受。一些從未到過歐洲的中國人，竟然口口聲聲指責歐洲左派與德國總理默克爾，這與何清漣長期對歐洲的惡意批評不能說沒關係。

在何清漣論及德國及歐洲等十幾篇文章中，充滿了對歐洲人道精神及人文價值觀的仇視與輕蔑，對流離失所的弱勢難民的歧視與排斥，以及對歐洲政治經濟事務的無知與胡說。我不會德文，但我本人曾是聯合國送往瑞典的配額難民，現在是歐盟公民，因此，與瑞典基本相似的德國情況，對我來說並不陌生。

撰寫此文，我沒有遵循張裕式的考據學寫法，而是以常識理性，一一指出何清漣文中的欺騙性邏輯，包括一些邏輯推理上或非形式邏輯上的謬誤。具體分析如下：

一，謬誤類比：將人道救助污衊為納粹罪行

在《德國的戲劇：默克爾王座下的民意基礎》一文中，何清漣說：“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讀者，考慮到政治正確對德國民眾的裹挾力時，不要忘記漢娜·阿倫特在二戰後反思屠殺猶太人時，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惡’意指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歡迎文化’雖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眾在意識形態裹挾之下一種無思想、無責任的行為。反思歐洲難民潮的緣起，批評默克爾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意識形態裹挾下大行其道的‘歡迎文化’。”

在此，默克爾對待難民的富有人道精神的歡迎態度，被善惡不分的何清漣，拿來與“平庸之惡”這種納粹罪行類比，以此抹黑默克爾。這種極端惡劣的不當類比，可能與何清漣本人的知識面與心理毛病有關。何清漣似乎不知道德國在1949年將難民庇護條款列入基本法（憲法），也不知道聯合國的《難民地位公約》要求各個締約國善待難民，而默克爾只是在踐行各種公約條款時，有點過於慷慨而已。

在何清漣的心理上似乎有一種奇怪的黑暗衝動，這種黑暗衝動令她不能容忍美好的東西，例如德國默克爾與瑞典女性對難民的仁慈。除了在《美國之音》的文章中故意將默克爾等同於納粹之外，在2017年2月20日的推特上，何清漣捏造假資料稱“瑞典強姦率高發”，惡毒嘲諷說“瑞典婦女開心願意”被強姦。懷着這種強烈的惡意，何清漣無視這一點：儘管德國因接收難民太多而遭到某些困難，但默克爾總理的這個做法，仍然是這個冷漠世界的一線稀有的人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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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

何清漣:德國的戲劇：默克爾王座下的民意基礎

2016年9月25日 11:02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9月1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本黨柏林敗選後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話，她希望時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難民政策。因為近一年對德國有密集觀察，我認為，昔日“歐洲女王”的這番話，與其說是緣於她對難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說緣於王座不穩產生的危機感。因為柏林畢竟是德國左派大本營，那地方原本沒有德國選擇黨（AfD）一點立足之地，基民黨敗選可視為德國政治的轉折點。

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有民意基礎

有人將德國的難民困境歸因於默克爾一人，但我認為，德國陷入難民危機，有默克爾個人的因素，但她絕非一個人在“戰鬥”，支持她守住難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國一眾左派，以及德國公法媒體罔顧事實的讚歌；給她信心的，是歐美長期奉行、且已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霸權，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彩聲。她在這些力量為她搭建的空中舞台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臺燈光讓她完全不願意看舞台下的冷峻現實。

默克爾宣布接收難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計很多人都“忘了”兩個多月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國電視一台一個談話節目中，來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難民小女孩里姆在節目中向默克爾陳情，她一家人從黎巴嫩到德國避難已經4年，很可能被遣返。針對里姆的述說，默克爾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時，政治就是很殘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里有成千上萬人。如果我們說‘你們都來吧’、‘你們都從非洲來吧’，我們將無法承受。有些人必須要回去。”這一回答令里姆當場哭泣。這段2分鐘的視頻讓默克爾受到了洶湧如潮的指責，認為她太冷血。

8月24日，內政部屬下的移民局經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國基本法給予避難的個人權利的條款，對敘利亞申請避難者單個進行審理，而是給予所有敘利亞人庇護，將“都柏林規則”廢除，且移民局還將此內部操作方式於8月25日在推特上公開。此外，德國還撤銷了驅逐此前避難被拒的敘利亞難民的決定。9月5日，默克爾下令開放邊境，讓所有難民進入。她的這一決定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支持，被譽為“尊重歐洲團結大局的一舉”，全世界的左派更是為之沸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國政府首腦紛紛向默克爾表示敬意，並聲明要向德國學習，歡迎難民來本國。

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讚譽，歐洲女王默克爾很難再保持冷靜，面對接收無上限的猶疑，她在9月20號信心十足地宣稱“我們能做到”。德國民間的“歡迎文化”成為主流，民調顯示，86%以上的德國人都表示歡迎，誰要是提出疑問，重則被罵為納粹、種族主義，輕則被斥責為沒有人道關懷。一些德國專家更是爭先恐後地論證：難民將極大地解決德國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甚至臆想出敘利亞難民中有不少醫生、工程師等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人。有報道說，根據聯合國高級難民專員的統計，如今身處希臘的敘利亞難民，竟有高達40%的人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中有很多人會說英語，這就減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礙。而實際上，開姆尼茨工大的研究顯示：自願參加智力測試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難民，即對德國民眾所宣傳的“難民工程師”，實際水平只相當於實科學校水平。ifo研究所教育經濟學Wößmann教授的調查顯示，只有10%的難民是受過高等教育，其餘基本不會讀寫，是母語功能性文盲。

默克爾的名聲在這時達到頂峰，成為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呼聲最高的熱門人選。

“默克爾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權，應該怪誰？

難民到達接收國，其處事方式是在接收國政府與民眾的接觸中形成的。難民變成享有法外特權的群體，是政府主導，但不能說每道命令都是默克爾親自下達的，比如難民在商場拿東西不付費不算偷竊，應該說是各州政府的規定；凡難民的犯罪行為，包括搶劫、強姦、傷人、偷竊，媒體出於政治正確意識形態考慮絕不報道，這是多年來政治正確約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徵用住房安排難民時，強行將原德國住戶（包括一些年邁退休老人）的租約解約。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會貼上人道標籤。

上述現象，我在《德國的戲劇：“政治正確”高於國家安全》提及過。難民們動輒就是“我們是默克爾的客人”，並以此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對醫護人員施暴，有的還高叫“真主至大”將刀架到醫生脖子上，要將醫生斬首，或重傷醫生，導致醫生住院，由於種種暴力行為頻發，有的醫院被迫為醫生集體訂購自衛武器，讓醫生帶着武器進手術室，不少醫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極其的避難者暴力-越來越多的醫生購置武器》）凡此種種，只能說是德國社會慣出來的。

政治正確被發展到如此荒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歲的是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被三位難民性侵後的經歷為證。格倫在今年1月被性侵後報警，她先是向警察說謊話，稱是三位說德語的人搶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後，她還在臉書發表一封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着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一些女中學生被難民性侵後不報警，也是出於和格倫同樣的考慮。

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只有在德國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下發生的咄咄怪事，考慮到這位女子是個職業政客，可以推想德國政壇左得離譜。

司法部門對難民的犯罪行為，也很少予以懲治。一位22歲的厄立特里亞人因各種犯罪行為被報案/起訴189次，但總是被釋放。前一向，這年輕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檢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釋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釋放 - 德國司法如此阻撓警局》）

動物農莊有句著名的話：“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難民潮以後，德國實現了這種“平等”。對難民這種法律上的特殊寬縱，既害了德國社會，也害了這位年輕人。因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結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震驚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國漢堡，斯圖加特等十餘個德國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也發生了類似集體性侵事件），就是在難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懲 治的社會氛圍中發生的。

政治正確的子彈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

如果說民眾缺乏眼光與通盤考慮所需要的知識，有專業素養的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這種責任。但是，在政治正確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下，很少有知識分子願意出頭。個別願意擔負起社會瞭望者責任的，往往被政界、媒體與民意三重壓力碎成齏粉。我在《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中以原柏林市財政部長、經濟學家、原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為例，講述了他被政治正確的子彈密集射殺的往事。2010年，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因為這本書，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是領軍人物。薩拉辛不僅被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嚴辭譴責並辭退，猶太人社團對他進行嚴厲譴責，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歐洲其他國家媒體也對他發出激烈批評。

短短20多天內，薩拉辛失去了社會聲譽、工作以及猶太人的族群認同，即使如此，民眾的憤怒仍然如波濤洶湧，不斷有民眾將其稱為“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現在，薩拉辛當年的預言全部實現了，但德國朝野無人向他道歉。

有了薩拉辛被政治正確子彈射殺的先例，德國知識分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發生後，才有一些人站出來陸續發表各種言論，討論難民政策的缺失。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讀者，考慮到政治正確對德國民眾的裹挾力時，不要忘記漢娜·阿倫特在二戰後反思屠殺猶太人時，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惡”意指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歡迎文化”雖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眾在意識形態裹挾之下一種無思想、無責任的行為。反思歐洲難民潮的緣起，批評默克爾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意識形態裹挾下大行其道的“歡迎文化”。

（本文德文資料由德國網友野罌粟@WilderMohn 女士翻譯並核查，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