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G问题，这涉及宗教。以前我曾经在这里有几个相关留言，但系统性不够。有时间时我将对宗教问题专文论述，阐述我的观点。

然而，我也不同意“大家都沉默等于中共就永远不会倒台”。关键不在于沉默本身，而在于沉默背后的成因是否发生变化。我至少可以区分三类沉默者：一类是反中共但因现实威胁选择沉默；一类是本身就是体制既得利益者；还有一类是对体制并不关心、信息隔绝、缺乏渠道了解真实社会的人。真正决定走向的，不是前两类，而是第三类的规模和转化方向。

历史上，体制崩塌往往不是靠少数“谭嗣同式”的牺牲，而是当足够多原本冷感、顺从、只求安稳的人，逐渐转变为心里清楚却不再配合的人。这个转化过程，本质上是 3 向 1 的变化。在条件尚不成熟的阶段，与其呼唤更多个人勇敢，不如把努力放在降低信息壁垒、增加理解渠道上。因为当第三类人发生转化，第一类的沉默就不再是孤立的，体制的稳定性才会真正开始动摇。中共其实也认识到这一点，包括在万维又大量派遣五毛。

我理解你对儒家与长期独裁传统的判断，也同意它在历史上确实为皇权提供了合法性工具。但我还是想强调一点：我更倾向于把你提到的“明哲保身”“不敢说话”，理解为一种被长期验证过的生存理性，而不是单纯的民族性格或基因问题。

在中共体制下，“说话有代价”并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反复发生的现实经验，这种经验通过家庭、社会关系代际传递，影响远比任何思想学说都深。你提到很多人身在西方二三十年仍不敢批评中共，我反而觉得这恰恰说明：他们并不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而是不相信中共会尊重国界，也不相信风险会真正消失。

事实上，绝大多数反中共博主使用笔名（包括前些年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大多数主持人。相比之下，来自台湾的主持人用的几乎都是真名），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这并非软骨，而是对一个报复无下限政权的现实评估。在这种环境下，选择沉默往往不是认同，而是避险。

我并不否认文化和历史包袱的存在，但如果把这一切最终归结为“民族劣根”或“基因”，就很容易忽略一个更残酷、也更重要的事实：只要威胁真实存在，沉默在任何族群中都会成为主流选择；而一旦威胁消失，行为改变往往比思想更新要快得多。

希望吧。儒家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把人变成奴性与虚伪，但儒家思想是独裁制度的根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独裁制度就在于对儒家思想的维护，因为儒家思想被帝王认识到了价值，所以儒家思想得到了发展与强化，中国的独裁统治就越来越严重。这种东西在人的思想层面上就无可取代，似乎就化为血液与基因的东西。

中国不是没有反抗者，多次的农民起义成功了，但没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是走向西方式的民主，而是走向了另一个封建独裁统治，因为人民思想中只有儒家思想。

现在，包括法轮功组织，表面上反中共，但整个组织架构依然是帝王模式的，即不可反抗不可动摇李大屎的权威，李大屎放个屁都是香的都是对的，要下面的信徒们不管怎么硬拗也要为其洗地，这就跟中共统治的模式是一样的。而法轮功组织是在西方国家运作的，有言论自由，但下面的信徒居然没人敢反对，这是什么问题呢？

虽然我对你所说的只要有基本的言论自由，信息透明与惩罚机制，奴性与虚伪互骗等会有所改善，是持乐观或基本赞同的态度，但我还是不敢过份乐观，我对中国人的软骨病是了解得比较深的，我见到太多的人在西方国家生活了二三十年，但居然不敢对中共恶政有任何的批评，即使心里非常明白，但就是明哲保身，不仅仅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甚至在私下场合都不敢说，这种变态的自保与软骨病是我所见过的任何国家的人的身上都见不到的。

据说从理论上可以产生光刻效果了

---- 光刻机是一回事，光刻胶又是一回事，光刻胶也有分辨率极限。

我能理解你把问题追溯到儒家传统中的奴性和虚伪文化直觉，这种解释在情绪上是有吸引力的。但我还是想区分三件事：文化影响、制度激励，以及“基因/民族本质”这种说法。

首先，儒家确实强化了等级秩序、服从权威、重表态轻规则，这对中国长期形成“对上负责、对下糊弄”的行为模式有影响，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这属于历史文化包袱，而不是不可改变的“劣根”或“基因”。同样受儒家影响的社会（比如日、韩、台等），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呈现出的社会行为差异非常明显。

其次，你提到的“奴性”“虚伪”，在我看来更像是高压统治与长期问责缺失下的理性适应。当一个社会奖励顺从、惩罚直言，奖励表忠、惩罚诚实，那么虚伪就不是道德缺陷，而是生存技能。这类行为在任何族群、任何文化中，只要置于相似制度环境，都会大量出现。你提到美国部分州的福利欺骗，其实正好说明：只要激励结构允许，骗并不需要“民族劣根”来解释。

至于“奴性基因”这种说法，我个人是比较警惕的。一旦诉诸基因或民族本质，讨论实际上就走到了尽头。因为那意味着问题不可纠正、只能宿命化接受。但历史反复证明，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对制度和激励的响应远远快于文化和价值观的代际更替。

我并不认为中共倒台后中国会立即自动变好，更不认为儒家遗产会立刻消失。我更倾向于：只要基本的言论自由、信息透明和惩罚机制建立起来，所谓“奴性”“虚伪”“互骗”，会在一代人之内出现显著退潮。这不是对人性的乐观，而是对制度塑造力的基本信任。

如果把问题最终归结为“民族劣根”或“基因”，那中共反而可以继续说：不是制度有问题，中国人本来就这样，就活该被专制独裁。

你说得很好，基本上同意（美国明尼苏达州、加州等地所发生的欺骗福利跟中共国的欺骗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不过，在民族劣根性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儒家垃圾的影响，包括奴性的东西虚伪的东西等（虽然各个种族都多少有一些，但中国人应该是全世界有奴性基因最严重的民族）。

我们描述的中共国的造假、行骗，在中共体制下呈现出高度系统化，甚至成了一种“理性生存方式”。所以我不认同把这种结果直接归因为“民族性格的劣根”。

恰恰相反，这类现象更能说明的是制度问题而非民族本质。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人骗”，而在于“骗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在极权专制独裁制度（包括专制独裁已达登峰造极的中共体系）下，造假往往被奖励，揭露造假反而要付出代价，于是“骗”自然成了最优策略。汉芯案之所以荒唐，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更爱骗，而是因为骗体制的钱、骗上级的认知，长期不但风险低，回报还极高。

如果这是民族性格，那么同一批人、同一文化背景，在法治社会里为何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新加坡、2019年前的香港、台湾、甚至韩国、日本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所谓“国民素质”“民族性格”，更多是制度长期塑造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

对于中共垮台后中国是否会立刻建立成熟的民主法治，这一点我同样不乐观。但一旦言论自由和信息流通被解禁，最基本的问责与惩罚机制开始恢复，社会行为模式往往会发生比想象中更快的变化。所以不必悲观。

把问题归结为“民族劣根”，在情绪上或许解气，但在逻辑上其实正好替中共卸了责，这恰恰是中共最乐于接受的解释，所以我们叙事时一定要小心。

是的，所以我对后中共政权有点悲观。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在后中共政权的民主制度之后改变民族性格的劣根。

在中共罗刹国，骗子远多于傻子。大骗子骗中骗子，中骗子骗小骗子，自上而下，都是靠骗活着。更好笑更可悲的是，这些傻子被骗子骗了以后还竭力为骗它们的骗子歌功颂德。

中共骗全世界，中共国骗子骗中共，反正一窝的骗子。

那个让农民工将摩托罗拉芯片上的字磨去然后刻上汉芯的陈进骗了中共国一亿一千万元人民币，好像目前仍担任两家公司董事。只有中共国才会出这样的奇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