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佑華教授：山河破碎，走進抗日青年軍（2）》

若敏

直到讀齊邦媛的《巨流河》，我才真正明白，那些關於抗戰的故事裡，不只是血與火，還有一代知識青年的自覺與擔當。他們原本可以坐在教室里讀書溫習，卻在最危急的時刻，聽從內心召喚，毅然放下筆，披上戎裝，奔赴戰場。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一代人的生命答卷。

當我讀到胡佑華先生的回憶錄，那些歷史的碎片突然具象起來：深夜被哨聲驚醒的倉皇、冬日操場上的高呼“冷不冷”、簽下名字時熱淚盈眶的少年……這些畫面仿佛一幕幕浮現在眼前，不再只是書頁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觸碰到的真實。

胡佑華先生的經歷，是千千萬萬個青年軍人的縮影。他們之中，有的倒在異國他鄉，有的默默歸來，繼續在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中守護這個國家的未來。他們沒有喊口號，也未曾高調，他們只是用行動回應了那個時代的召喚。

在今天重讀這些記憶，不只是為了緬懷，而是為了銘記一種精神：當國家需要時，有人願意站出來。哪怕是一個學生，一個青年，也足以照亮黑暗中前行的路。

【山河破碎，熱血難涼】

1944年，抗戰進入最艱難的時期。西南戰局告急，日軍步步逼近。為了提升軍隊素質、擴大兵源，國民政府向全國發出號召：鼓勵知識青年投身軍旅，投筆從戎。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 這句響徹全國的口號，激勵了無數青年走出課堂、走向前線。胡佑華，便是其中一員。1944年12月的某個深夜，胡佑華所在的恩施“七高”校園裡，清晰地傳來了遠方的隆隆炮聲。那沉悶的聲音，仿佛敲擊在每一個學生的心頭——日軍已經逼近恩施。

那一夜，許多人難以入眠，原本的讀書夢、升學夢，似乎在一瞬間碎裂。一個時代的青春，即將在硝煙中被重新定義。

不久之後，學校舉行了動員大會。校長與來自湖北軍區的代表在操場上發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講。他們講述戰況、分析形勢，號召學生們挺身而出。青年遠征軍的政策也在會上正式宣讀：

這是一支編入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正規部隊，參軍者將在編制、軍裝、訓練、待遇等方面與盟軍接軌，退伍後還可享受免試升學的優待政策。對現場的青年學生而言，這不只是一次動員，而是一場洗禮。

動員大會現場氣氛熱烈，掌聲、口號、哭聲交織在一起。許多同學熱淚盈眶，衝到台前，在鮮紅的志願報名布上鄭重簽下自己的名字。

胡佑華也在人群中，他滿臉通紅、淚如泉湧。那一刻，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國難當前，怎能退縮？如果人人都往後退，誰還來保家衛國？

他毅然走上前，寫下自己的名字：“胡佑華”。當那熟悉的字跡出現在大紅布上時，他感覺如釋重負，仿佛酷暑中飲下一口冰泉。

大會結束後，哥哥胡佑文站上講台，帶領全校高唱《滿江紅》。歌聲激昂，情緒高漲。

胡佑華在人群中找到了哥哥，激動地喊道：“我簽了名！”哥哥笑着回應：“我也簽了！”兄弟二人，相視一笑，情義與決心在那一刻深深交匯。

第二天，學校公布報名情況：全校約500名學生中，有300餘人志願報名，最終150人獲批入伍。

周末，胡氏兄弟帶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家中。出乎意料的是，父母早已知曉報名之事，並面帶微笑迎接他們。

“我們已經聽說了，做得好，非常好！”父親堅定地說。母親也輕輕點頭：“只有國家安寧，家庭才有明天。”

兄弟倆連忙表示歉意，未能提前徵求意見，但父母並不責怪，反而以實際行動支持他們：請友人刻了兩枚鋁質圖章，分別刻上兩人姓名，章側刻着四字銘文——“精忠報國”，落款是：“父母贈”。

接過圖章的那一刻，兩兄弟心中五味雜陳。這不僅是信任的象徵，更是沉甸甸的託付。

【臨別依依，母愛無言】

兄弟倆即將奔赴軍營時，家中親人紛紛圍坐，兄弟姐妹們七嘴八舌地問起報名細節。父母雖心中不舍，卻始終保持理智與支持。

然而命運無情——母親後來因子宮頸癌病逝於異鄉，未能等到日本投降，也沒能等到兒子歸家。這場告別，成了永訣，成為胡佑華心頭一生難解的痛。

1944年12月20日起，青年學生陸續入營，正式編入“青年遠征軍”，簡稱“青年軍”。同年12月底，第一批青年軍在恩施集結出發。

那天，全城萬人空巷，夾道送行。身着黃色軍裝、頭戴軍帽、腳纏綁腿的學生兵列隊登車，神情堅定。親人送行時，有人高喊鼓勁，也有人泣不成聲，互道珍重。

1945年元旦前夕，部隊抵達四川萬縣萬家壩。胡佑華與哥哥被分別編入一營二連與三連。從這一刻起，他們正式開始軍旅生活，把自己最寶貴的青春，獻給了國家、獻給了抗戰。

【新兵歲月——從混亂到沉穩】

新兵訓練的前三個月，對胡佑華而言，是人生中最艱難的階段之一。每天從早操開始，訓練內容密集而嚴苛：體能操練、隊列訓練、體力勞動……加上隨時可能響起的緊急集合哨，一天從天未亮忙到夜深。

剛開始那幾周，他幾乎每天都在心裡叫苦，甚至覺得這樣的生活根本熬不過去。但隨着時間推移，身體逐漸適應了節奏，意志也慢慢沉穩下來。一個多月之後，回頭再看，竟覺得——其實也沒那麼可怕。

第一次夜間緊急集合是在凌晨。哨聲驟響，所有人從睡夢中驚醒，手忙腳亂地穿衣服、找鞋子，有人鞋穿反了，有人穿了別人的；有人褲腿纏得像多長了一條腿；紐扣扣錯，衣服歪斜，看上去就像一群“臨時抓來的壯丁”。最滑稽的是一位同學，手裡抱着全套衣服和襪子，竟什麼也沒穿上，就這樣站在隊列里，結果自然被連長狠狠訓了一頓。

第二次集合時，大家有了準備：睡覺前把衣服折好放在床邊，鞋子按方向擺好——下鋪鞋頭朝外，上鋪朝里。雖然仍有小錯，但反應速度和整齊度已有明顯提升，連長也開始給予肯定。

到了第三次集合，全體新兵幾乎在哨響後一分鐘內就完成穿戴，準時列隊，整齊劃一。連長和排長看着這支“從亂兵到兵樣”的隊伍，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色。對胡佑華來說，這不僅是紀律的勝利，更是成長的標誌。

最難忘的一次訓練發生在冬天。北風凜冽，士兵列隊聽訓，寒風像刀子一樣割臉。連長自己也冷得直打哆嗦，卻突然高聲問：“冷不冷？”士兵們齊聲回答：“不冷！”連長不滿意：“大聲點！”於是大家鼓足氣力大吼：“不——冷！”

連長點頭說：“很好！”轉身卻低聲嘟囔了一句：“龜兒子才不冷！”這話讓全場鬨笑。連長裝作嚴肅喊：“笑什麼？不准笑！”大家只好忍住，臉都繃紅了。但幾秒後，連長自己也笑了：“算了，笑吧！”一時間，笑聲如浪，驅散了寒意，也拉近了官兵之間的距離。

這堂“笑出來的訓練課”，胡佑華至今仍記得清清楚楚。

【部隊裡的體育兵】

三個月的新兵訓練結束後，胡佑華、大哥胡佑文，以及蘇厚榮三人被調入團俱樂部，成為“體育兵”。他們是籃球代表隊的主力隊員，經常與其他連隊組織友誼賽，訓練間隙也多了些歡聲笑語。

踢足球的條件較差，整個師僅有一支“師代表隊”。巧合的是，這支隊伍幾乎清一色出自204團一營，都是來自湖北各地聯中的學生兵，因此起名“楚風隊”。

當時萬縣沒有正式足球隊，為了組織比賽，當地臨時組建了“萬縣聯隊”與“楚風隊”對抗。比賽中，“楚風隊”技高一籌，贏得勝利。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那場比賽一共踢壞了三個足球，全部在空中爆裂，場面極為尷尬又滑稽。

除了體育訓練，胡佑文、胡佑華兄弟倆還被抽調參與文藝活動。由於在學校時期有良好的音樂基礎，他們被師部音樂組長——一位中央音樂學院出身的軍官——指派到各連教唱軍歌。

從此，兄弟二人在軍中一邊擔任體育兵，一邊兼職“文藝兵”。他們雖然沒有親身走上前線與敵軍交火，卻用另一種方式參與了戰爭，傳遞着精神力量與士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胡家三兄弟，從左至右，大哥胡佑文，胡佑華、弟弟胡佑成）

1946年6月中旬，胡佑華正式退伍，告別軍旅生活。他志願學醫，後來被分配到湖北醫學院，進入醫學本科一年級。他從抗戰一線歸來，帶着軍中的磨礪與成長，也帶着對生命的敬畏和新的使命，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

（所有資料來自胡佑華回憶錄，感謝李鳴真教授和胡培怡醫生提供資料和照片）

（完稿於2025年8月3日,美國亞特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