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探秘16：再見哈瓦那》 文 / 若敏 2024年3月11日18:45，哈瓦那的暮色溫柔地籠罩着這座飽經滄桑的城市。當我們的車緩緩駛過國會大廈時，那座新古典主義的穹頂建築在夕陽餘暉中投下莊嚴的剪影。那一刻，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動湧上心頭——這座見證了古巴百年風雲的建築，仿佛正在為我們這段旅程譜寫終章。 
這次的民宿與初次到訪哈瓦那時不同，依舊位於二樓，卻多了幾分精緻與從容。 
挑高的天花板與氣派的客廳交相輝映，浴室則更顯現代感，白瓷、玻璃與金屬的線條將古老城市的沉澱輕輕劃破。將行李提上樓仍頗費力氣，好在箱子不大。同行的Rich與Rita請司機幫忙搬運行李，並以小費致謝，也就在這一刻，我們向這位默默陪伴我們的司機道別，送上一份小費表達由衷的感謝。 
熱水從花灑傾瀉而下的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在經歷了古巴多個城市的頻繁停電後，能夠享受一個完整的熱水澡，竟成了最奢侈的慰藉。 
洗去旅塵，躺在柔軟的床上，相比古巴其他城市，哈瓦那的生活條件確實優越，簡單的舒適，已足以令人感恩。 
（Rich & Rita） 【離別的前奏】 3月12日，離別的鐘聲響起。 
晨光中，民宿特意安排了一位廚師為我們烹製告別早餐——新鮮的水果、現烤的麵包、香氣四溢的煎蛋，這頓豐盛的早餐仿佛是哈瓦那給我們最後的溫柔饋贈。 
Sydney的航班安排在早晨，送別Sydney後，距離啟程尚有些時光。 
我、汪醫生與Lynn決定再次走出門外，去與哈瓦那作最後的道別。幸而民宿位於市中心，只需步行五分鐘，便能來到那座我在前一夜感動駐足的——國會大廈。 【國會大廈：時光的見證者】 
國會大廈在晨光中熠熠生輝。這座始建於1926年的建築，其91.73米的穹頂曾主宰着哈瓦那的天際線。 
我們繞着它緩緩行走，看着陽光在科林斯柱廊上跳躍。從議會大樓到科學院，再到2019年修復後重新成為立法機構所在地，這座建築的命運恰如古巴近代史的縮影。 
這座宏偉的建築，融合了新古典主義與古巴本土風格，被譽為拉丁美洲最壯麗的議會建築之一。它的設計靈感源自美國華盛頓的國會大廈。 
1929年至1959年，它是古巴議會的象徵，而1959年革命之後，政治權力重塑，國會大廈被賦予全新用途，曾作為古巴科學院的所在地，逐步淡出政治核心。2019年，它又被重新修復啟用，成為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辦公地。這座沉默了半世紀的建築，似乎又找回了些許話語權。 
晨光灑落在潔白的外牆上，一道道柱廊如歷史的節奏輕輕起伏。可惜未能入內一觀，只能遙想內部那枚象徵古巴“零公里”的24K金鑽石、那尊高達17米的共和國女神雕像……它不僅是建築的傑作，更是一部政治與歷史的浮雕，映照着古巴百年風雲變幻。 
（國會大廈後面的門） 
【唐人街：消失的東方印記】 緊鄰國會大廈的，是哈瓦那的唐人街——Barrio Chino。這片街區曾在20世紀中葉熠熠生輝，是拉美地區最大、最繁榮的華人社區之一，鼎盛時期有十餘萬華人定居於此，開設餐館、洗衣店、茶館與報社，粵語與麻將聲在街頭巷尾迴蕩。然而，如今漫步其中，卻再難尋當年熙攘的人潮。 
歷史如浪，一浪推過一浪。卡斯特羅革命後，國有化政策席捲全國，私人商鋪被收歸國有，大批華人被迫遷離，遠赴邁阿密或返回祖國。唐人街從熱鬧走向沉寂，逐漸成為一個空殼化的文化符號。 
而那條曾記錄血淚與奮鬥的路，從十九世紀的苦力貿易、二十世紀的繁榮，到如今的旅遊景點，凝固的是時間，也是族裔文化的隱退。站在牌坊之下，我仿佛聽見遙遠的鄉音隱隱作響，像是對過往千帆的低語，又如無聲的告別。 
【機場見聞】 9點20分，我們回到民宿。9:40，導遊過來送我們到機場。 
下車時，我們將剩餘的藥品贈與她，並送上小費。我還將所有剩餘的古巴比索交給了司機，那是一種告別的儀式，也是一種彼此成就的謝意。 
機場裡人潮湧動，長龍蜿蜒，排隊、安檢、等待...哈瓦那用她特有的節奏拖延着我們的離去。 
耗時一個半小時才拿到登機牌。再花二十分鐘過海關與安檢，抵達登機口不久，便開始登機。 
直到飛機騰空而起，我才真正意識到：這段穿越時光的旅程即將結束。 
飛機下的古巴國際機場，只有四架飛機，空曠而落寞。 
古巴的機場服務效率低下，提醒一下，務必提前至少三小時到達機場，否則很可能錯過航班。 
（俯瞰哈瓦那） 【重回現代：落地的掌聲】 
飛機緩緩降落在邁阿密機場的一刻，機艙內爆發出熱烈掌聲。 
我抬眼望向窗外，心中百感交集，邁阿密高樓林立，一派繁榮景象。 
手機屏幕上突然跳出的5G信號讓我恍如隔世。從物資匱乏的古巴回到現代社會，這種強烈的對比令人五味雜陳。告別了漫長的停電、不通網的日子，仿佛從70年代一躍回到21世紀——這是一場憶苦思甜的旅程，也是一場對自由與現代生活的重新體認。 
古巴，是一片充滿矛盾與魅力的土地。它以革命的名義凍結了時光，又用音樂、建築和笑容包裹住苦難。它既曾點燃理想，也令人疲憊不堪。 
而我們，作為旅人，只能在這殘酷與浪漫交織的時光縫隙中，帶走屬於自己的記憶。這段旅程帶給我們的不僅是異國風情，更是一次對生活本質的思考。 
記得在去機場的路上，導遊問我們是否願意再回古巴看看，我含糊地回答着，等我們可以住上酒店再說。我其實想說，等真正的改革開放，讓古巴人富裕起來再說。 最近，一部關於卡斯特羅將囚犯送到邁阿密的視頻出現，高中同學群里有人問我邁阿密的古巴人如今怎樣？城市是否被罪犯所影響，我特別上網查資料，將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了解了一下。 【卡斯特羅的出口：一場駛向自由的航程】1980年的春天，哈瓦那的空氣里瀰漫着不安與躁動。就在這個被加勒比海陽光炙烤的島國，數千名絕望的古巴人湧入秘魯大使館，躲避壓抑的生活，乞求一紙前往自由世界的通行證。面對突如其來的外交風波，菲德爾·卡斯特羅以一種近乎冷峻的姿態作出回應： “你們想走？那就都走吧。”
於是，馬列爾港開啟了閘門——歷史記下了這個名字：馬列爾事件（Mariel Boatlift）。數以千計的船隻，從佛羅里達的碼頭出發，逆風南下，駛向古巴接人；同樣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帶着夢想、恐懼與不確定，踏上離開故土的航程。 在那五個月的瘋狂期間，超過12萬人離開了古巴，抵達美國的陽光之州——佛羅里達。邁阿密港口人潮洶湧，一時間仿佛成為古巴第二首都。 
然而，這場人道主義遷徙的背後，也潛藏着複雜的政治算計。據說卡斯特羅下令將一些社會“邊緣人”——罪犯、精神病患者與被視為“不忠”的人——也塞進了那些前往美國的船隻中。對他來說，這不僅是一次人口清洗，更是一場“心理戰”——將古巴的問題輸出，轉嫁到他的對手頭上。 
美國接收了這群“逃亡者”，但並未準備好迎接他們帶來的挑戰。媒體開始聚焦個別馬列爾移民的犯罪行為，“卡斯特羅送來的罪犯”成為選舉年的政治口號，馬列爾人被貼上了“危險分子”的標籤，邁阿密的社會結構也因此經歷了激烈的震盪。 
然而，大多數馬列爾移民不過是尋常百姓——渴望自由的父母，追求未來的年輕人，試圖逃離苦難的家庭。他們後來在美國落地生根，建構起今日邁阿密濃烈的古巴文化。 
（汪策攝影） 時隔多年，馬列爾事件仍是一道歷史的裂痕：它既是對專制的控訴，也是對自由代價的沉思。正如有人所說： “他們不是移民，而是被放逐的浪潮。有人借風上岸，有人隨浪沉沒。”
45年過去了，古巴的經濟依然深陷泥潭，古巴每年的僑匯收入約為30億美元，是該國繼旅遊業之後最重要的外匯來源之一。
僑匯不僅是古巴家庭的重要經濟支柱，也是私人創業的主要啟動資金來源。然而，這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因為擁有海外親屬的家庭更容易獲得資金支持，而沒有這種資源的家庭則更加依賴國家配給系統。貧富懸殊開始出現，我們居住的民宿，都是有海外關係的人。 
目前，古巴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擁有海外親屬，其中大多數居住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地區。這些僑匯資金通常通過正規匯款渠道、數字支付平台，甚至由“mulas”（攜帶現金的旅客）直接帶入島內。儘管美國對古巴的制裁政策限制了部分匯款渠道，但僑匯仍然是古巴經濟的重要支柱，在當前經濟困境中發揮着關鍵作用。當年卡斯特羅遺棄到邁阿密的古巴人，如今成為古巴經濟的輸血者，邁阿密成為古巴人嚮往的生活，命運的安排，從來不按常理出牌。 
（汪策攝影）
再見了，哈瓦那。 願你在風雨中，仍有光亮。 願有一天，古巴人民真正擁有自由、富足、快樂和幸福。 （完稿於2025年5月16日，美國亞特蘭大） （感謝汪策醫生、Sydney陳醫生、Lynn等提供部分照片，謝謝校友同行，快樂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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