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章太炎，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皆為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的領袖人物。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或登高疾呼，或拋頭顱灑熱血，或處心積慮，運籌帷幄，不斷地激勵和改造這個積弱幾百年的民族。今天，我們這代人才看得到這個重新崛起的中國。

薄熙來，明明知道樹大招風，明明知道做事要得罪人，明明知道自己過去的政績並不完美，明明知道自己的政敵多多，但他依然堅持做出頭鳥。薄的兒子備受媒體爭議，可能拖薄的後腿，《薄熙來之歌》也無助於薄的形象，但薄依然前行。

縱觀歷史，一個民族的崛起總離不開領袖。許多人現在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因為領袖往往意味着獨裁專制，意味着精英政治，意味着脫離民主進程。

中國需要領袖帶領度過五大危局

當今，歐美強國已進入後工業化社會，農業已早已擺脫原始狀態，使用高科技優選培育良種，化肥，電力灌溉，信息化，機器化，農業工業化了。而在中國，億萬農民還在過着刀耕火種的原始農耕生活。從農耕社會走向現代工業國家，城鄉一體化的道路艱巨而漫長。後世看來，中國社會這一轉化過程可能充滿浪漫和驚喜，就像談到自己的某位朋友一夜之間從窮小子成為億萬富翁一樣。但現實中，在浪漫和驚喜之下，本人在以前的博文談到這一轉化過程潛伏着的五大危局：一是國家主權危局，二是社會平等危局，三是立國之本危局，四是公德危局，五是環境與資源危局。

上述中國政治的五大危局是自然歷史形成的，是中國歷史必經之宿命，破解這五大危局意味着整個民族與國家的一次脫胎換骨，是一個及其艱難和痛苦的過程。問題是誰來承受這份艱難，痛苦，甚至犧牲，誰來承擔民眾和社會在此社會巨變過程中發出的責難，又是誰來享受它的成果。

依本人愚見，按中國的現實，破解這五大危局的最佳方式是由領袖帶領的精英政治模式。它需要需要一位講道義，有魄力，勇於決斷，勇於承擔責任，甚至社會責難，有遠見，有極佳判斷力的強勢領導人。而專制獨裁模式，民主與自由市場競爭模式等等，則應為領袖帶領下的精英政治模式的補充。

薄自從主政重慶以來，打黑，殺公安高官文強祭大旗，倡讀紅色經典，搞住房安民工程，取消農業戶籍制，等等，雖有備受爭議的地方，但做的有聲有色，每項工作都有具體成果，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當地百姓的肯定。

法制源於人治   活力在於人治

談到領袖精英政治時，人們不免對精英政治的可持續性發生懷疑。即使薄在任期間，其團隊可以將重慶管理的很好，但薄離開重慶之後，群龍無首，胡漢三們還可能重新回來，反攻倒算，重慶還可能變成黑幫袍哥們的天下。因此，人們往往認為西方的法制是政府治理之至。

但追溯西方法治的源頭，法制本身是人治的結果，是人治的契約化。拿美國憲法為例，美國憲法是美國國父們相互哲學詰難和其背後利益群體之間妥協的結果，它在成為契約之後不會永久一成不變，只是原創時考量的比較周全，變動的較少而已。但不可否認，法制是人治的成果，沒有人治，法制只是紙上談兵。

西方的企業成功也以制度化為特色。但制度化背後的活力是企業再造，企業重組，企業創新，制度創新，經營模式創新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以人治為基礎，離開人治，制度化就成為條條主義，形式主義。

本人親自見識過兩位中國商人，均為國內一時著名富豪。本是時勢造英雄，偶然成功，兩位卻認為自己天資過人，已找到中國現代企業發展的訣竅，就將他們的經驗寫成文本，也就是制度化，供企業員工學習和執行。其結果，這兩位均不得善終。

應當看到，中國的現實依然是五大危局並現，社會基礎存在着諸多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因此變易是常態，人治是常態。在這種現實下，你可以批判人治是腐敗的溫床，可以批判實用主義的短視，缺少道德內涵，但與時俱進，摸着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依然是維艱渡難的真經，而法制化和制度化則是個現實理想。

鼓勵薄熙來們

薄熙來一個人也許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在於他是一個象徵，在於我們鼓勵那些勇於負責，有膽識，做實事的管理者們。 他們做的好，我們就為他們鼓掌，喝彩。以一己之見，國務院的王岐山，人民銀行的周小川，不都是值得我們稱讚的薄熙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