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随便抓出个刘晓波，以其带罪之身，就可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虽在狱中，却掌控着巨大的话语权；随便抓出个习近平，昔日曾流放到偏远的乡下，出山就有能力掌控国家大权。刘与习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少年至青年时期，正值文革高峰，受教育不系统，国家动荡不安，个人历尽磨难，凭着激情，凭着大志向，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也凭着好运，脱颖而出。

精英时代

刘和习都是文革乱局中存下的精英。这样的精英目前在中国不是几个人，是一大批，他们大多属于所谓的文革老三届和文革后的前几批大学生，是历史大浪淘沙出来的一代精英人物。当然，从他们当中随便抓出一个人，都可能是位杰出人物。

无论是当权派还是反对派，都由精英掌权，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正轨。

中共执政合法性是下一步中国政改的核心

西方人熟练于操纵民主治国的理念，实则为精英治国。现今的中国和西方一样，走的同是精英治国路线，只不过不会操纵民主政治罢了。

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化工作一直没有彻底完成，其执政的合法性一直是个大问题。与西方比较，同为精英执政，近20年来中国精英们的执政能力和效绩并不比诸多西方同行逊色，但中国没有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程序，没有开放多党竞争制度，没有依据法律程序竟选领导人，从而没有按着西方逻辑，使社会精英执政合法化。

因此，西方和某些知识分子总在质疑，中共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执政法理不清，容易引发国家政局不稳，是国家发展的大忌，不能视而不见。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化问题应是中国下一步政改的核心。

政治体制需要创新

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讨论如何恢复美国的活力，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文章指出，美国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制衡制度，加上以两党竞争为主的民主选举，严重损害着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民主党要照顾普通百姓的利益，所以强化社会福利制度，耗费大量政府支出；共和党要照顾大公司和大财团的利益，坚持减税，坚持国家出面拯救面临破产的企业。两党相互妥协下来，达成一致意见时，国家财政已然亏空，负债累累，而政府已没有财力和资源去做政府最应该为国家和人民做的事。

文章指出，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政治体制问题，现行政治上相互制衡与制约的机制，是18世纪时人们为约束皇室所拥有的绝对权力而制定的。这一古老的政治机制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改进和创新，以适应全球化和现代科技的发展。

对于国家政治体制，柏拉图指出有五种类型，好坏依次为：圣人政治体制 （Aristocracy -rule by the best)；财阀政治体制（Timocracy -rule by the honorable)；强人精英政治体制（Oligarchy -rule by the few）；民主政治体制（Democracy -rule by the people), 和独裁暴君政治体制（Tyranny -rule by one person, rule by a tyrant)。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上述前四种政治体制的混合体，以强人精英政治体制为主，其它政治体制形式为辅。

无疑，中国政改不能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既然目前中共执政的体制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就应该在此基础上审慎改进。

中国已建立起正常的执政交接制度，从江到胡，从胡到习，虽然不尽完美，但最高领导人的选拔和交接制度化已然成为一个模式。如何强化这一制度，保证这一制度的实施，如何选拔治国精英，如何结合现行的民主评议制度，如何借鉴西方大企业选拔掌门人的办法等等，都有待研究和测试。但无论如何，稳健的保守主义应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指南。

精英政治下的人权和民主

人权的核心内容是个人的平等与自由，而民主指的是民主政治，是平等与自由概念在社会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所以说，平等和自由是民主之母也不为过。

按福山的理论，人性有三个方面，欲望，理性和自尊。资本主义制度，普及教育制度与现代科技已能满足人类欲望和理性两方面的需求。但是，唯有自尊无法得到满足，因为自尊是纯精神的东西，其本质是得到他人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可。换句话说，自尊就是社会认可个人的平等和自由。

政府凭什么什么收税？凭什么照顾弱势群体？凭什么花巨款打造宇宙飞船？理论上讲，没有公民的同意，耗费纳税人的税款是非法的，是对人权的侵犯。因此，政府行为需要公民的授权，该授权过程构成民主政治。这也是人权大于国家主权的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到福山，许多大哲学家都认为国家政权阻碍人权的发展。抽象地讲，他们是对的，人类最终要消灭国家这个坏东西。但实践证明，现实中确实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无论个人是否愿意，在某些情况下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生命是必须的。

必要时，为国家和社会牺牲个人利益（人权），是民主政治的死穴。美国政府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一难题。本来，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之假设，认为个人自私，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同时让社会和他人受益。但是，看不见的手有其局限性，本次世界经济危机证实了这一点，必要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以个人为中心，排除政府干预其生活，也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

杭廷顿的观察

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有一段大意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亚洲文化与美国文化有着根本的差别。亚洲文化中，国家的地位高于社会，社会的地位高于个人。它重视权威，社会地位，个人权利和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所带来的价值，看重共识，避免冲突，爱面子(”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223)。杭廷顿观察到的亚洲集体文化，同以个人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完全不同。

杭廷顿出版此书时为1996年，当时中国经济尚弱，日本经济正处于高峰期，亚洲四小龙经济蓬勃向上。杭氏的亚洲文化更多是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文化。显然，在杭氏眼里，日本并不是同美国一样的民主政治国家，四小龙的政治制度也各有特色。

新的国家政治模式

东亚文化源头在中国，政治制度的真正代表应该是中国。中国新的政治制度正在逐渐形成之中，将来定型在何处，取决于民众与社会精英们的互动和集体的智慧。习近平很可能以领衔发展和实践这一新的国家政治模式而名留历史。

人类曾经幻想自由飞翔，期望长出天使般的翅膀。这个幻想没有直接实现，却发明了飞机和宇宙飞船，人们间接地实现了飞的梦想，而且，更先进的飞行理念和方式还在等待着我们。笔者认为，人类的平等和自由理想也类似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