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百姓日常讲究的对错善恶等价值规范，通常被称作伦理。道德比伦理更进一步，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的阶层“士”设立的。孔子“有学而优则士”一说，按今天的说法，士就是国家干部，中国人对士的伦理要求要比一般普通百姓更高。

一般伦理中的对错善恶是有立场的，爱憎分明，站在网友冠云的立场是对的东西，在网友信济看来可能完全是错的。如果有人能站出来，调节好信济和冠云两位网友之间的争端，又能使大家都心服口服地受到教益，此人足可称之为道德之人。这样讲来，道德的背后不仅是善恶对错等“德”的问题，还有一个能力问题，就是所谓的“道”。道与德不可分，因为不得道，难以施德。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有道德危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伦理道德危机。道德是中国文化中士阶层特有的概念，伦理本身无法替代。但是，伦理是道德的基础，谈道德不能脱离伦理。在下文中，为行文简化起见，还是将伦理道德危机简称为道德危机。

道德危机是常态？

不可否认，历史上和全世界各国都曾有过或正在上演着本土的伦理道德危机，所谓的道德危机似乎是个常态。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善恶对错，并不是单纯的思想一闪念，简单地自己选择要做个好人还是坏人。古今中外历史上，人们对人性的善恶在都曾有过深入与严肃的思考，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道德问题都涉及到两难或多难选择的困境。

说谎是人类公认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在说谎与讲真话之间，为什么有许多人选择前者呢？因为说谎如果不被识破，可以带来许多潜在的利益，大如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小如取得巨额财富，获得异性的青睐，赢得同事的尊重等；而说真话，符合社会道德伦理，但结果可能损失巨大，甚或是个人肉体的毁灭，这就是所谓的道德困境。现实生活中，是否曾有一生讲真话，可以潇洒地摆脱任何道德困境，而不用说谎的圣人呢？

即使是社会道德问题，如违反人权，环境污染，贫富不公，贪吏肆行等，追究其本质，都涉及两难或多难困境中的道德选择问题。

既然道德问题是两难或多难选择，人们的日常行为随时都可能涉及到道德缺失问题，道德缺失必然是常态。

其次是道德立场问题，道德是固有的，还是不断进化的？许多人认为诸多道德原则是普世适用的。儒教和各家宗教，都有其优良的道德体系，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乎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金律。但是，儒家的克己复礼，宗教界和现代意识形态中的基本教义派等，往往视而不见人类道德不断进化的事实，否认人类价值观的多元性，一旦看到世道与他们的理想道德体系不符，用膝盖一想，就轻易得出道德危机的结论。

客观地讲，秉持道德固有论的人，看待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道德危机，道德危机是常态。

再次，如前面所述，历史上，道德有圣人的标准，贤人的标准，和普通人的标准。孔夫子提出的仁政，实际是贤人的道德标准，离圣人的德政尚差得远。 但是，人们往往用圣人的标准，而不是贤人或普通人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世界。有了钻石，谁还拿玻璃球当回事？

难道道德危机只是一个心理现象，只不过站在不同的立场，人的心里感受不同而已？

莫名其妙的道德高尚之说

自小被教育要成长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谓的道德高尚，总结起来有两类，一类是牺牲与奉献，利社会，利他人；另外一类是重精神，轻物质享受，最后达到精神的升华。

其实，道德可以有量的区别，并无质的高低之分。世上的是非善恶有大有小，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没有超越是的是，也没有超过善的善。就这点来讲，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高尚，也没有所谓的精神升华。

实践中，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路径不同，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道德则位于个人欲望与其生活环境的交叉点上，每个人的欲望和生活环境不同，对待道德的处理也就不同。从这点来讲，在一个社团内，甚至在一国之内，企图通过教育，达成人人自觉，永久地遵守某些共同的道德规范，是不现实的。

牺牲奉献和重视精神生活，对社会上层的人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道德空间可以消费。但对于生活在底层的民众而言，强调牺牲奉献，无异于剥夺他们原本微薄的一份生活享受，强调重视精神生活，无异于阿Q式的自我安慰。

古人强调大道不显，大德无名，也许是具有真德之人的行为准则。

那么，我们为何分别道德和非道德？道德还有什么用途呢？

显然，人们和社会不是在莫名其妙地倡导道德，或者为了所谓的高尚而道德。道德带来三大潜在益处：长远利益，规避风险，创造机会。

一个社会制度，文化或宗教的优劣，不止简单地在于它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主要在于它如何解决当时的社会道德困境，并凸显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减少社会整体风险，为人民创造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