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政治生命結束了，但筆者依然相信，重慶模式在中國依然有其活力。因此講到：“重慶模式將有翻盤的一天”。

然後有凱利網友的下列評論： 

重慶模式還翻什麼盤？重慶模式就是毛模式，重慶模式翻盤就是毛模式翻盤，毛模式會有翻盤的一天嗎？永不可能！那重慶模式也將永沒有翻盤的一天。薄熙來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最大的問題，就是追求毛模式，如果他追求的不是毛模式而是西方模式，恐怕不會有這種下場。雖然他也有其他問題，比如腐敗，但很多人都有，也就彼此彼此，但真正倒致他下台的，就是毛模式，這是心照不宣的。

史語兄還在對毛模式念念不望啊，呵呵！ 

而逍遙津網友則似乎認為重慶模式太過小鼻子小眼，從另一個角度指出：

那重慶模式決不會再有人提了，那是小開司。共產黨這次如果不來個＂大方案＂，連她自己內部都過不了關。

重慶模式的魅力何在？

人們懷念薄熙來，懷念的究竟是什麼？是他的嚴厲和冷酷無情嗎？是他的袒護家人犯罪嗎？是他的爭奪國家領導權嗎？是他有人格魅力，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嗎？是他的唱紅打黑嗎？都不太是。那麼是什麼呢？剩下來的大概只有重慶模式了。

重慶模式的特點是政府出台政策和措施，讓普通百姓享有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如果把時間和空間抽象掉，再加上個自由選舉，簡直是右派網友們整天夢想的普世價值。重慶政府認為，民生問題，也就是百姓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可具體為食、住、行、養老、醫療、教育、就業八件事。 

這八件事牽扯到的一個中心難題是現行戶籍制度。在重慶模式出現之前，重慶有2000萬農民，每年約800萬農民外出打工，因為沒有城市戶口，城市居民相比，即使同一個崗位，待遇卻不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保障標準甚至子女在城裡接受教育都不同。因此，解放農民，第一步就是給農民工發放城市戶口。

 那麼，給農民發放城鎮戶口，是否讓像發放身份證那麼簡單？重慶政府測算過，一個人換成城市戶口，政府的財政支出至少需要增加10萬元，如果300萬人就是3000億元。這個巨大成本用於保障居民的養老和醫療保險，提供基礎教育，擴大和改善基礎設施的建設等。重慶現在的政策是，凡是重慶的農民工，在主城工作5年以上，縣城3年以上，鄉鎮1年以上的，就可自願轉為城市居民，一旦轉為城市居民，養老、醫療、教育等五個保障一步到位。即使是外地農民工在重慶打工，也可以在重慶轉戶。

普通民眾的另一個生活問題是住房。重慶的解決辦法是公租房。目標是為中低收入居民20平方米/人，200多萬人居民入住公租房，另外100多萬人口居住在保障安置房內。設想是重慶如果有1000多萬人口，600多萬人由商品房市場配置，300多萬人屬保障房公租房配置。

按目前的公租房配置政策，政府房大體上服務於三類民眾：一是為農民工，二是為新生代大學生，三是為家庭住房面積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市長黃奇帆指出：“在具體的操作中，工資收入不是敏感係數，關鍵是身份，只要是農民工、大學生、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難戶都可以住。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價原則是不超過中低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於銀行利息，可基本平衡銀行貸款。”

重慶模式的魅力在於它讓300多萬打農民工仔和600多萬城裡人享有同等的社會待遇，不再是二等公民；它讓另外兩千多萬農民看到自己將與城裡人有同等的機會，擺脫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享受現代科技成果。而他們的子孫，將可能成為大學生，發明家，企業家和政治家。

重慶模式的魅力還在於政府不是簡單地唱高調，唱經濟騰籠換鳥，技術升級的高歌，而在於結合實際，踏踏實實地解決百姓最關心的具體生活問題。

薄熙來受到部分民眾懷念，不在於他發明了重慶模式，實際上重慶模式也絕不是他一人發明的，而在於他能夠領導，勇於推動重慶模式的實踐。

中國有廣東模式，山東模式，四川模式，等等，不一而足。重慶模式中，其所有戶籍制問題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步解決，其公租房會在建成一定規模後而停止。但重慶模式的精神不會消失，那就是他關注弱勢群體的人道主義精神。

“唱紅打黑”不是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

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倍受指責，認為唱紅是文革作法，打黑是搞獨裁，踐踏法律和正義。但我們知道，唱紅歌唱不出新增城市人口所需的社會保障資金，唱不出公租房，也唱不出新的工作機會。而快刀斬亂麻式的打黑，儘快平定社會秩序，是引進跨國企業入住，創造投資機會，工作機會，和取得地方財政收入的捷徑。

儘管如此，唱紅打黑不是重慶模式的主流，沒有戶籍制度的改革，沒有整套的民生及公租房措施，就沒有重慶模式。

政府主導經濟不是大錯

如何讓三千多萬人的重慶成為西南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成功地將農村城鎮化，工業化，確實有許多種做法。薄的做法是政府強勢主導，另一種做法是市場自由競爭主導，政府配合。政府主導的弊端是政府與民爭利，成事在政府，敗事也在政府，但優點是高效率，社會發展目標明確。由市場自由競爭主導，實際是由資本和社會精英主導，是一個適者生存的殘酷進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底層百姓往往受到很大的傷害。

歷史上，世界各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轉型過程既有政府主導的，也有市場主導的。但是，在任何現代國家，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都是交替進行的。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都有它的局限，相互輔助才是正軌。這本來是一個單純但複雜的技術問題。可惜，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異化為政治理念之爭，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歷史是個變色龍，往往正反兩方都能從其中為自己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對，反方錯。所幸，世界上還有一個概念叫進步。中國城市化的規模前所未有，重慶模式的人道主義精神，推動着中國的進步。薄走了，“唱紅打黑”也會隨之離去，但是，重慶模式的人道主義精神也會跟着離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