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海地，玻利维亚，亚洲的菲律宾，中东的埃及诸国，欧洲的冰岛等，曾是全世界的新星。而当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1千至1.2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贫富两极严重分化，高失业率，恶性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停滞，政局不稳，社会治安和环境恶化，落入了大家经常听到的拉美陷阱。落入中等陷阱的国家很难赶上经济发达国家。

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惊人，据统计，现在人均收入已达到五千五百美元。那么，中国是否也会步拉美国家的后尘，落入这个陷阱呢？

谁把拉美兄弟推落陷阱？

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西方先进国家经济殖民的阴谋。西方推行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市场化政策，实质上是为大资本开路。西方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支持或垄断某一出口行业，致使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经济结构单一脆弱，国际经济危机一来，本土经济崩溃。

而某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因为这些国家自然经济资源丰富，经济起飞之初，这些国家可以依靠进口西方技术，发展出口经济。但是，这些国家缺乏创新能力，没有新技术，新产品，只能停留在出卖资源型的经济模式之中。没有创新和新技术，永远追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

当民主侵入资本主义禁地

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18年，常常涉入解决美国银行的拉美债务问题。拉美债务危机导致过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他因而深入探讨过拉美陷阱的成因。把美国作为标准，他认为拉美搞的是民粹民主，拉美在民主的旗帜下打碎了资本主义永续经营的两块基石：财产私有制（Private Ownership）和法制(Rule of Law)。

拉美的民粹政府在上台之前，竞选政策往往以反殖民剥削，尤其是反美爱国，争取人权平等和正义，鼓励民族工业等为主轴。竞选上台之后，强调立竿见影地解决经济问题，上台后的三把火往往是强制某些行业和大企业国有化，大幅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大量印制纸币以补充政府赤字预算等。这些政策实则是对1%富人私有财产的合法剥夺，是对私有制和法制的践踏。当本国的企业精英和资本纷纷出走国外时，本地经济不崩溃也难。

拉美民粹民主离中国文革模式有多远？

中国走资本主义的路，必然遇到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包括贫富分化，个体生存环境因市场竞争而变得艰难等。而政府的强势，社会精英借助政府力量产生的腐败和不公，更加加剧了部分民众的不满。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掩盖了诸多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一旦经济减速，这些问题也许会成相应比例地凸显出来。

从拉美的经验看，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问题无法用经济发展本身的办法来解决，它必须求助于政治解决方案。让朱门酒肉臭的人家为路有冻死骨的人家买单，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拉美陷阱表面上是经济陷阱，实则是政治陷阱。

纵观历史，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成功政治方案来自于精英民主政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粹选举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如果仅仅是个程序，通过该程序选举出政治精英，实质仍然是精英代民议政，可以理解，但如果把普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公投，其与古时遇大事时靠求巫占卜决定无异。

中国社会永续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禁地是什么？是稳定。拉美的民粹民主政治和中国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制造出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混乱。

法制还是德治

法制宪政是个时髦的故事说法，因为它在欧美很成功。但是，道德是法制的基础，法律从根本上是对某种社会道德体系的维护。中国人找到了现代化的道德体系了吗？即使照搬西方道德体系，照搬哪家的比较好？英美的，法德的，日本的？还是其他国家的？百年来，中国人围绕着道德体系问题一直在研究探讨和实践，直到某天中国人弄懂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和为什么需要的时候，才可能是法制占主导地位的开始。在此之前，中国的德治应该重于法制。

中国人家里出了大难事，有了危难，必找政府，有不公的事找青天老爷，而非花大价钱找律师，这有什么错吗？有人说中国人这样缺乏自由独立意识，缺少公民意识，需要启蒙，不是好笑吗？

法制还是德治，也涉及一个社会精英选择的问题。德治下，选择精英的标准或是政绩，或是对社会的贡献，选的是有益于百姓和社会的人。而法制之下，人人平等，凭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当选某一职位，参与政府决策。

既然是德治，就没有人人平等参政一说。有人可以基于道德理想反对此一说法，但必须承认现实的残酷性。

中国如何远离拉美陷阱？

经济和社会矛盾需要政治解决方案，拉美陷阱是政治解决方案失败的后果。谁来提供这个方案？通过什么程序来达成这个方案？这两个大问号决定着一国是否步拉美国家的后尘。笔者认为，从权威专制走向有限的精英民主政治和德治是目前防止中国落入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