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近日发表调查报告，声称温家宝家族掌控了27亿美元以上的资产。在此之前，彭博社曾报道习近平家族有净资产近4亿美元。两个报道都没有明确说明温与习的名下有多少资产，只是说两个家族均拥有巨大财富。

80年代初，邓公子带头下海，建公司做生意。当时好像彩色电视短缺，国营商店的卖价统一而且低，同样的东西到了私营店里则卖价高价。彩电的批发权在计委，私企只要拿到一纸批文，就可以低价买到一批彩电，转手零售可卖个好价钱。

邓公子的公司发财，虽然声称盈利大多用于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但仍然让许多人嫉妒加不平，因为邓公子能拿到批文，普通老百姓则难以做到。邓的生意基本合法，因为高官子女经商主要是动用社会关系，用不着犯法。但利用亲属公职的社会关系牟利，往往是个灰色地带，你可以说它合理合法，你也可以深究，说它利用职权腐败。

贪腐的根源在于政府直接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

贪腐的根源是一党专制和政治独裁吗？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政府没有经济管理职能，国有企业不参与商业活动，政府官员的贪腐就成了无源之水。

政府大量参与经济活动时，即使明令禁止高官子女经商，其每个高官的后面，也将有一大批利益集团跟随。只要高官们肯给予商人们一些生意上的便利，就会出现不平等的经商环境，即使高官个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理论上都可以合理怀疑其暗中可能有贪腐行为。

现实生活中，如果政府不参与经济活动，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可能的贪腐，但对整个社会可以接受吗？事实证明，中国对外开放之后，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政府不参与，外资会很快掌控这个行业，本土企业生存的机会微乎其微。从这个角度看，在众多小企业处于基本平等竞争之时，政府不参与，依靠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发展经济非常有效；但当小企业无法和大资本同等竞争的时侯，在坚持政府不参与，等于把小企业和百姓任大资本绞杀。

这本是个两难问题，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经济活动，腐败必然随之而生；如果政府不参与，任由中国的百姓们适者生存，国将不国。

政治独裁可能加剧腐败，同时也可能增进行政效率，但不是腐败的根源。

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触目惊心，确实需要整治。那么，用西方民主政治的办法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吗？

误读的民主

最近看了三次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政府已经债台高筑，再往前走就是财政悬崖，刹不住就该跳崖了。但是，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依然高喊增加军费，媒体和普通百姓对政府财政破产似乎无动于衷，有宁可破产也要国家军事强大的劲头。掌控权力，用权力控制他人，一直是西方文化中的特点，也同时是它的软肋。为了权力，他们可以倾家荡产，可以蓄奴，可以动用暴力，发动战争。他们总是不满已有的社会地位，总希望变动。“Change”，2008年奥巴马用此口号夺得大位，最近罗姆尼也开始用这个口号，看来有赢的希望。美国人喜欢变化，因为变化可能带来他们喜欢的权力和控制。

西方有多种谈论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书，很受欢迎。他们不明白，中国当时军力和经济如此强大，为何不肯在东南亚殖民，不肯控制住当地的资源，不肯到非洲抓奴隶。

独裁，本质上就是依权力控制他人，它是西方核心文化的副产品。像中国力图消灭贪腐一样，西方人一直在试图消灭他们文化中的独裁。本来，西方人想凭借宗教道德来纾解控制欲和权力带来的危害，直到最后他们发现，宗教不但没有抑制住权力，反倒被用来掌控人民的心灵，导致非理性的宗教战争和极端主义。

美式的三权分立民主也是为防止独裁而设置。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北美大地资源无限丰富，南方有大农场主，北方有工商业资本家，他们相互间可通过市场交换，市场竞争来调节经济需求。这时，政府无需或很少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在这种条件下，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独裁，防止政府通过暴力占有私人财产，是全民的共识。在政府几乎不需要调节经济活动时，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相互牵制，制约，搞权力平衡，工作起来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对正常的经济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

公正地说，美式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政府不参与管理民间的经济活动。

然而，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参与全社会的经济活动，经济已经成为美国大选的主题。当美国47%的民众靠政府经济补贴生活，当奥巴马第一任期前两年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全民医疗保险，当美资公司需要借助国会和政府阻止中海油，华为和中兴在美国的资本扩张时，美式民主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

中国经济资源更加稀少，政府重新分配经济资源的职能更加重大，如果单纯仅为中国的国家和百姓利益计，复制与经济不粘锅的美式民主模式来治理中国式的贪腐，是一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