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中美两国政府换届结束，新一届政府上台。中国的习李政权将宣示其新的外交思维，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将是其核心；美国这边，奥巴马如得神助，看来赢得本次大选，继续主政白宫四年已定，而其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将是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那么，中美如此重视双方的关系，其前景可预测吗？

强国需要敌人

美国每月可以花450亿美元到伊拉克打仗，却不能出资改造升级纽约古老的地铁设施。一旦飓风“三弟”扫过，灾难降临，民主共和两党就会放下大选争执，共同商量恢复当地经济的政策，纽约的地铁改造问题大概也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到解决。

但飓风不常有。

民主政治的优势是利益多元化，通过国内政敌之间和平竞争解决国内政治。政府尽量不参与经济活动，官员直接腐败现象少；但同时，民主政治也有其内在的缺陷，法制和政治竞选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和平时期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下，政府必须参与国家经济活动，而美国宪法禁止政府从事国会没有授权的任何经济活动。所以出现国会不同意增加政府借债上线，财政就准备跳悬崖的种种怪事。

当人民发现离开政府活得也不错时，会渐渐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尤其当全民就国家重大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时，会产生执政危机。民主政治下，对外战争成为迅速解决内部争端，凝聚国力的手段。本次美国大选中，罗姆尼一句“美国出兵中东，不是占领，而是去推翻独裁政权，解放那里的人民”，虽然是假话，却马上为其赢得信任，带来大量选票。

近代历史上，苏联主动放弃美国为敌人，苏联随之就解体。公元前84年，罗马帝国击败其强敌米特里達梯，几十年之后自己就灭亡。美国强盛的过程，就是高居自由世界领袖大位，与苏联邪恶帝国争斗的过程。一旦苏联帝国消失，美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减。

西方人解释美国需要外部敌人的根本原因时认为，人性需要爱，也需要恨，寻找敌人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与敌人竞争，就是定义自己的过程；只有战胜强敌，才能称雄世界。

中国近三十年来没对外没用兵，弱国如菲律宾都认为可欺，更不要说日本南韩等强国。中国要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强国，成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制定者，必须经受战争的洗礼。中国也需要敌人。

在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出现重大变革之前，无论从对内和对外的角度，美国都需要塑造中国这样一个外部强敌，这也是奥巴马治下，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

落后的冷战意识形态思维

当年东西方冷战，西方使用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反歧视，法制等，实际是西方的理想主义者与西方国家政府合流，共同对付苏联。但是，西方理想主义者与政府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

理想主义者坚持人权大于主权，实际上是说个人权利高于政府。流行的说法是，政府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说法并不为西方政府认可。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全球化时代，某些精英正把美国作为一个工作平台而不是祖国来消费。美国政府正在密切注视犹太裔，西语裔，印裔，华裔，日裔，俄裔等倾向母国，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现象。

实际上，在西方，理想主义价值观有其相应的对冲机制，就是一系列注重现实的保守主义价值观。理想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互牵制与平衡，才能结出文化的硕果-中间道路。单纯地坚持理想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者将两者极端化，对立化，只能是道德价值观大忽悠。还好，中国千百年来已对理想主义的忽悠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因为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理想主义。当西方用其理想主义价值观批评中国的时候，中国并不像苏联那样无力地辩解对抗，而是承认西方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官方认可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反歧视，法制等是好东西。

其实，中国正在用儒家的理想主义，如德，大同，和为贵等，对抗西式的理想主义，而且其概念有源头，中国周围的国家和人民都听的懂。如果中国某天突发奇想，用儒家理想主义指责西方的某些国内政策，也不奇怪。

由此来看，用冷战意识形态打击有深厚文化背景的中国，已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做法。奥氏新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人权和民主意识形态将进一步淡化。

宗教堡垒

美国的兴衰在于如何对付伊斯兰和中国两个敌人。当代政治学大师杭宁顿已意识到，利用西方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和伊斯兰的局限性，也看到了理想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提出了文化冲突的新理论：用文化替代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和伊斯兰。

西方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其宗教。我们已看到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西方躲进宗教的堡垒，与中国对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方文化中，几乎所有的大师级思想家，如早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培根，斯宾诺莎，伏尔泰，康德，叔本华，斯宾塞，尼采等，全是不相信宗教的人物。

尽管奥巴马是位理想主义者，但在他大选连任之后，第一个刺激中国的动作也许是会见达赖喇嘛；而中国政府，面对国内外的乱局，也许同时会拿佛教做故事。

中美文化软实力较量已出现刀光剑影，但总比直接的拼刺刀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