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產品。廣義來講，儒生不限於孔夫子的門徒，原儒一派講仁義禮智信；原道學一派講道德自然；近代復古派講國之四維，禮義廉恥；現在的左派講社會主義道德理想，右派講人權民主普世價值。大致來說，上述人等雖然時常相互詆毀，但基本上可統稱為儒生。

儒生的道德至上

儒生與現代公共知識分子是有區別的，如果一定要比較，兩者之間類似高中生與資深工程師之間的差別。從這個角度看，儒生一直有升華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潛質。雖然，所謂“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說法有些玄乎，但從儒生轉化成公知確實需要一定的條件。

如果近距離觀察近現代公知-社會輿論的代言人，有成就者多為那些對理論研究一直感興趣，同時有着豐富實際生活工作經驗的人。實踐課不及格，一直是儒生們高中無法畢業，蛻變成為大眾公知的主要原因。

由於缺乏實踐經驗，儒生們只能圍着倫理道德轉圈圈，道德也是多數儒生們唯一的實踐經驗。儒生因此發明出種種道德至上說，認為道德的力量足可以國富民強，民族和解，消滅貧窮，戰爭，疾病，不幸等等，解決所有的問題。同理，上天愛人，不會無緣無故的降禍於人間，天災都是行為不道德所導致的惡果。

儒生們道德至上的思維定勢，折射出的是小國寡民的自耕農心態。不打破這種心態，儒生很難進入現在公共知識分子的行列。

獨立公共知識分子存在嗎？

現代公知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自耕農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可以躲進自家的菜園子，吟詩作畫，自得其樂，西方有烏托邦理想國，東方有桃花源。但是，市場經濟打破了這一切，它徹底拆除了自耕農們的圍欄。市場經濟意味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交換，意味着政府參與，意味着社會財富的分享與再分配，意味着潛在的官僚腐化，意味着稅賦，意味着經濟全球化，意味着資本壟斷與兼併，意味着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它既創造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經濟繁榮，又伴隨出現大量的社會問題。

現代西方因此沒有道德意義上的獨立知識分子。西方的主流公知，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將自己所宣揚的道德深深地根植於利益的土壤之上，其道德最後都着眼於利益的取得和分配。在西方公知眼裡，正義，公正，平等，人權等等道德觀念，從來都是為了維護或幫助某些人取得某些利益而存在的。在他們心中，利益是本，道德是末。講道德，就是試圖去證明某個人或某群人獲取和擁有某些利益或特權的合理性。

美國保守主義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公知領軍人物William F. Buckley Jr.，其之所以受到保守派的尊崇，是因為他發明了使用宗教道德為富有階層辯護。在他的道德體系裡，富人的財產是上帝對勤勞，節省，智慧和重視家庭價值的獎賞，富人是為上帝上帝工作，是在人間盡職為上帝看守財富。他竟然由此推論，窮人是上帝對懶惰，依靠社會救濟，婚外生育，不重視家庭價值的懲罰。

大大方方地談利益

道德與利益本是孿生兄弟。道德是個人與集體或一利益集團與另一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係。一個人自己活着，不與外界發生往來，不存在道德問題。但市場經濟中，永遠與外界隔絕是不可能的。中國古代道德的最高準則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本質上是與大家分享利益的意思。從這個角度看，脫離利益談道德，只是清談。

大大方方地挑明自己的立場，別試圖做出一副不偏不倚獨立知識分子的模樣，你就有可能成為一位現代公知。從儒生到公知，不缺高尚的東西，缺的只是些看來近似骯髒的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