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年多，二零一一年十月，就到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间，中国这块古老的舞台上，演出了两千年难得一见的大戏。忠奸善恶，冤魂怨民，轮番登场，应接不暇。其间的腥风血雨，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历史，只有离开足够远的时间空间，才能看清。否则，“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海外的独立思想者，我比同辈人也许多一点比较优势，这就是保持距离。由于不参与，不卷入任何政系派系，不断地把观察思考的结果写下来，有时就发现一些为很投入的参与者不易看清的东西。当然看得也不一定就那么准。至少有些看法别人暂时还没有，值得留着让人作比较。

一百年来，中国人的选择途径，归纳到最后不外乎两个：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革。从辛亥开始到文革结束是革命；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为止是改革。前者用了近七十年，后者用了整三十年。为了表达简练，我把所有意识形态，党派路线之争的内容都抽去了。从表面看，革命和改革是中国人百年来仅有的两条选择途径。再进一步辨析，可以这么说，革命只不过是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改革只不过是用高速增长来维持现政权，弥补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一百年过去，中国人主要所做的不过这两件事，也只有这两件事做成了。其它的或许也做了一些，但都没有重大影响。七十年时间，政权的名称和人选，的确换过了，换得很彻底，不止一两次。近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不断，最近才减慢下来。通过“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苦心经营，政权暂时还维持得住。其余都做了什么，左思右想，乏善可陈。

提出革命和改革这两条选择途径的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邓小平。其余的领袖人物如蒋介石和毛泽东，只不过沿着前人既定的选择途径在走，并没有新的创建。后人如果提不出替代性的选择途径，只能跟着前人走。哪怕发挥得再淋漓尽致，走的再远，仍旧不离窠臼，不算新途径。如果民间有人提出不同途径，并且左右了政局，也可以算作创新。但是没有。中国的民间大众缺乏这样的能力，或者被压抑得太重，所以只能跟从。

外表看起来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革命，使用的意识形态名词有不少差异，比如孙的民族，民权，共和，毛的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其实本质没有不同，都是用武力手段消灭掉一种现存政治力量。历史逻辑在说，每一种政治力量的存在，都有其社会历史根源，没有完全消灭的必要。即便让它们存在下去，自生自灭，也比人为消灭的好。相反，消灭一种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破坏了政治生态平衡和和力量间的相互制约，才是真正灾难的开始。孙中山先企图消灭满清的政治力量，后企图消灭北洋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先消灭了蒋介石的政治力量，后消灭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不同政见的政治力量。虽然胜利了，但即刻产生极权专制。因为对立着的势力消失，平衡也跟着消失，重心一边倒。过一段时间，局势一变，再倒过来。于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由把此当作常态。

当邓小平在八九消灭了党内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以后，自己也意识到途径必须改变，不宜继续走消灭异己的老路。所以，近两届中共高层的换届，各方派系都有所克制。目前，国内的新左派又称毛派，还在继续发展壮大。对所谓的右派即宪政派，只拘捕了一个刘晓波，还没有开始政治清洗。这都说明某种途径改变的必然趋势。

可是邓小平的选择途径仍然不是一种彻底改变。改革的主要目的，只不过两个，一是阻止另一次革命；二是补充现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但方法只限于高速的经济增长，给民众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期望值，以为随着增长，自己也能从中获益。随着世界经济变局，高速增长难以为继，邓的选择途径也已走完。

世界各国在历史上，一旦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都不外乎两种选择，一是武力封杀反对派，二是用经济增长吸引支持者。后者比前者有效。但是当既有利益分配完毕，经济增长走到尽头，无计可施的时候，再回头封杀反对派，结局都不理想。前苏联走过这条路。现伊朗也可能走这条路。如果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武力镇压不得人心，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还政于民，从最基础的层面重新建立政权合法性。当然，也可以选择对外发动战争，转移内部矛盾。不过这不是一条出路，是一条死路。

如果把台湾也放入中国视野，台湾人近几十年的选择，不同于大陆。他们选的是和平民主抗争。国民党曾经在台湾进行过独裁统治，压迫甚至暗杀政治异见者。但是台湾民进党没有选择推翻国民党的途径，而是利用狭小空间，慢慢地扩展，一直坚持到废除党禁，实现政党和平轮替。这说明，除了革命和改革，也就是说，除了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之外，还有另外的选择途径，即用和平手段改造现政权，慢慢演变。六四学运虽然也是和平抗争，但由于对革命这个选择途径的不自觉沿袭，运动最终被引入暴力政治轮替。

最近出现的对巴东邓玉娇案的网民呼吁，对“绿坝”软件的群体抵制，都是大陆中国人重开另一种选择途径的初步尝试。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沦入系统腐败，全面腐败，但这正是研究腐败，建立未来防腐机制的时机。虽然中国现在已经出现巨大的贫富不均，但这正是分析根源，寻找制定方策的力点。错过这个时机，失去研究对象，新上来的政权还真的是纸上谈兵，无从着手，很可能不由自主又回到老途径，搞起大锅饭来。人和邪恶是不可分割的。再邪恶的势力，也不能用革命一劳永逸地手术摘除；再革命的人，某种条件下一样会变得邪恶。善良的人与邪恶势力的抗争，常常需要持续几代人时间。唯有有节制的和平手段，才能保证抗争长久持续，步步为营，不被暴力所中断，前功尽弃，从而从底子里，而不是名称上改造社会，完成现代化转型。

200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