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這篇網文轉自新浪博客章家界博客，錄在這裡立此存照。  ——施化

中國權貴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官倒時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利用“雙軌制”的漏洞，權貴們通過“官倒”即倒買倒賣，把計劃內物資轉化為計劃外物資，賺取差價; 或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斂起第一桶金。

　　二、包攬大型工程時期。90年代中期以後，通過包攬大型工程虛報成本、出賣國家和工人權益提高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在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國家的和省一級工程中，就有高達40～60%的工程款流進了他們的口袋。1998年以來，中國開始興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國家支付1億200多萬元，而實際僅需7000萬元，權貴們每公里攫取了3200萬元。這樣的高速公路共有 16000公里，僅此一項，承包工程的權貴就掠奪5120億元以上。

　　三、國企改制時期。中共十五大以後國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業引進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股份制;小企業實行私有化。問題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後的國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認為“經營者持大股”是國有企業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權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報》2002 年8月7日發表新華社記者關於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新百萬富翁”震盪大江南北》。我們看一位董事長的自述，可知“新百萬富翁”是怎樣“一夜之間”產生的:

   具體確定為國家保留22.5%的國有股;董事長占22.5%的股份，即1125萬元; 職工持股會占20%; 外來法人股占35%。這樣，我就成為了名義上的“千萬富翁”。我的1125萬元股份，除自己積累50萬、向親朋好友借200萬以外，第一塊是經營者才能獎金100萬元，第二塊是技術獎勵150萬元，第三塊是職務配股250萬元，第四塊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讓375萬元，而這375萬元期股實際上是以現金分期付款的方式買斷國有資產存量，靠分紅的錢還。這幾年我經常受邀請到上海、山東、四川等地作報告，反覆講經營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萬年才有一次機會。

   這位董事長交了好運，市政府給了他875萬。主事的官員能夠統一認識把這筆錢給他而不是給別人，這是幕後交易的結果。他當然要通過巧妙的方式給官員們送錢，把這個人情還回去。國企改制因為沒有民主監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級政府官員黑箱作業，導致腐敗叢生。通常是政府參與設計公司管理機構，尋找經營者，為國企資產作價，甚至承擔部分債務。由於較大的國企資本存量大難以賣掉，就乾脆由主事的官員將其從“全民所有”“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後的“經營者持大股”。這種類型的改革被稱為“界定”式的改革。所謂“界定”，說穿了就是行政劃撥，這就給官商勾結髮“改制財”留下了廣闊的運作空間。如果主持者是個貪官，為了國企脫困提高經濟效益而改制的這本“經”就被徹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官員們很難潔身自好。只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身份把利益擺平，政府、人大和黨委一路綠燈通過，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績; 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於是形成了受現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護的所謂“利益集團” 。在這種體制下個別人潔身自好是很難的。假定班子裡成員每人200萬股份，十個人九個人拿了，就一個人堅持原則不拿，這個人就很難在這裡繼續混下去。他就成了異類。 “怎麼，你準備揭發嗎?你準備將來上級查處時當堅持原則的代表嗎?” 先找個理由把他淘汰出局。這就是所謂逆淘汰制，在整個風氣壞了的時候，當清官很難，許多不是很壞甚至比較好的幹部是這樣下水的。在處理權貴集團的時候要把這部分人分化出來。

　　現在權貴集團坐大，成了黨的心腹之患。他和當權者搞在一起了，穿一樣的衣服，在公開場合說一樣的話，都念鄧三科同一本經，你很難分清誰是改革派，誰是權貴集團成員。

   四、買官賣官時期。這是權貴集團的惡性發展。2001年6月15日，中紀委、監察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揭露了原瀋陽市市長慕綏新、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案件。這個案子的特點是開了買官賣官的先河，有人寫成紀實文學《新官場現形記》。在遼寧瀋陽查處的慕馬案中，涉及16個人是“第一把手”，市長、法院院長、檢察長、財政局長、國稅局長、土地局長、物價局長、煙草專賣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長等要害部門的第一把手紛紛落馬，新華社記者描述說，“一把手”的腐敗行為直接影響了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風氣。市長收局長們的錢，局長就收處長們的，處長再收科長的，從而形成了“對上送，對下收”的潛規則。買官賣官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已經司空見慣，“官市”極其火曝。

   黑龍江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幹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級幹部，上百名地市級幹部。在馬德任書記的綏化市，有50多個部門領導和70%的縣級領導捲入買官賣官生意。

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 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萬元不等。

   安徽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極致，從鄉鎮到縣直機關，大到鎮長小到婦聯幹事全部明碼標價出賣。

    依靠這些黨棍官僚治國安民，建設和諧社會，無異於緣木求魚。

　　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這些官員身上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共產黨人或國家幹部的正氣，而且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底線。贓官徐其耀，有“教子書”一封，深刻揭示了權貴集團的世界觀: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 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 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現在揭露出來斂財最多的貪官是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雙規後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摺，涉案金額總計人民幣20億元。

    據揭發，最近被雙規的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親口講過：“現在沒有關係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 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據說為了當這個市長他花了3000萬)，我已經投了不少資了，現在已經豁出去了。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這些人出錢幫我當官，我得還債呀。” 為了還債，他賣官開出的價格是：“一名區的正職不低於1000萬; 大集團(企業)正職不低於800萬; 一般局長在500～600萬之間。”

   清末賣官，最大是候補道，地司一級官員，是個社會身份，無俸祿，很少有人能補到實缺。現在賣官是實職，有人花3000萬買市長、省長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撫這一級官員花多少銀子也買不到的。

 
[附件一]：揭秘中國個人一夜暴富的五次浪潮（ 作者：青島嶗山道人）

    有幸趕上了這個社會的“轉型”期，或耳聞目睹、或親歷，見證了它的過程。其中的“造富潮”，既可以列入歷史，又足以警示今人。

   第一次浪潮：房地產熱

   房地產是個最沒有技術含量的行業，它的全部操作技巧就在兩個方面：項目和資金。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你就是一個成功的房地產大亨。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房地產企業獲得項目用地（行業內叫“拿項目”）有兩個途徑：政府出讓和協議轉讓。

   於是，一些有能耐的人從政府和協議出讓方拿到項目後，自己並不開發，而是將項目轉讓給開發商。當然，按規定是不讓轉讓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任何政策和法律都難不倒中國人，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轉讓的方式是以土地作為出資，與開發商合作開發，但實際上轉讓費已拿到手，過一段時間再退出合作，完成金蟬脫殼。轉讓費一般是其從政府批覆和與出讓方協議價的翻倍。於是，本應是國有土地的收入一半進入了個人的腰包。

  開發商也不用自有資金（也沒有自有資金）開發，其運作模式是：拿到項目（少量資金）——以土地到銀行抵押貸款（最高可貸到項目投資的80%）——建築商墊資（分期付進度款，拖欠）（施工方再拖欠材料商的材料款和民工的工資，材料商拖欠生產企業的貨款，生產企業再拖欠其供貨商的貨款，最後都欠貸款）——賣樓花（賣圖紙，即期房）——銷售收入——付建築商工程款——付貸款。一般一個項目先期籌措到20%的資金即可動工。

   當時房地產熱始於海南。海口一個只有60萬人口的城市，其中一半還是流動人口，就有全國各地1000餘家銀行參與這裡的房地產開發，因為沒有需求，全在倒。一個項目幾易其手，多的可達十幾次。白天樓房林立，晚上一片漆黑——沒人住！凡是有正常思維者，都能看到其潛在的危機，但不知為何應當看到者反而沒看到，依舊任其擊鼓傳花。

   1993年海南椰子節，當時的副總理朱鎔基前去參加，發現了海南房地產泡沫，開始整頓地產業和金融業，第一輪房地產熱宣告結束，進入長達五、六年的低迷期，直到2000年以後才重新逐漸恢復並重新熱起來，和再次產生泡沫，這是後話。

   第一次房地產泡沫破滅的後果是：實際上的金融危機。

   1、房地產企業破產。當然，是接擊鼓傳花最後一棒的。

   2、銀行增加大量的不良資產。所謂房地產企業破產，就是房地產商把其項目還給銀行拉到，動不着個人財產。後來媒體曾報道，海南處理空置房屋，別墅1000元/平，住宅500元/平。

   3、銀行實際上破產：銀行沒錢，國家收購糧食給農民打白條；大量印紙幣，導致通貨膨脹——（採取了儲蓄保值的辦法）。

   4、銀行業整頓：朱兼任銀行行長——成立資產公司——剝離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交資產公司——財政向四家銀行注資——吸收外資入資——上市。

   從這個鏈條可以清楚的看到，由房地產泡沫破滅引起的金融危機，最終由財政和證券市場中的二級市場投資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股民）買單！

   在這一浪潮中，還夾着一個小浪潮：

   由於銀行業整頓，金融緊縮，房地產企業貸不到款，便到處融資，年息一般是20%——25%，也有達到30%的。於是，產生了一個新的發財行當——金融掮客，業內行話叫“倒資金”，運作方式是：放款者——掮客——中間銀行——貸款者

   放款者一般是有錢的大型國有企業和中西部地區的銀行，他們的資金沒地方用，通過“倒資金”者尋到需求資金的開發商，掮客同雙方談定利率，然後找到一家銀行做存貸款的中間銀行，放款者將資金存入該銀行，貸款者同時從該銀行貸出，與銀行規定利率相差的部分由貸款方（房地產企業）付給掮客，掮客扣除自己的佣金，打給放貸者。掮客一般可從中得到5個點左右的報酬。

   這比較難，掮客要有自己的企業，要懂銀行操作程序。多是一些有廣泛人脈的私企老闆和金融人士聯手做，也有相當一批人發財了。員工拉到資金都可以提1——3個點的獎勵，想想吧。

   第二次浪潮：證券市場

   中國的證券市場一下生就是個怪胎，前十年是賭場，後十年是某些人的提款機，目前依然是只有融資功能，沒有投資功能。而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上層對證券市場的認識和功能定位的錯位。至今，沒有轉變。

   這一怪胎，自然扭曲了證券市場的功能，也就隨之造就了一批畸形富豪：

   1、股市中的莊家、股評中的黑嘴——操縱賭場，成為贏家；（賭場）

   2、一級市場機構投資者——以大資金控制中籤率，拉大一二級市場價差，上市獲利；（賭場）

   3、部分上市企業的內部職工股——如果上市時機好，也有暴富的，有一家上市公司職工股上市後，全部職工都成了百萬富翁，中層幾百萬，高層上千萬；（提款機）

   4、上市公司原始股東——上市後身價大增，尤其是私企，搖身一變而為億萬、幾十億、上百億富翁，然後套現；（提款機）

   5、上市企業高管——工資高，最高的年薪2000多萬（平安證券董事長）；個人持股套現；（提款機）

   6、外資——一個允許境內投資者投資b股的決定，使境外投資者勝利大逃亡；股權全流通讓投資境內的境外投資者從1300多點一直拉到6000多點，勝利而歸；（賭場）

   7、國外戰略投資者——參股國內銀行和央企，二級市場獲十餘倍利；（提款機）

   8、上市公司——只圈錢，不分或少分紅；（提款機）

   9、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市場火爆時，中層年薪都是幾百萬，高層上千萬；基金只吃食不屙屎；

   10、另外，國家也是大贏家：每年的高額稅收；解救了破產銀行和破產企業（政府將虧損的國企包裝上市，融資後還銀行貸款）大量國企上市圈錢，就是不分或少分紅（提款機）。

  有贏家就有輸家，最大的輸家就是二級市場的散戶投資者，俗稱股民。瞧瞧，明明是股東，非得把人家叫成股民，既然是“民”，自然只有挨宰的份。

  二十年來，資本市場的資金沒有發揮它的效率，浪費了巨大的社會金融資源。

   第三次浪潮：國有企業改革

   地方上的國有企業改革先於央企，俗稱企業改制。我以為叫企業改制更準確，因為從最終的結果看，都是改變所有制了，而改革不一定意味着全部改變企業的所有制。因此，確切地說，國有企業改革就是國有企業改制。

   改制的方式五花八門，總括起來大概有這樣幾種，結果也大體一樣：

   一、企業內部職工買斷：

   1、職工出資買斷：一般是些困難企業，將企業（工廠）資產評估為零，職工出資註冊一個新公司，將原企業全盤接受過來，美其名曰“轉制”。由於沒有解決資產結構（債務是活的——資金，資產是死的——廠房、土地、設備）和職工結構（接受全部職工，包括退休職工），這種轉制方式基本失敗，企業連政策性破產也撈不到了，一直拖垮，到現在還遺留職工問題無人管。——結果：企業資不抵債，償還債務；職工下崗真正淪為徹底的無產者。

   2、資產剝離：將企業優質資產和業務剝離出來，由企業領導和少部分職工買斷，原企業和大部分職工政策性破產。——結果：實為金蟬脫殼，資產落入少部分人手裡，領導成為紅色資本家；原企業和職工由政府操作破產，職工失業（安置方式有：提前5年退休、買斷工齡）。

   3、管理層買斷：一些優良企業經資產評估後，其管理層（中層以上）按職務大小分配比例出資買斷，董事長、總經理相對控股（倆人達到40%）。個人沒有那麼多錢，一般繳納應出資的20%，其餘以企業資產抵押貸款。美其名曰：“靚女先嫁”！——結果：國有資產歸個人，領導成為紅色資本家。

   4、二次改制：一些優秀企業，原由職工買斷，後來以建立現代企業和上市為名，進行股份制改造，由領導層變相強行收回職工股（後來規定企業上市不得有職工股），然後引進戰略投資者——私人投資公司，組建股份制公司，上市——結果：領導成為紅色資本家，千萬乃至億萬富翁，投資公司以少量資金賺取巨額利潤，職工還只能是職工。

   二、收購兼併——結果：賤賣，國有資產流失。

企業資產經評估後，由外部企業（外資、私人企業）收購兼併，美其名曰“資產運作”，實則是剝離出一部分優良資產低評估，其餘部分政府主導破產——結果：賤賣，國有資產流失。

   三、直接破產——結果：富了和尚窮了廟。

   總之，國有企業改製造就了一批紅色資本家和富豪，參與的外資、私企也大賺了一把，國有資產流失，幾千萬工人失業、下崗，重新淪為無產階級！

第四次浪潮：礦山、資源承包

   這個就不必分析了，看看那麼多的政府人員參股其中，甚至從中拿乾股，其中奧秘即知。——結果：

   1、.看看那些煤老闆們的價值上千萬的悍馬車、組團進京買房、清理整頓後幾千億資金進股市......就知道造就了多少富豪。

   2、.與之對應的是國家礦產的毀滅性開採、環境破壞、打工者淪為包身工！

   第五次浪潮：經營城市

   2000年後，各地方政府提出經營城市的口號，大賣土地，又給一部分人提供了一次暴富的機會。這個也不必分析了，很簡單，只要看看競選一個村支書、村主任敢於花費上百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即可知其中奧秘。——結果：

   1、.地方政府獲得大量土地收益，甚至是其財政收入的依賴，成為“土地財政”；

  2、.集體土地收入一部分歸入極少數人手裡。

   3、與之對應的是：出現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強遷強拆等問題。

   在上述五次暴富浪潮中，要抓住機會，唯一的技巧就是權錢交易。這些暴富浪潮，有些已經過去了，有些還在繼續中，但隨着市場經濟和法制環境的完善，難度會大起來。會不會還有第六、第七次......那還要看還有什麼可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