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记得许多年前，曾和一个网友发生过一次唇枪舌剑的争执。原因是，当我无意中提出“法的本质是保护”这个陌生概念时，被他大为嘲弄。一时间谁也无法说服谁，只好求同存异，以待将来求证。不过记得当时，支持我观点的人似乎很少，大部分人在观望。不知这么多年过去，观望的朋友们是否有新的认知。
当然知道，按照华人目前最为推崇的辩证法，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一定是“既要又要”。辩证法之所以一向被诚实的哲学家视为诡辩法，就因为它的“既要又要”。这种思维方法等于不思维，因为没有一致的逻辑结论。这个人既是男人也是女人，这种颜色既是红色又是绿色，尽管借诡辩可以自圆其说，但毫无意义，相当于文字游戏。被辩证法迷惑的那些华人，在我看来，既疯狂又愚蠢。
法的本质就是法学领域的核心概念，指的是法律内在的根本属性。 一件事物的根本属性，只能简化为一，或一句话，否则就不叫根本了。不过，不同的人可以对同一概念加以不同的解释，是否真实还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比如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的本质包含国家性、阶级性与社会性三重属性：国家性体现为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强制实施；阶级性反映为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达；社会性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等等。很巧，中国古代帝王制定的法，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皇室的权力。严刑峻法，目的在于镇压一切敢于反抗帝王权威的力量，其性质完全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中共的法律。
在法的祖师爷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良法而治，二是普遍遵守。何谓良法，就是合乎道德理性。尽管其先进于古今中国对法的任何认知，但从深处探讨，这种解释仍过于含混，标准不确定，且带有歧义。比如何为道德？它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而更动，不能作为守恒标准。理性也是中性的，极左极右都可以非常理性地做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称不上科学。
被认为给法的精神树立里程碑的孟德斯鸠，将政治体系分为三类：共和制、君主制以及专制。共和制会随着不同国家、习俗而有所改变，对于平民较为开放的为民主共和；而采取菁英取向的便是贵族共和。君主制与专制的不同，取决于有无“制衡力量”，即贵族、教士。如果有的话便是君主制，若没有的话便是专制。因此，他认为法的本质是制衡。一方面要说服贵族，如失去君主，就会有一场暴动；另一方面须说服君主，如没有贵族的支持，他们就会失败。从这个角度讲，孟德斯鸠对法的理解只不过是分享权力罢了。中国眼下的局势有点类似。习是那个君主，元老派是贵族，改革派相当于教士。
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则与传统法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现代法，或叫法治，其本质是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无一例外或特殊。为什么要对证据确凿的性罪犯和杀人犯处以严刑？因为他们伤害了受害人的身体和生命；为什么要对盗窃和经济犯加以惩处？因为他们损毁了受害者的经济利益。总之，法不是用来维护政权或统治，而是用来保护人的。道理在于，假如一个政权比较稳固，表明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受广泛支持的政权不需要任何强力即法来维稳。相反，借法律镇压不满，只能引起更大的反抗，从而最终危害政权。这是一个求仁得仁的道理。
法治是一种制度。人们常常误以为，民主是一种制度，因此不惜奋斗牺牲也要去争取，正如百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们的所为。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因此百年追求一无所获。民主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想把理念转化为现实，靠的是法治。法治才叫制度，别去追求什么理想的完美制度了，最好的制度就是法治，并且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没有之一。当然，建立完善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像美国今天这样被党派政治腐蚀了的法治，也不是完整的法治，所以权威还是必须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有史以来最自由和活跃的时期，我曾写过一篇短评《论民主与法制》，刊登在国内民间刊物《四五月刊》上。文章虽幼稚，却反映了当时我的真实思考，大意是把民主和法治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文章把民主比喻为美酒，法治比喻为酒瓶。没有瓶的酒，再美味也不成形，无法让人享受。没有酒的瓶，空空如也，甚至可以装任何毒药。当时负责审讯我的省公安厅官员，对这篇文章大为赞赏。他们说文章虽然没错，但投稿民刊的行为有错。自此我背上了一生的政治包袱，报国无门。但直到今天此刻，我也没有改变自己当年的看法。法，是用来维护和保护民主自由的，既不是专政的工具，也不是治安的利器。具有这样的根本观念，法律的体系才不受政体变化的影响。
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却缺乏上述观念。今天只要提到法，老百姓头脑里就出现警察监狱，盾牌警棍。四川江油事件说明，新时代的公安干警们，明明损害着居民利益，却自以为维护法治，理直气壮地大打出手。所有主流媒体，都尽责尽力，不惜一切手段，以保证作恶永久化。其实，哪怕存有一丁点“法是用来保护”的概念，任何人都很容易做出符合时代需要，顺应民心的选择。既然受害女生的身体名誉受到伤害，给予令受害人满意的道歉补偿就完了，哪会爆发惊动国体的骚乱。相比之下，川普2.0出动国民卫队进驻华盛顿DC，瞬间扭转治安混乱，看起来像是执法过度，而实质却在保护着每一个市民的安全，所以受到盛赞。两者之间的迥异，一目了然。
可惜，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中国公检法系统的官员或职员，任何一个中国法律院校的学生，哪怕毕业后持有执照的执业律师，头脑里从来没有存过“法是用来保护的”这一概念。甚至，我都无法考证，现在正以毕生精力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众多仁人志士里，有几个认为“法是用来保护的”？
几天前，有人在万维读者网发表文章，质问“中国的问题是谁的错：习近平，共产党，还是中国文化／大众？”读完不甚了了。作者认为各有各的责任，各打五十大板，听上去公正，但于事无补。如更深入一点，不停留在观察到的表面，而把这三者：习本人，共产党体制，大众文化最相同的本质，如剥洋葱般层层剥进去，找到那个核心，就知道错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迷失了某种观念。
哪种观念？“法的本质是保护”属其中之一。其余的在我前一篇《中国出了个习近平，因果报应》中曾粗略地提到过。改变观念虽不在一朝一夕，但一旦变了就能永久保存，未来不会出现任何反复或复辟。比如文革的回潮。
有人会反驳我说，不改变制度，人哪有可能会改变观念？这有点像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不难回答，科学已经证明了，非鸡非蛋，先有的是基因。人类社会也同样，先有的是模因，即长久以来形成，固化在人们头脑中的某种叙事。既然这是长久形成并且十分顽固的记忆，是否很难或不可改变呢？不一定。就像戒烟，一旦意识到吸烟的害处，多数人几天内就改变了。家父和岳父都如此。
现在真正在阻碍模因改变的，倒还不一定是专制政权。专制政权再庞大尺度也有限，尤其在遇到财政危机的当下，被群体不信任淹没。阻碍改变最大且最主要的力量，却是我们周围无数看似无害的好人。因为所有认知都指向一个：众人不会犯错，这就叫民主。由此可见，那些自以为只要把政权推翻，一切都自然会变好的人，过于天真了。
202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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