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下的“黑色花卉”
——监狱、酷刑和命案
茉莉
“黑色花卉”是南非作家的一个文学性比喻。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几十年间，监狱和行刑室像黑色的花卉一样，在南非的土地上绽放。良心未泯的作家无法对酷刑及其迫害视而不见，于是他们在监狱旁边安营扎寨。
今天，中国政府对政治犯施加的酷刑，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与前南非一样，中国也生长着许多“黑色花卉”。那些遍体鳞伤的受害者，他们凄绝而痛苦的处境，令我们无法麻木不仁。
◎ 南非作家描绘国家肮脏的故事
在南非实行民主化之前，由于种族隔离政策的钳制，作家失去个人的写作自由。正如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库切所说：“作家即使不参与政治，也不能放弃他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抵抗。这种‘抵抗历史’的责任，并非外来强加给作家的负担，而是来自内在的良心的呼唤。” 库切写出了小说《等待野蛮人》。这篇小说涉及到行刑室的酷刑对人心的撞击，在南非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时，大批南非政治犯遭到刑求，身上烙下数不清的伤疤，很多人死在行刑室里。没有人能够救助那些受害者，作家们只能守在被禁止入内的黑门之外，想象里面发生什幺样的事情。 行刑室因此成为作家们想象和创作的源泉，甚至形成了一种黑色的迷恋。这是因为，当国家制造这种神秘的黑幕，它就在无意中为小说的描绘创造了一个前提。南非的自由作家们拒绝国家的权威和游戏规则，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想象酷刑和死亡，从而描绘出国家权力肮脏的故事。
例如，南非诗人克里斯朵夫的一首诗，富有想象力地描绘了南非恐怖的现实——统治者可以制造多种意外死亡：“他从九层楼上掉下来/ 他吊死了自己/ 他在洗澡时滑到一块肥皂上/ 他吊死了自己/ ……。”这样描写“被自杀”的文学作品，展示了极权主义的罪恶。在那个时代，南非人的人性通过作家的努力而复苏。
◎ 中国的“黑色花卉”如同鬼魅
比较起来，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生存的作家还是幸运的。他们可以在监狱和行刑室旁边安营扎寨，南非当局并没有去驱逐和殴打他们。不但能够守在黑门外观察，他们还有自由写作与出版的权利，可以以笔为剑，为受害者申张正义。而中国的“黑色花卉”却在阴暗的地方，开得非常诡异，人们很难有走近观察它们的可能。
2007年11月，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写了一篇《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详细描述了他被当局劫持绑架后遭受的非人酷刑：他被陌生人猛击后，被揪起头发，给套上了黑头套绑架到车上，被大皮鞋猛踩脸上。被当局拘禁后，高智晟遭受辱骂，被多人手执电警棍轮番殴打。他们甚至把电警棍塞到高智晟嘴里，并用牙签捅他的生殖器。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高智晟遭到的肉体及精神折磨骇人听闻。 然而，高智晟的上述遭遇却在一两年后，才得以辗转公开于世。与此相似的情况不少，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基督徒维权律师范亚峰，前不久也被警方罩上黑头套带往秘密场所，连续多天遭受酷刑。更多的“黑色花卉”深不可测，维权作家力虹服刑直到瘫痪，最终失去了生命。 而在山东沂南双堠镇东师古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家简陋的农家院落，也成了一朵“黑色花卉”。去年9月9日陈光诚刑满出狱，即被监禁在家，陷入一百多个打手和看守的重重围困之中，他们甚至不准陈光诚夫妇出去看病和买菜。前去探望陈光诚的人，都被人围追堵截在家门之外，有的探望者被殴打，有的东西被抢车被砸。不久前，陈光诚夫妇遭受虐待的视频公开，前去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也在那里遭到罕见的野蛮袭击。北京十几位法律界和公益维权人士聚会商讨如何帮助陈光诚，结果多人被警方带走讯问，其中律师江天勇遭受警方暴力殴打。 正因为中国有这么多非人性的“黑色花卉”，长期关注中国受害者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才会在去年12月10日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听挪威戏剧演员朗读获奖者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的陈述》时，没有鼓掌。月前，傅希秋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坦诚地说出自己在听刘晓波最后陈述的感受：“娓娓道来讲监狱从狱警到管教，多么温情脉脉，多么人性化。我心里很不自在，很难过，我就很难鼓掌。” ◎ 公民网络围观疑案是一个创举
年前，当一个多年上访维权的村长钱云会蹊跷地死在重型车下，大批媒体和公民观察团前往案发地观察调查，引爆了巨大的公共舆论漩涡。互联网像被点燃了火焰，余温至今仍未消退。由这次钱云会事件产生多个公民调查团，他们前去乐清实地调查，整个网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公民围观团。
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做法。由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公检法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新闻也受到钳制，因此过去的许多疑案都是黑箱操作，公众无法了解内情。但这一次，面对钱云会疑云重重的车祸，公共知识分子和广大网友一起，以事实和推理，重现车祸的场景，审视当局及其权威判断，不断追踪报道被掩盖的事实，对政府的处理方式提出怀疑。 而当局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加深网民们的怀疑。例如，他们掩盖那些支持谋杀的证据，搜走一些能够揭示真相的设备，对现场证人及其亲属进行抓捕虐待，甚至殴打证人和敢说话的村民，强迫被释放的村民签字承认这是“交通事故”，甚至制造恐怖气氛，对前往调查取证的公民调查团成员进行阻扰、传唤、遣返与查抄。 公共知识分子和网民对钱云会事件的持续关注，它的意义类似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可以说，中国网络公民是一大群志愿陪审团员，虽然他们不能像民主国家的陪审团一样分享司法权，不能切实地形成权力制约，但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他们以网络舆论，力图对一党专制下的司法做出平衡，以大众的常识观察分析事件，独立地做出自己的解释。
◎ 滕彪对权力与真相的哲学思辨
流血的严峻现实，促使思想者从中提炼出思想。南非作家库切曾说明他为什么会迷恋“黑色花卉”，是因为“行刑室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隐喻，极权主义与它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达到赤裸裸的极端地步。”
在涉及钱云会一案的文章中，著名维权人士、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滕彪的《分裂的真相——关于钱云会案的对话》，具有特别的思考深度。几十年来的专制统治，人们对隐瞒真相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而滕彪却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从钱云会事件中，滕彪揭示出一种哲学的反讽，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说：“荒谬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真正的存在就是栩栩如生的矛盾，” 滕彪在此文中用对话体裁来讨论苦难和死亡。文中有两个虚构的对话者——“甲”和“乙”，滕彪说都是他自己，但我们能看出来，真实的滕彪在扮演“乙”的角色。就如苏格拉底式反讽一样，滕彪会提出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然后出其不意地展示真相。 在这篇富于哲学思辨性的对话中，处处可见精彩之处。例如，“真相就是权力。真相是生产出来的。寻找真相的主体（人）并不外在于历史、话语，并不外在于生产真相的体制。”“真相！真相！真相死了！这个事件，从网络上疯转钱云会照片那一刻，真相就死了，永远死了！开国大典的照片都能造假，还有什么造不了假！” “正义才是真相的前提。这里的正义也不是什么抽象概念，而是一系列制度：司法独立、证据制度、诉讼程序等等。”“回到钱云会案。真相就是——没有真相。因为没有权力。周老虎、杨佳案、刘涌案、高莺莺案、聂树斌案、汶川地震、八乘八、文革、镇反……真相是什么？每次我们最有兴趣知道真相时，每次我们都进了‘罗生门’。” 像勇敢的南非知识分子一样，曾被评为中国“十大法治人物”的滕彪并不气馁，他从公民网络围观讨论“钱云会命案”之中看到希望：在互联网时代的后极权社会，对某个事件的见证、围观、言说，形成了意义重大的“公众”。滕彪认为，网络的权力将对传统的暴力系统、宣传系统形成最有力的冲击。 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无论“黑色花卉”开得多么邪乎，中国有滕彪、江天勇和傅希秋一类良知的守卫者，希望将始终不渝，在远方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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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3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