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莫言在获奖后必须谈政治？ ————给朋友们的信 各位： 今天是瑞典传统的露西亚节。在白雪皑皑的寒冷冬日，各个学校有一队身穿白色长袍的女孩，腰缠红丝带，头戴烛灯，庄严而缓慢地列队走过教室，吟唱有关黑暗与光明的歌曲。 消息说莫言在瑞典过了这个节日，拿着800万瑞典克朗回中国了。他不再胡说八道，我们也就可以安宁。燕子来信说我“一个人死磕诺奖”，哈，一边上班一边死磕，我也累了。 蒙克在文中提到我：“……散场后茉莉接受媒体采访时，旁边有中国记者互相询问茉莉是什么人，可不可以采访她。我听到其中一位中国记者对另外一位记者说，“她是茉莉，采（访）了回去也没法用。” 记得我在莫言演讲之前散发文章，当时有中国记者约好散会后采访我，后来他们都无影无踪了，好像发现我是洪水猛兽。散会时只有一队香港记者守在门口，看见我从楼上下来，那些年轻的香港记者一齐欢呼——因为在这个貌似庄严的场合，他们找不到其他唱反调的人。 12月8日，茉莉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的采访，这是视频截图。 今天早上我接受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黄娟的采访，因为有三、四十分钟时间，我们谈了好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有关“文学和政治”的问题，黄娟说我谈得比较好，所以我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写下来，稍有增删。 记者的问题是：莫言认为他拿的是一个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要求人们把他的政治立场和写作区别开。此外也有读者认为，不该拿政治问题去为难作家。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关于莫言文学与政治的争议，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莫言必须在获奖后谈政治，理由如下： 第一，瑞典文中“litteratur”是指广义的文学，就如中国传统所说的“文史哲不分家”。195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作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反纳粹反极权主义。可见这个奖是包括政治在内的大文学，不是只指那种纯纯的小文学。 第二，从诺贝尔的遗嘱看，他要求文学作品的“理想倾向”，就是要以人文主义战胜野蛮主义的。二十世纪最野蛮的两种极权主义，其中之一就是共产主义。所以，莫言必须反极权主义，才是符合标准的获奖者，才能称得上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 第三，莫言的作品本身就充满政治，他的《天堂蒜薹之歌》的卷首，自己的题词就是：“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可见莫言自己也知道文学和政治难分难解。同时，莫言的作品里蕴含的一些反人文精神的因素，例如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渲染暴力和消极的宿命论，无不带有政治色彩。 第四，莫言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都要面对的。今天，中国人一打开互联网，就发现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干涉人民的日常生活，例如，网络防火墙、文字狱等，几乎没有中国人能够不受政治的干涉。因此，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为此抗争，去争取好的政治。 第五，获奖作家就成了公众人物，更有义务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言。除非莫言拒绝领取这个奖项，否则他必须在获奖后谈政治问题。尤其是来自侵犯人权的专制国家，从道义上说，莫言无权拒绝谈政治。倒是你们台湾作家有了自由，现在可以不谈政治了。中国的现状就如布罗茨基所说：“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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