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紅的黨旗與《白鹿原》

                                                                                                  （瑞典）茉莉

在鮮花環繞之中，遺體上覆蓋着鐮刀斧頭的鮮紅黨旗，陝西著名作家陳忠實先生，其葬禮可以說是備極哀榮。除了鋪天蓋地的讚譽之聲，各路名流的弔唁致敬，還有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贈送花圈的殊榮。

然而，與這個熱鬧場面不太協調的是，靈棺里的陳忠實頭下枕着一部《白鹿原》。這是一部當代罕見的優秀小說，它所展現的歷史真實與政治傾向，與中共鐮刀斧頭式的紅色意識形態格格不入。

這似乎是一個有點滑稽的玩笑。思考這個矛盾的現象，我們需要認識近三十年來中國文學的進步與倒退，了解在中共禁錮思想的專制制度下，身為作家的陳忠實，曾經有過多麼不同凡響的思想反叛和與文學追求，又曾怎樣無奈地向權力屈服妥協，在精神上閹割自己後名利雙收。

◎ 小說政治傾向與中共針鋒相對

早在1992年《白鹿原》出版之初，該書貶低、否定中共的政治傾向性，就被某些黨性強的文壇領導人發現了，陳忠實獲茅盾文學獎的事情因此受阻。當時，批評者指控《白鹿原》有“傾向性問題”，說作者歪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美化了地主階級，醜化了共產黨人，有意模糊政治鬥爭應有的界限。

這些嚴厲的政治指控，由於當時在文壇享有話語權的評論家陳湧出面說話，而得以緩解。在陳涌確認該書不存在“歷史傾向問題”之後，作者遵囑對該書做了刪改。1997年底，《白鹿原》修訂本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僥倖逃過一場政治追究，這本筆力凝重的傑作得以存活了下來。但凡是認真閱讀過此書的讀者，都不能不承認：那些指控《白鹿原》有政治傾向問題的左派黨棍是對的，他們以特有的黨性敏感，指出了小說的真相。

而《白鹿原》一書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扛鼎之作”，其全部奧秘恰恰在於此：出於文學良知，作家拒絕為中國共產黨唱讚歌。相反，小說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中，完全顛覆了共產黨文學的話語體系，以赤裸裸的歷史真實，對非人性的中共進行了貶斥與否定。

首先，小說把在五十年代遭中共殘酷鎮壓的地主，描繪成代表民族優秀傳統的好人。白嘉軒是《白鹿原》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他堅守“耕讀傳家”的古訓，繼承了父親的族長地位，關心族人的日常生活與生死存亡。儘管白嘉軒有一些舊宗法家族制度的保守意識，但他以“仁義”真誠待人，廣施善舉。在長期醜化地主的中國革命文學裡，此書塑造了一個受人敬仰的正面的地主形象。

其次，小說揭露了中共革命如何無情地吞噬自己的兒女。書中的一個令人唏噓不已的關鍵人物，是白嘉軒的女兒白靈。年輕而真誠的白靈在加入共產黨後出生入死，結果卻在革命根據地遇上紅色恐怖，被冤枉為“特務”給生生活埋了。

再次，通過紛繁複雜的歷史敘述，這部小說表達出的作者的政治態度與歷史觀，幾乎都是與中共的意識形態針鋒相對的。例如，階級鬥爭是中共的基本理論綱領，但在《白鹿原》中，民國時鄉村的階級並非勢不兩立，白家唯一的長工鹿三，與地主白嘉軒的關係就相處得十分和諧，令人感動。

中共一貫反儒，曾把儒家當作“四舊”來鎮壓，而陳忠實的“仁義白鹿原”卻真誠讚美儒家文化和傳統的“仁義道德”。書中也真實描寫農民革命的暴力與非理性，是如何殘忍地剝奪人的生命與尊嚴。

又如，中共總是宣稱自己打敗了蔣匪幫，是中國的大救星，而小說卻借白鹿書院的朱先生發表精闢高論，把白鹿原比作一隻翻燒餅、攤煎餅的鏊子。國共兩黨血腥的政治鬥爭，在小說中的人物看來，只不過是以百姓為芻狗、導致民不聊生的“翻烙餅”而已。

小說里的國民黨員有壞人，也有如鹿兆海、岳維山一類的正人君子。而共產黨方面卻很諷刺，他們的優秀人物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能夠活下來並青雲直上的共產黨人，是白孝文那類踩着別人屍骨往上爬的墮落分子。

◎ 現實主義寫作違背作家本人立場

上述基於小說文本分析出來的政治傾向，陳忠實本人是不會承認的。不但不會承認，老先生如活着，還會高調地宣布，他本人的傾向性與筆者所指出的“貶共”傾向完全相反。

1993年12月《白鹿原》出版不久、尚未獲獎之時，陳忠實就發表了《毛澤東代表着一切普通中國人的獨立人格》一文，熱烈讚頌毛澤東的崇高人格、思想、智慧以及其創立的偉業。2012年在接受中國官媒採訪時，陳忠實又一再強調：“我的《白鹿原》裡是極力歌頌共產黨的。”

如果聯繫到陳忠實本人的中共黨員身份，回顧他長期在農村做基層幹部的生活經歷，我們可以想象，陳忠實“擁共”的自我表白雖有隱情與某種目的，但卻不完全是假話。那麼，一個持擁共立場的作家怎麼會寫出明顯貶共的作品來呢？

這種看似奇怪的現象，其實並不奇怪。在西方文學史上上，這種現象被理論家定義為“現實主義對意識形態、對政治觀點的勝利”。作家們雖然都會有自己的階級立場與政治觀點，但一旦他們秉承現實主義寫作方法，真實地觀察與描寫歷史與現實，那麼，其作品傾向就可能走向本人政治立場的反面。

恩格斯在談巴爾扎克的創作時說：巴爾扎克的同情心雖然是在貴族一邊，但在作品中卻毫不掩飾地讚美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聖瑪麗修道院的英雄們。以此為證，恩格斯指出：“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

而陳忠實的《白鹿原》屬於經典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拜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賜，陳世忠一度擺脫了中共極左的“革命現實主義”桎梏，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他運用了一種具有現代性的現實主義手法，全景式展現渭河平原五十年的滄桑變遷，寫出了一部中國人的心靈苦難史。

談到醞釀構思《白鹿原》的過程，陳忠實說自己“查閱縣誌黨史文史資料，在西安郊縣做社會調查，研讀有關關中歷史的書籍”。儘管小說是虛構的，但其中的很多場景與細節，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出處。例如，有些小說情節是以關中、西安的歷史事件為背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被稱為“白鹿精魂”的高尚人物，都有其現實的生活原型。例如，堅持儒家文化、處處與人為善的朱先生，其原型是清末舉人、關中大儒牛兆濂。被中共活埋的白靈姑娘，其悲劇取材於革命烈士張靜雯的遭遇。書中治病救人的冷先生，其醫生形象來自《藍田縣誌》。

◎ 為獲獎自我閹割，高調頌毛

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曾因一部《靜靜的頓河》成為蘇共高官，陳忠實也同樣因為一部《白鹿原》，一躍成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兩人都出身於農民家庭，受過苦，都曾在共產黨的基層任職。

有國內評論家說：“《白鹿原》是從《靜靜的頓河》這棵大樹上搖落的一粒種子。”陳忠實之所以能一度擺脫紅色文藝之窠臼，與《靜靜的頓河》對他的深巨影響有關。他的《白鹿原》學習《靜靜的頓河》，以客觀求真的態度，揭露共產黨的血腥與醜陋。兩部作品都同樣遭受過政治審查與批評。

不同的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肖洛霍夫後來為蘇共的高壓政策辯護，招致作家們的憎惡，而陳忠實成名當官之後，據說還保持了某種農民的樸實和謙虛。但是，從《白鹿原》出版後他的一系列表現來看，這位農民作家在精神上迅速地萎靡下去了，一蹶不振。這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為了獲獎，陳忠實修改了《白鹿原》，對作品實行自我審查。茅盾文學獎是中國長篇小說獎的最高榮譽之一。1997年，該獎評委在評議《白鹿原》時出現分歧。陳忠實接受了要他修改的建議，刪改了兩三千字，其中包括一些政治敘述，例如關於政治鬥爭“翻鏊子”的評論，還淡化一些性描寫。

拿一本不明不白的修改版去獲獎，陳忠實因此受到一些嚴肅評論家的批評，被指責為“迎合評委”，“對讀者的背叛”，“向政治與功利的一次可恥的妥協”。

第二，自《白鹿原》出版後，陳忠實急于澄清自己的政治傾向，他轉而高調地讚頌毛澤東，並聲稱自己的作品是“極力歌頌共產黨的”。

第三，此後二十年，陳忠實只是“寫寫散文，隨意寫作”，不敢再以小說“妄議”中國政治歷史。即使他曾醞釀過一部描寫當下鄉村生活長篇小說，也一直沒有動筆。

◎ 政治恐懼與科舉文化後遺症

 至今還有一些文壇批評家不能原諒陳忠實的刪書行為，視他為“軟骨頭”。但我們可以用史學家陳寅恪的“同情之了解” 的態度，設身處地體察對方，把陳忠實的“軟骨頭現象”放到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中去看。

即使中共官方如此表彰陳忠實，至今還有左派人士稱陳忠實為“反共作家”，指責陳忠實那一代作家“真真切切地顛覆了共產黨的歷史以及植根於這段歷史的價值觀。”長期以來，左派們所扣的上綱上線的政治大帽子，該書曾被廣電部列為影視禁拍作品的麻煩，都令陳忠實氣惱鬱悶。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甚至產生了恐懼心理。

在八十年代中期短暫的政治艷陽天裡，陳忠實開始構思《白鹿原》。當時思想解放的作家，如饑似渴地吸收新的寫作手法，大膽反思歷史，調動多種文化資源。這部小說可以歸於的“新歷史小說”、“尋根文學”一類，具有鮮明的反叛性與冒險精神。

然而，當陳忠實面壁六年，終於在1991年末寫完全部書稿，時勢遽變。“六 / 四慘案”震撼了世界，也窒息了一些自由寫作的中國作家，打斷了他們的脊梁骨。審時度勢，心懷恐懼的陳忠實不敢把已完稿的《白鹿原》拿出來，他甚至和妻子說，準備不做作家去養雞。直到1992年的一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傳來，陳忠實預料形勢將會寬鬆一點，才敢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信，並要求出版社派文學觀念比較新的編輯前去取稿。

從反叛到屈服，這對具有傳統風骨氣節的士人和現代獨立知識分子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但陳忠實既不是士人，也不是獨立知識分子，他本來就是共產黨的鄉村幹部。文革時上五七幹校，他的背包里只有兩本書，一本《毛選》，另一本是柳青的《創業史》。未曾吸收過更為豐沛廣博的文學源流，又缺乏堅定的自由主義理念支持，陳忠實很容易就放棄自我的獨立精神，隨波逐流，回歸毛時代的意識形態。

從現實功利角度來看，陳忠實也不能不妥協。中國文壇一直就有科舉文化後遺症，古代文人以一篇文章中舉，由此獲得高官厚祿，現代文壇也有“一本書主義”。在海外自由社會，只有一本書的作家往往難以靠寫作養活自己，但在中國，寫出一本好書就如同中舉，能使人登上文壇高位。

並不把文學當作自身的信念與生命狀態，深知“向陽花木易為春”，陳忠實以中國人特有的方式——政治表態和聲明，化解了他與中共之間的心結。《白鹿原》大紅大紫，巨大的銷量，使長期生活清貧的陳忠實躋身於“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

在離開人間時，功成名就的陳忠實是否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意呢？我們不得而知。但這裡有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在回歸鮮紅黨旗的二十餘年中，陳忠實不敢再觸碰敏感的寫作題材，精神上自我閹割了，創作力也因此喪失，他再也沒能拿出優秀作品來。

謹以此文悼念陳忠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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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6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