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從內容上看，此文似寫於“薄熙來事件”以前。按照作者的分析，薄熙來這幾年領導的重慶所發生的變化， 完全都是他認真實踐“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即通常所說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總稱）”的結果。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現在，將薄熙來打倒並將他在重慶的實踐完全否定的人，恰恰又是這個“理論體系”的發明人之一。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所謂的“理論體系”呢？也許，這個“理論”不過 是為了騙人，是在“賣狗肉”時掛的“羊頭”；而薄熙來的“天真”就在於他以為既然掛了“羊頭”，就應該賣“羊肉”才對，於是，他個人的悲劇就發生了。但是，他的悲劇卻產生了一個令否定他的人意想不到的結果：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真地思考中華民族的前途了。這樣的思考，對於整倒薄熙來的人的打擊程度和對他們的計劃的瓦解作用，也許比薄熙來本人的力量要大得多！

    2007年仲秋，中央決定58歲的原國家商務部長薄熙來赴重慶履新。重慶直轄後的地域面積幾與奧地利國相等，相當於5個北京、12個上海、80個香港……重慶市是中國、似也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市”。薄熙來掌渝，恐怕是他從政以來所遇到的最棘手、最嚴峻的挑戰了。他當初所面對的是這樣一個重慶。

    1、貧困與落後。重慶號稱“市”，其實是小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三峽);城鄉差別不啻天壤，所轄40個區縣，貧困的占一半，其中17個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連溫飽都談不上的絕對貧困人口占重慶總人口一成以上。

    2、污染與破壞。山城變成“黃霧之城”(大量重化工業廢氣、煤煙粉塵與兩江霧氣混合生成黃褐色濃霧，常年籠罩山城，並在雨天形成酸雨)。路透社曾報道：“重慶啥生意最興旺? 路邊擦皮鞋的!”並宣稱“重慶不合適人類居住”。北京李希光教授1996年在親睹了“重慶到萬縣，長江兩岸到處是工業排污口”之後，曾通過新華社動態清樣向中央“密奏”：重慶幹部群眾擔心三峽庫區成為世界最大的垃圾坑! 

    3、黑惡與腐敗。有“哥老會(其成員叫袍哥)”傳統的重慶自直轄以降黑道猖獗，惡行泛濫; 更為嚴重的是，警匪沆瀣，官商一氣，“保護傘”下紅罩黑、紅變黑，共產黨里正怯邪、正變邪。

    4、各種社會矛盾積聚與交織，呈複雜、尖銳、惡化態勢，市委市政府門前群情洶湧的上訪人群風雨無阻，無日無之；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

    重慶啊重慶，你會成為慣於披堅執銳、東征西戰的薄熙來的“滑鐵廬”嗎？在薄熙來執掌重慶的最初歲月里，多少善良的人們為他緊捏一把把汗呀！這就是薄熙來重慶“新政”的“現場”背景。

    薄熙來興許是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最富有個性、最不懼挑戰的一位了。他崇拜毛澤東(他能整段整篇地背誦毛的文章)，毛澤東一生充滿挑戰但從未被任何挑戰所壓倒——毛的這種特異稟賦不能不深深影響了薄熙來。

    薄熙來，晉人，與人民共和國同齡，牛肖，獅子座。一米八幾的身材，沒有發福的肚腩，俊朗，挺拔。清澈的目光，洪亮的嗓音，犀利的談鋒，爽朗的笑聲。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畢業的北大高材生，學識淵博，視野宏闊，思維敏捷，處事果決。

    換一種角度，重慶，還真稱得上是薄熙來的“福地”，因為，“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正是在重慶這個特殊舞台上，薄熙來以超乎尋常的勇氣、智慧，和共產黨 人無私無畏敢於屹立於時代浪尖的大開大合英勇機敏的執政自覺，上演了一出出波瀾壯闊、深得黨心民心的精彩活劇。

    薄熙來在重慶三年的“新政”(我稱之為“千日維新”)，幾乎涉及重慶政治、經濟、社會、司法、教育、文化、衛生、城市建設與管理、生態及百姓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可以說，薄熙來改變了重慶，重塑了重慶，讓重慶人民迎來了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年代！

    粗略統計，“千日維新”涉及的薄在渝的各種講話、報告、批示、文章等，其文字總數以百萬計；重慶出台的各種“新政”典章及有關其來龍去脈的相關資料，加上中 央與地方及海外各種媒體的報道，和各路專家學者的評說、解讀，更是林林總總，非一部大書不足以述其詳。不過，以下20個“關鍵詞”還是可以幫助人們管中窺豹的：民生，公正，打黑除惡，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五個重慶”建設，“三項制度”，“三項活動”，大下訪，公租房建設，戶籍改 革，六大要素交易所，“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留守兒童培養，校警和警篷上街，綠化長江，內陸大開放與“三洋戰略”，經濟發展“三駕馬車”，兩江新區， 兩路寸灘保稅港區，西永綜合保稅區。

    最早提出和報道“重慶模式”的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記者紀碩鳴，認為“重慶模式”就是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是對共產黨傳統的回歸。重慶市委黨校蘇偉教授指出，薄熙來主政重慶後形成的“重慶模式”的實質和核心，是重塑重慶共產黨組織的靈魂，重樹重慶共產黨幹部的形象，重建重慶黨員幹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重拾人民群眾對黨委政府的信任與決心。我完全贊成上述紀碩鳴、蘇偉的觀點。

    我試圖提出我對“重慶模式”的理解和概括：薄熙來同志在重慶的“新政”，以民為本，清弊革新，行非同尋常之舉，成後來居上之功；首倡並踐行“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產力”的全新執政理念；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五大重慶”(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健康重慶)戰略；重建社會價值規範和核心價值體系，等等，將共產黨在和平時期的執政宗旨和使命淋漓盡致地展現於世，即：為百姓謀福祉，為社會開太平，為發展定方向，為政權夯基礎。“千日維新”，重慶巨變；百姓雀躍，舉國矚目。薄熙來同志在重慶的艱辛努力和實踐，已決非地方層面上的一般操作(它的影響和意義已遠遠超越重慶)，而是事關黨國前途和命運的生死抉 擇！

    今天，任誰都無法否定，短短三年，薄熙來讓重慶“舊貌變新顏”。“曾經，我覺得重慶像香港，現在發現它更像坐落於兩江之畔的芝加哥。”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馬蘇德如是說。美國《新聞周刊》封面故事乾脆把重慶叫做“長江芝加哥”。《福布斯》更把重慶推上了未來10年全球發展最快城市的亞軍寶座。

    新華社原副社長馬勝榮說：“城市迅猛發展，社會各階層共享幸福，重慶是一個充滿光明的現代城市”。紀碩鳴說：“重慶在城市發展中的實踐，給亞洲，甚至是世界各國都提供了經驗。”蘇偉說：“薄熙來新政已經為重慶帶來巨大的經濟、政治、文化成果，所以重慶從幹部到老百姓，當然是非常擁護他了，他的威望、人氣確實高。”

    薄熙來治渝三年，實現了經濟大發展、民生大提高、城市大變樣、社會大進步，確實是成就卓然，功勳昭彰！人們稱薄熙來“新政”為“重慶模式”，這無疑是對薄治 渝三年的肯定、獎掖和激勵。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共產黨執政要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的檢驗。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我相信是經得起這三項檢驗的。

    有人說，“重慶模式”是“左”的東西。哲學上，主觀超越客觀謂之“左”，主觀落後客觀謂之“右”；無論“左”或“右”，都是主客觀背離、不相符。

    如前述，薄熙來對重慶的認識和判斷是準確的、符合重慶客觀的，哪來主客觀不一致?何“左”之有？在現實生活中，確有一些人不喜歡毛澤東(誰提毛澤東誰就是“左”)，甚至，他們把毛澤東思想和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所有做法都當成“左”的東西來加以認 定和討伐。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幼稚和偏見。誠然，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犯過“左”傾錯誤，但這並不等於可以把毛澤東思想和“左”直接劃等號。薄熙來重 提共產黨的革命理想，重提愚公移山的精氣神，如果這也姓“左”，那共產黨還姓馬克思嗎？

    這個問題所暗含的另一層意思是，現在誰強調精神層面的東西就容易被說成“左”。這很可怕。物質至上的拜金主義早已在蠶食和吞噬我們民族的靈魂和骨髓了。薄熙來說：“我們黨成立之初，沒有任何資本，更沒錢‘發獎金’，但有先進的思想，就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如果GDP能解決一切問題，那還要我們共產黨幹什麼?”中國政治，太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改革開放前，完全不講物質當然不對，但這些年來完全不講精神就正確了嗎？

    薄熙來是吃過“左”的苦頭的。他在文革中被關押五年之久。我相信他對“左”深惡痛絕。只是他不願意“在倒髒水時連孩子都倒掉。”我們黨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不等於可以徹底否定和丟掉毛澤東思想啊。

    還有一種反對意見，說“重慶模式”是薄熙來個人專制的東西，看不到民主與法制。這種意見頗有市場，其實似是而非。平心而論，“重慶模式”確確實實、而且不可能不帶有薄熙來個人的深刻烙印和色彩。這很正常，就像人們無法想像沒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復仇記”、沒有里根的“里根經濟學”，甚至，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思想”一樣，如果沒有薄熙來，是不可能有今日之“重慶模式”的。這和專制與否是兩回事。

    親愛的朋友呀，請不要忘記：重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個(依設立時間排序)直轄市，它的基本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其運行機制都是由整個 國家的制度及其運行機制所決定的，即是說，在涉及民主與法治這種重大而敏感的問題上，薄熙來曾借用體育術語來表達：重慶能做的、所做的，都是中央規定和要求的“規定動作”，而不可能有重慶自己的“自選動作”。誰都知道中國目前在民主與法治方面存在不少不足之處，但我們不可能脫離國體、國情來苛求薄熙來同志“應該如何如何”，而完全不顧和忽略了他只能在“允許如何如何”的前提和框架下施政。不切實際地要求薄熙來同志主觀超越客觀，這本身就是一種“左”。

    批評薄熙來“專制”的意見無疑是站不住的。但持這種意見的人總喜歡將原有意見改頭換面，不斷拋出“新論點”。

    新論點1：薄在重慶的施政還是那種落後的“青天的故事”，“重慶模式”就是“青天模式”。 

    辯駁：在我看來，中國現在所處的發展階段還離不開“青天”，只能是“青天”和法治並重。蘇偉說得好：“我們的民主滯後，黨員不能監督黨委、人民不能監督政府，導致腐敗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當前肅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鬥爭就只能表現為‘青天’與‘保護傘’的鬥爭。這是重慶模式的一個亮點。

    誰都明白，“青天模式”肯定不是民主與法治社會的最高階段和最好形式，它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同樣應該明白的是，在中國尚未完全建成民主與法治社會之前，“青天模式”完全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用最直白的語言說，有“青天”總比沒“青天”好! 煩請尊貴的精英們移動玉步，去民間、去社會底層、去老百姓那裡、去訪民那裡走一走聽一聽看一看吧，在一個昏官庸官貪官壞官恣意橫行、社會普遍缺失安全感正義感、司法不公不彰不作為、冤假錯案堆積如山的地域，“青天”對於普羅民眾來說，是久旱後的甘霖，是黑夜中的燈塔，是最後一根救命的稻草啊!我曾在重慶走訪過一些受惠於薄熙來“新政”、拖壓十幾二十多年的歷史遺留問題最終得以解決的“上訪專業戶”，聽他們講“薄青天”的故事，聽他們老淚縱橫地喊“共產黨萬歲”，看着他們重新安居樂業、快意生活，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朋友啊，人不能總生活在理論中，理論永遠是灰色的，而生活、生命之樹常青。

    你知道薄熙來去年動用財政近50個億解決了歷年信訪中的十萬件積案 (如今市委市政府門口已很少看到上訪者了)，這數字背後的無數的悲歡離合嗎?你知道薄熙來把20萬幹部“趕下去”大下訪、大走訪，“進村、進戶、進田間”，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並且“結窮親 (幫助脫貧致富)，這意味着什麼嗎? 在薄熙來心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至高無上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特殊利益集團，都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他最不願意看到“民不聊生”，而寧肯讓“官不聊生”：不少重慶幹部剛進農家時，普遍“吃不飽”(吃慣了山珍海味，咽不下粗茶淡飯)、“不敢睡”(沒有席夢思，緊挨着豬圈)、“不會幹”(農活)，但最終絕大多數幹部都轉變思想與作風，與人民站在了一起，與薄熙來站在了一起，重慶人民說“毛主席的共產黨又回來了，薄書記就是我們的青天!”

    新論點2：薄將重慶財政的一半用於民生支出，類似做法，未經人大立法，還是“人治”。

    辯駁：薄熙來的民生舉措，是基於深厚民意的中共重慶市委的集體意志和決定，其正當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薄當然是精於把握規則和流程操作的政治家。黨委的決定何時與如何通過人大轉換為法律法規，這是政治家統籌和平衡全局的事，是操作層面的事(這裡面似還有一個試驗和完善的過程)，不關“人治”。

    新論點3：薄的知識結構可能缺一塊民主憲改，如果“重慶模式”有這塊內容，我就舉雙手擁護。

    辯駁：薄的學士和碩士學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分別在中國最高學府(北大)和最高人文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拿 的，他學的是社會科學，所以我不相信薄不懂西方民主憲政那一套。我想說的還是那句話：不要離開了中國國情和什麼階段做什麼事、什麼位子做什麼事的基本常 識。如前所述，薄熙來掌渝治渝所面臨的最緊迫最重要的問題是民生問題、社會公正問題、經濟發展的謀篇布局問題、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解決歷史欠賬化解矛盾的問題，等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中國率先建立民主憲政的問題。

    儘管如此，薄熙來在力推基層民主方面還是不乏建樹、可圈可點的，比如他的“三項制度”(①基層黨組織書記每周一次接待群眾；②基層黨組織班子成員每年兩次走訪轄區每戶群眾；③群眾意見定期辦理反饋)，完全可以成為中國基層民主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抓手。

    寫到這裡，該請出對薄熙來重慶“新政”的另一種重要批評了：“做秀”。做秀者，避實就虛、華而不實、好大喜功、形式主義之謂也！

    不錯，薄熙來是個頗有“明星”風采的政治家，氣宇軒昂，英華發外。這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他的另一面：思深憂遠，實幹苦幹。薄擅言辭，重行動。這並不矛盾，在他身上是高度統一的。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說他“做秀”，不公平，更不符合事實。請看事實：

    1、他按照胡錦濤對重慶的三大定位 (把重慶建成西部重要的增長基地、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 ，殫精竭慮，夙興夜寐，實現了重慶經濟超常規的高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這是要看到真金白銀的，不是吹出來的，不是做秀，是真本事，真傢伙，是中央和老百姓看得見摸得着的實實在在的輝煌政績！

    2、他高舉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幟，把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說，江澤民講過一句非常意味深長的話：“要把關 注民生作為黨長期執政的基石”，這句話講得非常到位，非常深刻。我們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探索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他念念不忘和全力推進江澤民給重慶交辦的“四件大事”：按期完成三峽移民遷建，培育和再造庫區產業和社會功能; 大力實施國有企業戰略性重組、振興老工業基地；大力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和新階段的扶貧開發；大力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皇天在上，江河行地，堂堂封疆大吏，視民如傷，臨深履薄，豈容戲言和做秀？

    3、他頂着巨大風險和壓力 (包括京城各路電話和說客)，為了給重慶人民和外來投資者一個公道、一個安寧的環境，義無反顧地向黑惡勢力、腐敗勢力勇敢宣戰！貪腐分子要他“走着瞧”，黑社會要取他性命，他橫刀立馬，無所畏懼，大打“人民戰爭”，硬是將一個個惡官、惡匪挑於馬下送進大牢繩之以法(小平長子鄧朴方親赴重慶為他撐腰，勉勵他 “多殺幾個壞人”)。請問天底下有這般“做秀”的嗎？

    這裡順帶說一下有關薄熙來打黑就是打壓民營企業家的問題。黑社會組織在當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企業化，所以黑社會頭目多是以民營企業家的身份出現的(實際上他 們往往還有另一個公開身份：“兩會代表”)。打黑首先就是打掉這些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但這絕不意味着打黑就是打壓民營企業家，準確說，打黑是打擊那些披着 民營企業家外衣的黑社會分子。正如我們不能說打黑是打壓“兩會代表”一樣，說打黑是打壓民營企業家是完全錯誤的，不久前公布的2010年胡潤百富榜，100個富豪中有25位是重慶民營企業家，占了四分之一。薄熙來來重慶後，重慶的民營企業家過得究竟如何，這應該有助於說明問題了吧！

    4、他牢記小平遺言，矢志完成小平未竟事業。小平生前最憂慮和擔心的事是：第一，對人民的思想教育。1989年小平說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不是學校教育，而是對人民的思想教育)。小平一直困惑於老百姓“端起飯碗吃肉，放下飯碗罵娘”。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時期，嚴重的問題是教育人民。薄熙來的“唱紅 (唱讀講傳)”正是沖此而來。第二，貧富殊懸，社會不公。小平說中國如出現兩極分化，貧富殊懸，那改革就走上了邪路。薄熙來“新政”不就是要解決小平想解 決而未及解決的問題嗎? 第三，東西部發展不平衡，西部太窮，長此以往是要打內戰的。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說到本世紀(20世紀)末就要宣布西部開發。1999年 江澤民代表中央宣布西部大開發。但進入新世紀後，東西部差距還是在不斷拉大。劉亞洲將軍說得好：中國是西部決定論，東部出事，西部未必出事；西部出事，東部必出事。薄熙來是深諳這一戰略大局和要義的。只有西部發展了，中國才能真正穩定和繁榮。他要重慶後來居上的參照系是東部，是比照東部沿海說的。第四，三 峽不能出事。薄熙來把三峽看得極重。三峽建成後，發現庫區腹心地帶的地質災害隱患點數以萬計，而且出現了比泥沙沉積更嚴重的問題：鵝卵石沉積。薄熙來號召 建設“森林重慶”(一些學者根本就沒有搞清楚這裡面的重大戰略意義，盲目指責薄“種樹做秀出風頭”)，其中重中之重是“森林長江”(尤其是三峽到重慶的 600公里江岸線)，目標是“一江碧水，兩岸青山”。三峽不是兒戲，國運關天，豈容做秀？

    5、他看到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共產黨脫離人民群眾的巨大危險，採取了一系列非同尋常的舉措，拔丁抽楔，撥亂反正，恢復和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從根本上夯實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同志們啊，薄熙來在重慶所做的事，樁樁件件，哪一樁不是共產黨的大事、中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老百姓的大事、重慶的大事? 他沒有避實就虛，沒有華而不實，沒有好大喜功，沒有形式主義，一句話，沒有做秀！如果非要說這是“做秀”，那也是人民滿意、高興和擁護的“秀”。這樣的“秀”，於人民、於重慶、於國家，何樂而不為，多多益善焉！

    2010年10月12日夜，我在重慶人民大會堂觀賞“綠化長江，重慶行動”的大型公益演出，親睹了重慶人民對他們的薄書記的自發的、真誠的、長時間的、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 當時緊挨着薄熙來同志的，是謝老覺哉的遺孀、100歲的王定國同志。我由衷感嘆：多少年未見了，共產黨的領袖如此受到人民的愛戴和擁護!可是，為什麼我們一些精英們的感受和老百姓的感受會如同天壤？

    現在，該面對精英們對薄熙來的最後一條指責了：“有野心，想進常委。” 這本來不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因為它是主觀對主觀，即以自我主觀臆斷他人主觀，缺乏客觀理性;再且，這是一個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你無論回答YES OR NO，都會掉入指責者為你預設的陷阱里。本文的旨趣，只是想借這個問題帶出筆者對黨和國家人事制度的一些看法。

    改革開放初期，小平同志講過一個重要的觀點，即我們黨要多用、重用“明白人”和“能人”，而不能總選那些不幹事、幹不了事，成天搞關係，(選舉和評比的)得票總是最多的人做領導。遺憾的是，中國目前幹部人事工作的現狀，正是小平同志當年批評的那種情況。如今的中國官場，幹事的容易挨整，不幹事的等待升遷；現任不理前任事，新官不理舊 政；眼睛只盯着GDP(老百姓罵作“雞的屁”)，其他社會、政治和歷史問題一概不理不作為；為官“只做面子，不做里子”，“只管眼前，不顧將來”，“只抓易事，不碰難事”，風險無限押後。

    官風至此，匪夷所思！無怪乎劉亞洲在《西部論》裡疾呼：“一個制度如不能讓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就必然滅亡!”

    薄熙來的卓而不群，正在於他永遠堅守理想和信念，不隨波逐流，不附炎趨勢，永遠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堅守執着，大氣磅礴，激情如火，敢作敢為，他對自己和下屬的要求是著名的“三干論”：幹事、干成事、自己乾淨。我想，薄熙來未必不懂那些“官場秘籍”、“升官訣竅”，只是他不屑。薄也不可能不懂“無為而治”，和稀泥，不得罪人，做“好好先生”。但是共產黨人的使命感、責任感，山城當初的嚴峻態勢和山城人民的殷殷期盼，註定了薄不可能無為、不作為。不作為向來不是薄熙來的性格! 薄熙來“新政”也罷，“重慶模式”也罷，統統與“不作為”絕緣。如果不作為，他就不是薄熙來！薄正是小平同志所講的中國共產黨內難得的“明白人”、“能人”。一位網民在網上貼了這樣一幅對聯：熙來薄己厚天下，天下豈可薄熙來。可惜，沒有橫批。

    千里為重，廣大為慶，這是“重慶”兩字按簡體字的一種拆解。千里、廣大，講的都是空間，大空間。印象中，重慶在其悠遠的歷史長河中，在時間上一直是緩慢、遲滯的。是薄熙來，給重慶注入了全新的“時間”意識(這讓我想起了胡風先生在新中國誕生時寫的那首名詩《時間開始了》)，讓這座歷史名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節奏，在短短1000天的時間裡，煥發出青春的光彩和少年的蓬勃活力!請注意，他的“五大重慶”戰略是有明確時間表的，是要在五年內基本建成的。有此偉略和膽魄者，現今中國有幾人？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薄熙來“新政”，是重慶歷史上的一座永恆的豐碑。